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小镇地处边疆，竟有燕窝鲍鱼之美味，吃了好几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谁知道按当地风俗，市长大人先斟满三杯白酒，用托盘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饮而尽。我审时度势，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无毒不丈夫”，这酒非喝不可，否则人家不管饭。坐陪的朋友和当地干部眼巴巴盯着我。我心一横，扫了一眼旁边的沙发，连干了三杯，顿时天旋地转，连筷子都没动就一头栽进沙发。醒来，好歹赶上喝了口汤。
中国人讲“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种礼数，一种仪式，点到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敬酒”在京剧中还能看得到：“酒宴摆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如今只剩下“罚酒”了，这古老的惩戒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头百姓，无一例外。说来那是门斗争艺术，真假虚实，攻防兼备，乐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扬了中国文化。我女儿刚学说话时，就从她姥爷那儿学会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多么朴素的真理，这真理显然是被酒鬼们重新发现的。
1983年春，我参加遵义笔会，跟着众人去董酒酒厂参观。午餐很丰盛，每桌都有个姑娘陪酒。作家们起了歹心，纷纷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们半推半就，继而转守为攻，挨着个干，先一杯对一杯，后三杯对一杯，最后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纷纷求饶，出尽洋相。一打听，这都是酒厂专门挑出来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从不会醉。酒厂设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二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
在欧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欧人以葡萄酒为主，从不暴饮，纯粹是为了享受生活，让阳光更明亮爱情更美好。北欧人酷爱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点儿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就更甭说了，冰天雪地中的绝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闷才行。我当时找的就是这感觉：被一棍子打闷。
我1990年在挪威待了三个月，从秋到冬，好像胶卷曝光过度，一下全黑了。好在挪威水利发电过剩，鼓励用电，白天黑夜全点着灯。我住学生城，和五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用一个厨房。我刚放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类由国家管制。啤酒分三级，一级几乎不含酒精，二级的酒精也少得可怜，只有这两级啤酒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三级啤酒和其他酒类全部由国家控制的酒店专卖。啤酒贵不说，一到晚上七点，哐当当，所有超级市场都用大铁笼子把啤酒罩起来，再上锁，就连经理也别想顺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们趁早买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个半醉，再上街进酒吧，否则要想喝醉，非得破产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别多，在酒精专制下，那些游击战士倒也没什么远大抱负——“但愿长醉不愿醒”。
我看过一部有关动物世界的电影。一群猩猩吃了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果子，步履蹒跚，东倒西晃，最后全部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说这就是我们文明的起源，基于一种因发酵而引起的化学反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观察和梦想的方式。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谓“老”，其实倒不在于相识的年头，更重要的是共饮的次数，每回来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东北汉子，本是喝白干的，结果学法国文学学坏了，爱上了昂贵的红酒。他对酒具的重视显然是受法国文化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酒杯不仅认真洗过，还要用餐巾纸逐一擦干，不留一丁点儿水痕。红葡萄酒要提前半个小时开瓶，让它透气。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对酒当歌，此乃人生之乐事也。喝法国红酒也有一种仪式：斟上，看颜色，晃动杯子，让酒旋转呼吸，闻闻，抿一口，任其在牙缝中奔突，最后落肚。好酒？好酒。酒过三巡，牛饮神聊，海阔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飘飘然，转而头重脖子硬，眼前雾濛濛，再细看力川变成两个，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声音忽远忽近：“古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我连连点头。人总是需要这么一种状态，从现实从人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酒醉只忽悠一阵。坐直了，别趴下，跟着众人傻笑。不久力川又变成一个。
我从北欧不断往南搬，像只候鸟，先荷兰、法国，然后越过大西洋奔美国，从中西部又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渐摆脱了烈酒，爱上红酒。细想，这绝对和阳光有关。有阳光的地方，人变得温和，和红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红酒的启蒙老师是克莱顿（Clayton），美国诗人、东密西根大学英语系创作课的教授。他喜欢烹饪，最拿手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娜堡（Ann Arbor）时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当然得佐以美酒。他边喝边告诉我一些产地年份之类的基本知识，至于品味则不可言传，非得靠自学。喝得天昏地暗时，我会产生错觉，他家那长长的餐桌是流水线，克莱顿一瓶一瓶开下去，空瓶子在桌的尽头消失。墙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狞厉而贪婪地盯着我们……
他家地下室虽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数目总也上不去，有时只剩下百十来瓶。于是他开车到处去买酒，把我也叫上。我们常去的是另一个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Royal Oak），得开一个多钟头。老板摩洛哥人，小个儿，眼睛贼亮。我们一般中午到，他备上小吃，再开上几瓶红酒，连吃带喝。他进的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酒。买酒的确是一种发现，有的价格不贵，但很棒。克莱顿兴之所至，不顾他太太卡柔的反对，一口气买下四五箱。我也跟着凑热闹买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莱顿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还是扛回自己的小窝。
1996年5月我到台北开会。有天晚上，《杀夫》的作者李昂领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顾客多是律师医生名书家，三五成群，围坐在空木箱上，开怀畅饮。空酒瓶排成队，一看都是极昂贵的法国名酒。在台湾喝红酒成了新时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强多了。饮酒居然也和强势文化有关，明码标价，趋之若鹜。其实法国红酒根本配不上中国菜，特别是川湘菜，味重，舌头一木，好酒坏酒没区别。
我忽悠一下打了个盹儿，赶紧正襟危坐，装没事人儿一样。时间不早了，由力川夫妇督阵，让一个半醉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巴黎街头冷清清的，偶而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绊绊上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里。我单眼吊线，双手合作，折腾了半天，才发现拿反了钥匙。咔嗒一声，门开了。
柳存仁：禅味与茶味
二卷：唯茶主义
十余年前，跟住在日本京都的友人黄君实先生一起去参观那里的南禅寺，是一处著名的古迹。除了肃寂的庙宇之外，据说那儿做的豆腐最有名，庙的周围有不少的饭馆都是靠它招来客人的。我们实在也不知道哪一家制的最隽，就随便在一处“坐地”（《水浒传》里的名词）了。吃的豆腐是温温的，微有一些麻油之类，质地滑润，单吃这个是不足以裹腹的；这且不言。据说这里的豆腐有禅味，最早是什么高僧传下来的秘方云云，当然禅味到什么程度我们俗客很难领会。倒是君实这一位画家，他说的话我还记得。许多人都知道，京都的一个特点是它有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佛寺。有人说，就是在那边住上一年也随喜不完。君实却特别注意各处丛林多悲风的高树上边的枝杈。他说：“这些树枝的姿态你如果细看，没有一株一枝是相同的。”他大概预备长住在那里画树枝了。树枝是画不尽的，但是他还要诚恳地画下去。他那句话，倒似乎有点儿近禅。
一般来说，豆腐的味道很平淡，它应该是很近于隐逸的人们喜爱的食品，不过它不一定有禅味。若要说禅，我以为东方人大家“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喝茶，其或近之。
提起饮茶，有些人以为日本人是有他可以艳称的茶道的：这从相当于中国的南宋以来的时代开始，直到如今，大概也是事实。日本僧侣的种茶，喝茶，甚至开宗立户，蔚成大国，沿袭衍变而成今日茶道的许多流派，当然要溯源于9世纪初，中国晚唐时来华的最澄、空海师徒们从中国把茶种和茶石臼带回本国去种植的时候。虽然在这以前，他们不是不曾知道茶，或不曾喝过茶。至于有斗茶的习尚，有茶会的组织，以及上流社会的竞相用中国瓷器的器皿，和15世纪中叶以后村田珠光这位奈良的和尚怎样尽量地把贵族、武士们享乐性的饮茶变成合理的平民化的聚会，和提倡使用日本本土的瓷器又开了他们陶瓷工业振兴的机缘，我们对于邻国的文化历史上的这些事情，不能够不知道一点，但茶道之兴，自然还是始于吾华，这一点我们却不能数典忘祖。唐时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24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里用的茶道一词，不就是很好的说明么？
陆鸿渐就是陆羽，这位《茶经》的作者，他的名和字相应，是《易经》的典故，这个不用说了。《新唐书》卷196《隐逸传》有他的小传，《全唐文》卷433也有《陆文学自传》，近年我还看到有人把《茶经》作了译注的本子，读者们当可参看。我不曾详细研究过喝茶的历史。简单地说，8世纪末陆羽时代大家喝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