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至少不用担心他们俩了。
历史上曹操因“头风”导致极度的焦虑和惊恐不安，他常常喝醉了酒，或从梦中惊醒之后，怀疑有人谋害他而拔剑杀人。我该不会也变成这样吧？
要不，我的头颅里有早期脑瘤？目前CT照不出来只是这个早期肿瘤的致密度还没有达到仪器能够分辨的地步？
如果我要做开颅手术，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手术后会瘫痪吗？会口角歪斜、
手脚乱颤吗？
唉，真是当什么人都好，就是不能当病人！
又想到关老爷居然能够在“刮骨疗毒”时看《左传》，还有那个眼睛中箭后将之连眼球拔出来，大叫“父精母血”后送入嘴里大啖的夏侯惇。
我实在做不到啊！剧痛面前，想当个英雄真难！
4。留 院 观 察 的 日 子
在经历“中暑”、“神经根炎？”以及朝阳医院的急诊之后，我仍然无法知道自己的急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剧烈的头痛持续猛烈地攻击我。
7月8日我再次被送到了朝阳医院，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北京医院的床位是如此稀缺，以至于杨凯在帮我要求留院观察的床位时动用了“病人是台胞”这样的理由。
我被安排进了留院观察室，就在我前一天打点滴的这个大厅，就在这个我曾经目睹病人在我眼前死去的地方。
留院观察室是正式入院的“学前班”，此后再根据医生对病人观察的结果再决定病人是否住院治疗。
布帘子隔起来的空间勉强容纳下一张窄窄的床，一个小床头柜，还有一张椅子，在这个四平方米左右的小小空间，我开始了我的“留观岁月”。左边隔着布帘子那头的 “邻居”是一位老大娘，右边的邻居也是一位大娘，总有一群群的晚辈轮流来看望她们。前面布帘子外排着两排椅子，门诊病号就在那里打点滴。我的病床紧挨着窗户，窗户封着，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排气扇，而左邻右舍的床位都没有这样的排气扇。跟人家比，我可算是比较幸运了，至少我的床头还有一个排气扇。
我吊上点滴，躺在床上，闭目感受着冲击波一般的剧痛如潮水一样不止歇地光临我的头颅，我尽量想要用调息的方法让自己做到心境平和，想让自己体内的气能够运行得顺畅些，来调节自己的意志去对抗，奢望能够“抚平”这种剧痛的狂潮。只是我的功力并没像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们那样神奇，咋弄都无法把身上的疼痛从手指尖逼出去。
更糟的是床上的枕头竟是个稀哩沙拉的“米糠袋”，不断渗出一种难闻的怪气味直钻我鼻孔，令人非常不舒服，简直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折磨！
周围永远都有人来往，那些坐在椅子上打点滴的病友和家属更是和我面面相觑，只好把布帘子拉上，狭小的空间又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
真是苦了我的好兄弟杨凯，他连续几天几夜地陪着我，晚上要么靠在椅子上打个盹，要么到帘子外的长凳上躺一会，还要时刻注意我的反应。
7月9日的下午，在我的血管里注入了三千CC的药物混合葡萄糖盐水之后，头痛终于停止了，我让杨凯陪着，两腿打着颤，来到楼下呼吸新鲜空气，我太需要新鲜的空气了，“留观”的环境真不是人呆的！
搭着杨凯的肩膀，穿过坐着、躺着的急诊病号们，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感，就好像刚解除紧箍咒的孙猴子，脑袋里清清朗朗是如此舒服！我边走边轻轻摇晃自己的脑袋，享受着这种舒适。没料才走到楼下大门，头又开始痛了，痛的频率和之前的一模一样，我的心猛地一沉：唐僧怎么就不放过我呢！
我不死心，坚持搭着杨凯的肩膀在朝阳医院门口走了一圈，但头痛没有跟我妥协的意思。我只好回到楼上属于我的那个小空间，继续“留观”。
在朝阳医院那样的“留观”环境里，我足足呆了三天，医生每天跟我打一个照面，连话都说不上一句，看起来留院观察的执行者不是医护人员，而更像是病人的陪护亲友。
好想家人，好想好想两个幼小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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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医院看病没熟人？难！（1）
7月10日早上，已经是我留观的第三天了，头痛依然没有改善，我要求正式住院治疗。来到我床前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大夫，她满口答应说：“那好，你们去交住院押金吧，一万块。”
北京朋友告诉我们，通常住院只需交三千块押金，怎么我就要多交这么多？那位女大夫很严肃地跟我说：“三千块很快用完的，你还是交一万吧。”
都还没确诊，怎么就知道我要花很多钱？或许人家凭经验，早就看到我有什么重大隐疾了呢？
她又说：“床位很有限，你要赶紧把钱拿过来，否则这床位就要给别人了。”
事到如今，我马上让杨凯打电话请我家人送钱过来。为了赶时间，父亲冒着烈日到银行排队提钱，又急急忙忙送过来，生怕错过了这一张难得的床位，生怕我再多承受一些痛苦。
这是三十多年来，父亲第一次看到我病得如此难受，他从心里不相信儿子真的病了，即使他知道我确确实实是病倒了，但他看我的眼神依然让我明显感觉到，他对眼前这家医院丝毫没有信任感。
让老人家担心，心里比什么都难受，爸爸快七十岁了，从我小学开始，他就让我在寒暑假跑遍全国，十四岁之后又带着全家满世界跑，他让我有机会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如今到了该让我报答老人家的时候，我却不争气地病了。看着老人家为我的病担惊受怕，还要看医生的脸色，我有一种想要大哭的感觉。我只想离开这个空气污浊的留观室，到正式病房里去接受正式诊治，让自己赶快好起来。
回想前几天在这朝阳医院留观时，每天静脉里注射进去的药物，都只是医生根据我去急诊时说的“剧烈头痛”给开出来的，除此而外，他们没有闲空再来关心一下我，或者询问一下我的病情。
办妥了住院手续后，爸爸陪我来到了“高压氧科病房”。我所在的病房里共有六张床，我扫视了一下另外五位病友，其中三位看似老年痴呆或者是脑中风的症状，另外有两位已经是植物人。隔壁床就是植物人，很帅的一个年轻人，不会说话，全身上下只有一双眼睛睁得圆圆的，直楞楞地看着天花板，他的右脑上塌陷了一大块，还有好几条纵横交错的刀疤，再隔壁那床的病友也基本上一个样，都是躺在那里动都不会动的。
我感觉到极大的恐惧，如果病友的现状就是我的未来，我宁愿选择有尊严地死去，也不要这么躺在那里，这绝对不是我要的人生！
主管我的医生过来给我做了简单的检查，我越来越惶恐不安，住院前那位中年女医生的神情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感觉自己如同待宰的羔羊。
父亲对这家医院的不信任感更加强烈，他只是因为照顾我的情绪，才同意让我入院再说，其实他压根儿不相信这种根本没有诊断的“诊断”，更担心医生会否拿我当试验品，动不动就开刀、开大刀？他说：“咱们换医院好吗？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太对劲。”
我早已觉得浑身不自在，在经历了三天 “自助式”的“留院观察”后，我对这家医院的服务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我知道自己不能把生命托付给这家医院，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立即找了值班医生，说要出院。医生不放我走，说：“你都进来三天了，我们还没有给你下诊断，这是不合规定的。按规定四十八小时内我们要出诊断的，你先住下，等我们下了诊断再说吧。”我说：“是我自己要走，你们没有责任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5。 医院看病没熟人？难！（2）
当天晚上，家人陪我自行溜出医院回家，出院手续到7月11日早上由爸爸和杨凯到医院补办时，医院给开的出院通知单上，临床诊断一栏写着：“头痛待查”。
在北京已经辗转三家医院，连协和这样的大医院专家级大夫都无法替我确诊并开出有效缓解头痛的药物，别说治根的除病，就连治标的除痛都无法做到啊。自助式“留观”经历更是让我无法接受，劲松医院属于小区级，病人少些，在那里空气至少好些。当然，劲松医院医生的医术经验可能不足，大夫还是把我当中暑治疗。我也继续吃着“藿香祛暑片”。我也怀疑自己也许真的只是对北京夏季气候不能适应，但前面一年多的时间怎么就没见我如此“水土不服”呢？
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在北京和陌生医生打交道，我无法想象这里的医患关系已经到了如此境地。回想躺在朝阳医院的留观室里时，我何尝不是感到了普通人生命的“毫无价值”？我没有感受到医院应该给病人带来的安全感。相反，让我觉得更加危险。
公平的低水平的医疗，代价高昂但水平却不一定高的医疗，在我身上出现的结果是一样的， 后来的事实还证明，这几家医院全都看错了病。
持续近一个礼拜的剧烈头痛已经让我无法不去当自身价值观的叛徒，我很担心因为医生的不细致而误诊导致我病情的延误，一定得让能够更加细心诊治我的医生替我看病，我很难继续承受病痛给我带来的种种压力！
那么，唯一的路就是找关系。看来我得入境随俗，不得不采用“中国式看病”的方式了。
和家人商量，要么飞回台湾，或者先飞广州。我打了电话给广州的朋友B哥，他在广东一家省级中医院工作，B哥建议我赶紧回广州，他会帮我安排住院调养。
我不太相信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重大的器质性病变，或许是在北京的这一年多，我着实累了，我需要好好地调养一下，就像再好的汽车也需要维修保养一样。
我自己偏向于选择中医治疗调养，再说有朋友罩着，还是赶紧回广州治疗吧。
在北京又度过了相当煎熬的两天，我每天只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