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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客方知饭店亲
古老的中国智慧这样教导我们说：
如果你想一天不得安宁，你就请客；
如果你想一年不得安宁，你就装修；
如果你想一辈子都不得安宁，你就结婚。
关于“一辈子不得安宁”的另一个版本是：“如果你想一辈子都不得安宁，你就娶姨太太。”娶姨太太当然是旧社会的事，新社会改叫“包二奶”。这个版本，无疑令“一辈子不得安宁”更有说服力，但是不知何故，旧社会里的姨太太们好像个个都擅长炊事，至今仍在流传的一些著名私房菜系或者个别名馔，都出自姨太太之手，莫非，老爷们当年就是为了经常性地避免“一天不得安宁”而选择了“一辈子不得安宁”？
扯远了。就说请客，对于习惯于下馆子的主儿来说，所谓“一天不得安宁”，基本上指的是在家里请客——我看出来了，这三件事之所以都让你不同程度地不得安宁，完全系因它们都是在自个儿家里办的——不信，你改到饭店请客，去别人家装修别人的房子，或者和别人的老婆在别人的家里结婚——当然也不会很安宁，但比你更不得安宁的，肯定就是别人了。
为了把《 天下美食 》杂志上种种好吃的内容落到实处，以飨同好，我们在办公室楼下设了一个厨房，摆了一张可容纳十来人吃饭的饭桌，墙上高悬楠木牌匾一道，上书“天下美食厨房”，乃蔡澜先生之手笔。厨房里一应设备，当初装修的时候，也都是按照饭店里的专业级配置。这一亩三分地，虽不是自己的家，但怎么说也算是杂志社同仁们一个共同的小家——温馨吧，然而与请客吃饭有关的一应问题，也就由此而生。
各式各样的食材，虽然系杂志社同仁或酒肉朋友们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搜罗而来，却因为“天下美食厨房”里没有一个男人是饭店出身，更没有一个女人是姨太太出身，故除了朋友们一时兴起客串，每回在楼下请客吃饭，都要请饭店里的大厨到场“堂会”，尽管炊具一应俱全，但大厨们有时还得另外带几件自己用惯了的家伙事儿。就说今年春天，有同事到浙江安吉报道当地的春笋，顺手就从山上挖了一批新鲜的回来，于是就打算在“天下美食厨房”安排一场春笋宴，以飨同好。于是，当下磨刀霍霍，呼朋唤友，找了一家相熟的饭店，请店家派精于料理春笋的厨师前来现场制作，且以笋为主题，安排了一些配菜。请客吃饭是在晚上，当天下午，我就和助理来到饭店，和老板及大厨专门开会研究，从原材料到调味品，从主料到配料，从主菜到配菜，从配菜到配酒，从餐具到菜单，从现场制作到半成品运输，需要派几个厨师，必须配几个服务员……
两个半小时里，大概讨论了不下三十个细节。大约在讨论到第二十八个的时候，饭店老板点上他这天下午的第九根烟，冷不丁地爆出一句：
“老沈，我看，今天晚上还不如就把你的客人直接请到我的饭店里吃一顿算了。”
醍醐灌顶啊，谁说不是呢？饭店多好哇，什么都有，什么都是现成的，我这是干吗呢？我没日子作了吗，我？
所谓“一天不得安宁”，也只有到了这一天的这种节骨眼儿上、也就是神经和体力双双濒临崩溃的当口，才会想到饭店的种种方便：订座，动动手指；点菜，动动嘴巴；吃喝，再次动动嘴巴；买单，再次动动手指；最后，拍拍屁股走人——同理，在家装修的时候，也会念及酒店的种种舒服（ 偏好把家装修成酒店风格者尤甚 ），等到一一送走了前来喝喜酒的客人，掩上刚刚装修好的新居大门之后，就会缅怀起恋爱的种种好处来……你不会？反正我想我会，就算我不会，我老婆在和我结了二十年婚之后如果获得一个时光倒流二十年的机会，我肯定她会。
那天晚上，一只眼看着客人们在“天下美食厨房”里酒足饭饱，另一只眼望着满桌子的杯盘狼藉，“文革”初期上海造反派的一句著名口号陡然涌上心头——“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其实，容我斗胆再补充一句，请客吃饭的种种“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以及“温良恭俭让”，都是请客吃饭之表面现象，属于桌面上的，至于请客吃饭的一系列前后期工作，其艰难，其烦琐，其劳心，其劳力，其不得安宁，简直就是一场暴动，甚至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一群人讨好另一群人的暴烈的行动”。
上海男人看北京女人
张爱玲在小说里打过这么一个让人流口水的比方：“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
那么，北京女人又该是盘什么肉呢？
在上海男人看来，如果上海女人是粉蒸肉，北京女人就是一块葱大排。
所谓“糖醋排骨”，谓其色重，骨感，酸甜可口；而“粉蒸肉”者，意在色白，娇嫩，粉妆玉琢。至于葱大排，既有肉感浓厚，又有骨感刚劲，比糖醋排骨过瘾，比粉蒸肉铿锵。浓眉大眼，英姿飒爽，好吃，解馋，浑不论，爱谁谁，大快朵颐——当然，最大的特色，就是下面三个字，头两个，是“大气”，末一个，“糙”。这道菜，通常只见于家里或集体食堂的饭桌，从来不上酒席。
这还不只是上海男人在饭桌前的肉感幻想，老婆都是别人的好，女人也是“别处”的好。上海男人眼里和心里的北地胭脂，端的是十分“异国风情”的。
上海男人咸信，与本地“粉蒸肉”们的黏稠难缠相比，北京女人比较独立，绝无事事依靠男人的坏毛病；北京女人够朋友，不但不会跟你要这要那，关键时刻还会毫不犹豫地江湖救急，不是拔剑相助，就是怒“献”百宝箱。不仅省钱省事省心，而且省力。前几年，有位北京女作家写了一本名叫《 京城闲妇 》的书，讲述她在北京风花雪月的日子，整个儿一女版《 闲情偶寄 》。有一上海男人看了书里一个细节，连夜打电话向我吐血报告：这女的在书里说她经常自己扛煤气罐上楼，这算哪门子“闲妇”哇？
谁说不是呢？这煤气罐要是非扛不可的话，那个人也应该是一个上海男人哇。上海男人读之，若不欣喜若狂，起码也是个窃喜，闹个暗爽。
北方的这块大排，基本上用不着男人自己动手动脑，人自个儿就自动自觉地把自个儿给香熟了，还负责地扛到楼上，送到你的嘴边。
北京女人，基本上就属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范儿了。
我不认识更不了解北京社会各阶层的女人（ 还让不让我活了？ ），要说比较符合“做派豪爽，谈吐大气”这俩条件的，就说这几年来往较多的京城电视圈女人。先说李静，她的为人，直且爽，爽而快。不仅买单够快，说起话来更是快人快语。有一次，她带我和上海名士小宝出台到中央电视台录一个烹饪节目，主题是由一名女选手做一道五花肉（ 抱歉，跟肉干上了 ），吾们三人的工作是假模假式地评论一番。录了三小时之后，由于导演的精益求精，选手的精益求精，迟迟不能杀青。就在这个沉闷的节骨眼上，李静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主持人身份，说时迟，那是快，只听得这哥们儿大声地对现场全体工作人员发出了一道指示：“就这样吧，可以结束了，那谁，那选手，叫她抱着微波炉滚……”
其实，李的全文是“叫她抱着微波炉（ 奖品 ）滚字幕”。豪放做派，当时把我和宝名士这俩在“心理断句”上都有障碍的上海老男人给着实吓了一大跳。
又一回，也是CCTV的另一频道，大冬天的在一厨房展示间里录一谈话节目，开录前，我提醒导演我跟前的茶几玻璃上有些脏，女大导二话不说，抡起胳膊就用袖子一通猛擦。玻璃是彻底干净了，可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我的脑海中也就彻底被她的袖子所占据了。
不管是“虎妞＋李银河”还是“饶颖＋徐静蕾”，都是被类型化的北京女人。事实上，北京女人绝不皆是“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正如上海女人不都是“十七八女，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但上海男人对北京女人的看法，也许都是误读，或者是“水在水里是什么”这样的无头公案，都属于社会学教科书上所说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 ）”。人类学家P。 R。 Sanday在研究了95种社会形态后得出一个结论：凡男女刻板印象越强烈的社会，女人越容易被强暴。这种理论不知能否成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上海男人对北京女人的印象再刻板，也断然不敢强暴她们，即使在幻想中也不敢动这种念头。不敢，倒不是怕自己被对方强暴了，怕的是被北京女人唤起了深埋在自己心底最幽暗处的“断背”之情——人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情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