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别善于把它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让真实的历史人物与想象出来的“历史人物”一起活动，使人真假莫辨，从而增加故事的传奇色彩和吸引力。
《双雄记》这部小说所使用的就是后一种写作方法，它的故事主要包含着两条线索：一是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并力图平定旺代叛乱；二是罗朗与摩冈两雄相斗。在雾月政变前后登场的大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应该一提的是，那位同拿破仑的执政府势不两立、死心塌地效命于路易十八的旺代叛军头目卡杜达尔在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人的。就在第一条线索展开的同时，大仲马又以更多的篇幅来展现故事的第二条线索，把他笔下的两位英雄罗朗与摩冈的数次交往和反复较量描绘得有声有色，极有气势。作者把罗朗安排为拿破仑的亲信副官，而让摩冈成为卡杜达尔手下的第一员得力干将，这样做不仅把两条基本线索紧紧地扭合在一起，而且大大地增强了整部小说的时代感，同时也使罗朗与摩冈双雄之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两人私交甚笃，摩冈还是罗朗妹妹阿梅莉的情人，但因各为其主，所以才誓不相让，正如摩冈本人所说：“不为个人的事争吵，要为大家的事业。”因此，罗朗与摩冈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以拿破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和阴谋复辟的保王党人之间的生死搏斗。罗朗与摩冈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两雄之争当然也是作者的创造，但是在作者艺术匠心的安排下，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故事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大仲马本人对于他的这种写法是颇为欣赏的，在《双雄记》里他就做了这样的表白：“我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我写的东西读起来真假难分，我笔下的人物有时会在我创造他们的场所落地生根，以致有些人后来真以为确有其人。”在我们看来，这段话倒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大仲马就是用这种办法在历史的钉子上挂他的小说的。
大仲马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有丰富的阅历，广博的见闻，而且随时随地都注意对人对事物的细密观察，他具有这样一种非凡的本领：可以把他接触到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全都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他充分掌握了小说创作的特点，善于抓住读者的心理，重视结构安排的灵活性和写作手法的多样化。我们知道，大仲马对于英国作家司各特是十分叹服的，他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曾经做过认真的研究，但是并不一味地模仿。司各特往往在作品开始时就对他的人物展开具体细致的描写，大仲马却不，他认为小说从第一行起就应该深深地打动读者，所以作者不必在开头部分进行冗长的叙述和描绘。因此，他只用寥寥几笔把他的人物略加描绘之后，便立即转向情节的开展和对话的铺陈，用紧张有力的行动和鲜明生动的语言来完成对于角色的塑造，使读者很快地沉醉在曲折迷人的故事情节中。由于他的作品常常在报纸上连载，所以许多章节都是在高潮待起的紧张时刻戛然而止，给人一种余兴未尽的感觉，更加急于了解故事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像《双雄记》里约翰爵士夜探赛荣修道院、拿破仑与摩冈会见、罗朗追踪摩冈、罗朗与约翰爵士决斗等等章节都具有这样的艺术效果。
大仲马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文笔泼辣恣肆，犹如滔滔江水。然而他写得太快太多了，有时甚至几部小说同时进行，于是自然便出现了一些缺陷或败笔，如故事情节发生混淆、重复，有时还会出现矛盾、漏洞，而且某些地方则不可免地醉心于猎奇或落进俗套，如《双雄记》里关于摩冈和阿梅莉的爱情描写虽然相当动人，但仍然没有摆脱“英雄美人”的案臼。尽管这些缺陷往往被他那生动离奇的故事和奔放无羁的才情所掩盖，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是文学创作商业化的倾向在大仲马身上的反映，从而影响到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有过这样的批评吗：“这种随便应世的市侩作风，妨碍了真正的发展进程，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①应该说，这话虽然说得过于严厉，但有一定的道理。
①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第三八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想完全摆脱商业化的倾向是不可能的，即使雨果、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师也不例外，就连戈蒂埃这样的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自鸣清高的文学家，有时不也是要迎合出版商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作品吗？大仲马自然难以免俗。那么，就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大仲马同巴尔扎克、雨果之间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金钱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予以无情的鞭挞，他的作品包含着一种巨大的批判力量。而在雨果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听到作者为人间不平而发出的愤怒呐喊和正义的呼声，看到他对于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理想的追求。总之，他们的作品时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放射出诗一般的光辉，而这些却往往是大仲马的小说里所缺少的。仅就《双雄记》这部小说来看，由于作者过于追求故事情节的惊险离奇，致使在作品的后半部中两雄相斗似乎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营垒之间的斗争脱了节。再者，作者对于罗朗与摩冈“惺惺惜惺惺”的侠义心肠作了过分的渲染，从而减弱了罗朗这个人物的光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大仲马在文学史上之所以没有能够达到雨果和巴尔扎克等人那样的高度，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认为不必因此而苛求于前人，如果说法国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是一所百花盛开的大花园的话，那么，大仲马的作品则可以说是这所花园里的一朵艳丽的鲜花，它是那么生机勃勃，虽然已历尽百年，却依然香艳如故，至今仍然有如此众多的人在迷恋着它，这不恰恰说明了它那强大的生命力吗？因此我们应当、而且完全有必要在文学史上给大仲马以一席重要的地位。这里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莫洛亚的一段评论吧，它也许会给我们某种启迪：
他（指大仲马）把历史和长篇小说引上了人民的舞台，把它们体现为令人难忘的形象，使它们成为广大群众的财产，在他的聚光灯的照耀下，历史和长篇小说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无比喜爱的对象。①
①莫洛亚：《三仲马》，第二三七页。
告读者
大约在一年以前，我的老朋友茹尔·西蒙①，《职责》一书的作者，来请我为他的《大众日报》写一部小说。
我把我正在构思的一部小说的主题告诉了他，他感到很满意。我们当场就签订了合同。
小说的情节发生在一七九一年到一七九三年之间，第一章的情节在瓦雷纳②开场，时间是逮捕国王的那一天晚上③。
不过，尽管《大众日报》催得很紧，我还是要求茹尔·西蒙给我半个月时间再动手写这部小说。
我要到瓦雷纳去走一遭；我从前没有去过瓦雷纳。
要写一本故事情节发生在我没有看到过的地方的小说或者剧本，这对我来说是力不从心的。
为了写《克丽丝蒂娜》，我去过枫丹白露；为了写《亨利三世》，我去过布卢瓦；为了写《三个火枪手》，我去过布洛涅和贝蒂纳；为了写《基督山伯爵》，我再去了一次卡塔兰和伊夫堡；为了写《伊萨阿克·拉克唐》，我重游了罗马④；当然，我还研究过耶路撒冷和科林思，虽然我没有去过那些地方，花的时间却比我亲自去一次还要多。
①茹尔·西蒙（一八一四——一八九六）：法国哲学家、政治家。
②瓦雷纳：法国默兹省一小镇，离凡尔登三十公里。
③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路易十六准备逃亡国外，在瓦雷纳被捕。④《克丽丝蒂娜》、《亨利三世》、《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和《伊萨阿克·拉克唐》都是大仲马的著作。
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我写的东西读起来真假难分，我笔下的人物有时会在我创造他们的场所落地生根，以致有些人后来真以为确有其人。
甚至有些人还看见过他们！
因此，亲爱的读者，我要私下里告诉您一件事情；不过，请决不要再说给别人听。我不想和那些要养家活口的老实人过不去，他们是以那种行当为生的；不过，如果您到马赛去，有人会指给您看林荫大道上的摩莱尔家的房子，卡塔兰居民区的梅瑟蒂丝的房子和伊夫岛上的邓蒂斯和法利亚坐过的黑牢①。
在我把《基督山伯爵》搬上历史剧院舞台上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到马赛去，要人替我画一张伊夫堡的图寄给我。这张图是供舞台布景师用的。
我写信给他的那个画家把我要的那幅画寄给了我。而且，他做得比我敢于要求他的还要好。他在画下面写着：伊夫岛，画于邓蒂斯被扔下去的地方。
后来我又知道，有一个为人正直的伊夫堡的导游，专门出售法利亚长老亲手用鱼的软骨做的笔尖。
遗憾的是，邓蒂斯和法利亚长老不过是我想象中的人物，因此，邓蒂斯不可能从伊夫堡上被扔下海去，法利亚长老也不可能制作笔尖。
访问现场就是这么一回事。
因此我想在写我这部小说之前去一次瓦雷纳，这本书的第一章是在瓦雷纳开场的。
而且，从历史观点看，瓦雷纳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有关瓦雷纳的历史资料我看得越多，我对在那个地方逮捕国王越觉得不可理解。
①摩莱尔、梅瑟蒂丝、邓蒂斯、法利亚，都是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人
因此，我邀请我的年轻朋友保尔·博卡热①和我一起到瓦雷纳去，我有把握他会接受的。向这位有才智的英俊青年提议作这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