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生动饱满的艺术形象，其中有法国历史上最有才干、也最为专横的两位统治者：即“太阳王”路易十四和“欧洲霸主”拿破仑皇帝，还有那帮曾经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朝中显贵，如黎希留、马扎兰、科尔贝、富凯、富歇等等。在法国历史上，这些人物的确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他们的活动构成了法兰西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熟悉了这些人物的各种活动，也就可以对他们所生活过的那些历史时期的基本状况有个大致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仲马历史小说的认识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在这方面，作者在《双雄记》中对于雾月政变的描写便是突出的一例。从法国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拿破仑策划并发动的这场雾月政变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时，法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保王势力极端猖撅，资产阶级革命后新建立的共和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而腐败无能的督政府又根本无力驾驭这样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局面，因此，手握兵权的铁腕人物拿破仑自然为资产阶级所看中，成了局势的中心人物。恩格斯对此曾经作过极为精辟的分析：“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①这就意味着，雾月政变的发动者不管其本人当时抱着什么样的野心或企图，这次政变的本身却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正因为如此，旺代的叛乱分子是没有前途的，不管他们那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摩冈是怎样的智勇双全，对他的保王事业又是何等的赤胆忠心，而历史则已经作出了结论，他的一切努力只能是枉费心机。诚然，大仲马本人未必是站在这样一种历史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政变、描写这场斗争的，他的目的也并不是要通过这一殊死的搏斗来揭示历史的规律，但是，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却明显地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看到了那非常岁月里激荡变幻的政治风云。
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０七页。
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受并非偶然，因为，如果说大仲马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常常多少总有点为所欲为的话，那么他在《双雄记》里对于雾月政变的描绘却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历史的真实。大仲马对于这场政变前后的国内外局势、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政变过程中各主要人物的态度和作用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等等情况可以说十分了解，而且非常熟悉，因此，他把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详细经过不仅描述得准确、生动，而且极有层次。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米涅所撰写的《法国革命史》，只要读一读这本历史著述里对于雾月政变的论述，人们也许就会感到，大仲马在《双雄记》里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的描绘，其态度显得格外严谨。自然，《双雄记》不是历史教科书，大仲马也不是在写编年史，他没有必要、事实上他也没有仅仅满足于把政变的始末叙述一番，他的做法是：以拿破仑为中心，全力描绘这位将军是如何巧妙地制定政变计划、如何大胆地实施计划、又如何取得全面的成功的。
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一书里曾经这样谈到雾月政变日子里的拿破仑：“他（指拿破仑）表现得庄重、朴实、稳健、冷眼旁观，他已经有了一种善于用人的长处和一种不自觉的凌驾一切的作风。尽管他不急切，不浮露，却有一种信心很足的神态，人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出某种阴险的用心。”。”①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段话就是《双雄记》里拿破仑这一艺术形象的基调，大仲马不是用抽象的论述，而是用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把这一“基调”生动、完全地表现出来了。在小说里，我们看到拿破仑对于当前的局势和自己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了若指掌，他胸有成竹，却又不动声色，他善于抓住有利的时机，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开始行动，把对手逼进绝境，从而夺取压倒性的胜利。在《双雄记》里，拿破仑的几个对手，如巴拉斯、戈伊埃等人也并非平庸之辈，他们对于拿破仑的企图也并非木然无知，而且时时严加防范，只不过拿破仑事事棋高一着，在他的铁拳之下，他们统统显得不堪一击。大仲马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对于雾月政变的成功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厌恶和抵制任何专制制度，因此，他在盛赞拿破仑这位凯旋英雄的同时丝毫也没有低估或掩饰这个人物身上的阴险狡诈、野心勃勃的一面。在《雾月十八》这一章里，我们可以读到拿破仑在政变成功后对其下属的一段演说——请注意，这段演说并非作者的向壁虚构：“我离开时的法国是那么兴旺，他们把它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离开时留下的是和平，我回来时见到的是挫折；我离开时留下的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千百万财富，我回来时看到的是欺诈、掠夺和贫困！”这种自负、狂妄的口气十足地表现出这位第一执政舍我其谁的傲慢心理，一个未来的大独裁者已经崭露头角了。因此，《双雄记》里的拿破仑，是“英雄”和“奸雄”兼而有之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也基本上是历史上的拿破仑。《双雄记》不仅使我们熟悉了雾月政变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也使我们了解了拿破仑，法国历史固然不是拿破仑一人创造，但谁又能够把这位将军和法兰西的历史截然分开呢？
①米涅：《法国革命史》，第三二七页（商务印书馆）。
大仲马不仅善于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来展现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而且非常重视人物活动背景的历史真实性。这里所说的“背景”，指的是历史事件所发生的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在《双雄记》的《告读者》一章里，作者就说过：“要写一本故事情节发生在我没有看到过的地方的小说或者剧本，这对我来说是力不从心的。”因此他在每写一部小说之前，总要到那里进行考查了解，力图搜集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这方面的实例多不胜举：为了写《克丽丝蒂娜》，他去过枫丹白露；为了写《亨利三世》，他前往布卢瓦；写作《三个火枪手》的时候，他特地赶到布洛涅和贝蒂纳；写作《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他多次去卡塔兰和伊夫堡。除此以外，有些地方他因故无法前往，便阅读大量的游记、回忆录或其他有关资料，总之，用他的话来说，“花的时间却比我亲自去一次还要多。”
《双雄记》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小说就是从作者实地考察故事情节发生的现场开始的。“耶户一帮子”的传说是大仲马从自己的好友诺地埃那儿听来的一个故事，说是有四名强盗——人称“耶户一帮子”——被缉捕、审讯，最后被送上断头台。为了把该故事演绎成一部小说，作者不仅详细地研究了这一案件的始末，调阅了关于这一案件的卷宗档案，而且亲自到当年的监狱和处决犯人的刑场去察看一番，即使连该刑场自何年何月起废止不用这样一个细节也不肯放过。从艺术效果来看，大仲马强调历史背景真实性的这种做法大大地增加了他所描绘的那些人物的历史感，使读者在作品中的故事发生了数百年之后仍然有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这就难怪许多读者要说他们从大仲马那里了解到的历史知识要比从一些历史学家的著作里学到的还要多。应当说，用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来描绘历史人物、再现历史事件的作家，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是不乏其人的，然而像大仲马这样作品如此丰富、故事编写得如此生动、影响又如此深远的，却实不多见。也正因为如此，莫洛亚的这一论断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时至今日，许多批评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人们在一八五０年时说道，如果在某个荒无人烟的岛上还住着个鲁滨孙·克鲁佐的话，那么，他这个时候大概也在读着《三个火枪手》。还应该补充一点，整个世界和法国本身都是通过仲马的长篇小说来熟悉法国历史的。”①
①莫洛亚：《三仲马》，第二三一页。
在对于大仲马的“小说的历史化”这一独特的风格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之后，我们应当着重指出，大仲马是以一位小说家的身分来状写历史的，因此，“历史的小说化”就形成了他文学创作中的另一个显著的、而且是更为重要的特色。
我们已经说过，大仲马的历史小说都是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之上创作出来的，但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的约束，而是着力于把这些真实的事件进行加工、改造，从而演绎成一部部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引人入胜的小说。他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什么？就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可见，历史只是他创作的凭借，而他要做的，就是把它化为小说。他读过大量的名人传记、回忆录，对于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各种传闻掌故非常熟悉，于是，他便从其中借来他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基本骨架，然后尽情地发挥他那丰富而又奇妙的想象力，使用出色的写作技巧，把它们编写成曲折离奇的故事。有时候，真实的历史事件在他的作品中仅仅显现出一个轮廓，在整篇小说中起到一种供托时代感的作用，大仲马让他一手创造出来的各色人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活动。有时候，作者把真实的历史故事作为小说中的一股情节线索，把他虚构人物的所作所为当成另一股情节线索，这两条情节线索时而平行发展，时而交叉在一起，而大仲马特别善于把它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让真实的历史人物与想象出来的“历史人物”一起活动，使人真假莫辨，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