受到了美国的富裕。晚年时，在和《时代》公司的一位职员讲到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卢斯曾这样说：
我可能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漫、太理想化的观点。我距美国很遥远，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我来说，只要美国能成为一个黄金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确，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假如美国有什么过错，那就是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有太多的人变得太富有，而富人则更容易变得有罪。形成这一理想化的美国观，是因为我接触到的美国人都是好人。（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48页）
封面中国 第一章（9）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于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讲中，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作者还指出：“他将他们视为充满智慧、能干的人类生命，他不同意对中美合作的指责。相反，他称赞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们在抗战中所逐步推进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由美国人创建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多。’”
关注亚洲，对于卢斯来说，更大程度上就是关注中国。卢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了他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到各处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美国政府除了谴责日本，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援中国，甚至没有停止为日本提供的贷款。对此，卢斯不断提出批评。他在《时代》上撰写社论，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的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卢斯与父亲路思义之间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这一天，卢斯和夫人在纽约寓所吃午餐时，传来了珍珠港令人震惊的消息。卢斯立即前去编辑部指导即将付印的《时代》、《生活》的修改。与此同时，他给父亲打去电话。路思义当时与女儿女婿一起住在波士顿。路思义年届73岁，且重病在身，但他仍为听到这一消息而激动。为中国的缘故，他和儿子一样，对美国现在向日本宣战而舒一口气。他说：“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会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对我们的意义。”
路思义当天晚上逝世，死在亚洲战局和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
虽不是传教士，卢斯却是虔诚的基督徒，卢斯延续着父辈的梦想。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有时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蒋介石、冯玉祥，在20年代《时代》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自然会更加吸引了卢斯的目光。19、20世纪之交时，父亲以传教士身份出现，孜孜不倦于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卢斯则在20世纪20至50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也许他对中国终于出现了信仰上帝的政治强人而兴奋。在幻想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梦境中，他无疑还是和父母站在了一起。
冷战期间，卢斯一直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即便在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依然予以关注，曾到台湾和金门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不过，这却是最后一次。
卢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着中国。
1955年，卢斯大胆提出一个积极的计划，以缓减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紧张状态，推进美中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时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灾荒和饥饿。他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提供为期10年的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改善共产党中国的生活水准。卢斯的计划包括制定一份妥协方案，既能包容国民党的观点，又能与共产党中国调和。卢斯关心的是共产党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的目标，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他要避免“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然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政策制定者们认真地对待过他的建议。（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67页）
1948年之后，卢斯本人关于中国的谈论或写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这时，他同意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红色中国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期激发卢斯提出一个新的“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旧金山以此为题做过一次演讲。他回忆说：
封面中国 第一章（10）
今天，东方和西方之间对话的范畴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广泛的拓展。当我在耶鲁大学念书时，学校里只有一门关于东方史的课程，时间为一两个小时，听课学生只有6位。这一状况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也没有太大改变。当时，整个美国几乎只能找到20多位亚洲专家。而今天，据亚洲学会会长、前驻泰国大使的统计，至少有200位专家，并说这一数量近年内会成倍增长。（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79页）
与此同时，卢斯希望能亲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通过中国在伦敦的大使馆申请签证，但直至去世他也没有接到答复。毫不奇怪，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下，他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关于卢斯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远非几句话能够阐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辈朋友和共事过的《时代》编辑，研究他的专家，在不同时期的专论中，对他的评说也各有差异甚至迥然相反。在40年代，《时代》的几位著名记者如白修德等人，70年代《卢斯和他的帝国》的作者，都批评过卢斯，认为在40年代末期美国“失去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卢斯乃至他的杂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看法过去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声音，但1990年出版的《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则持不同看法：
从90年代的观点来看，卢斯关于中国的判断，看上去并非太错。他对中国人的理解，对蒋（介石）的窘境和毛（泽东）的行为方式的理解，远比白修德、斯万贝格以及无数谴责过他的中国观点和编辑方针的批评家都要清晰得多。遗憾的是，卢斯未能看到1986年1月《时代》年度人物选定邓小平以及对他的改革政策的报道，也没有看到西方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革命的重新评价。不过，如果他看到了，他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解读一个历史人物实在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何况是拥有《时代》、《生活》杂志这样一个媒体帝国的卢斯。在本书后面关于中国封面人物的内容中，他仍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在对一个个人物的描述中，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会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
在1965年发表的旧金山演讲中，卢斯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诗：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者永不会相遇
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
上帝伟大的审判席上。
卢斯感慨地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吉卜林的这一名句被20世纪的诸多事件证明已经过时，我则要说，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只不过刚刚开始。”
他的感慨没有过时。在21世纪刚刚开始时，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西方，又开始了新的接触——一个与100年前完全不同的接触。世界格局、双方状况、不同群体的心态都已发生变化，但纠缠过历史的种种困惑，依然在把人们纠缠；新的、难以预料的问题正在发生并且还将发生。
它们还会将双方拖进总也走不出的困境吗？新的100年该如何走过？且留给22世纪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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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二章（1）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
GENERAL WU（吴将军）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吴将军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将军”在这里译为“大帅”，更为妥帖。吴佩孚——当时人们习惯称他为“吴大帅”，与他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被称作“张大帅”。
此时吴佩孚作为一代枭雄，其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南至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9月8日的这一期《时代》出版时，在中国南方，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正在上海爆发江浙战争；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北方控制权，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此次，吴佩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交锋。即便远在美国，《时代》的创办者卢斯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
本期《时代》以吴佩孚为封面人物，主要报道的不是即将爆发的直奉大战，而是在上海周围发生的江浙战争：
开战？
上周，中国面临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中部的两个濒海省份江苏、浙江，军队正在交界区域频繁调遣。有报道说战斗已经打响，但未得到证实。
围绕这一战事，《时代》介绍了双方有关的三个军阀：
齐燮元将军，江苏督军，吴大帅的朋友。
卢永祥将军，浙江督军，曾任淞沪护军使。齐将军的敌人。他约57岁，在任浙江督军之后，他曾任命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而上海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