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鞋杯行酒
《敝帚斋余谈》说元代杨铁崖好以妓鞋小的行酒，是用宋人的先例。倪元镇认为秽臭不堪，每次碰到这种情形，就大怒离席而去。明代何元朗觅得南院歌妓王赛玉穿过的红鞋，每每在宴会中用来行酒，座中必有多人因此喝得酩酊大醉，王世贞甚至作长诗来歌咏。《坚瓠集》也载有，“瞿士衡饮杨廉夫以鞋杯，廉夫命宗吉咏之，即作沁园春词。”又载有许少华与冯惟敏之《鞋杯词》。文人既然再三形诸吟咏，则普天下逐臭之夫何其多也！
而所谓“鞋杯”，据陶宗仪《辍耕录》所云“杨铁崖之法”，是把席间妓女之鞋脱下，将酒杯置于鞋中，以此轮番斟酒而饮，谓之“金莲杯”，因为凡“鞋杯”必用“三寸金莲”所着之鞋乃可。我无法想象，个中滋味如何；也许有点“臭豆腐”的味道吧，否则怎会教这么多的高人雅士“上瘾”呢？ 。 想看书来
曾永义：酒史、酒话、酒文化（7）
八、饮酒结社
“高人雅士”饮酒也好聚朋结社，如西晋山涛、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饮酒酣畅，为世所称的“竹林七贤”，以及唐天宝间，孔巢父、李白、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在竹溪结社，诗酒流连，当时号称的“竹溪六逸，”可算作文人结社饮酒的话，那么所谓“酒社”就应当有长远的历史。
（1）明清酒社
降及明清两代，集结同好饮酒作为风雅团体，似乎相当流行。譬如明代袁宏道为其酒社著《觞政》、黄周星亦有《酒社言》，一方面表达他们的饮酒观，也一方面设定他们的条件和规矩。《清稗类钞》记载赵味辛司马、洪稚存太史、张船山太守、吴山尊学士同官京师，约定每遇大雪，无须招邀，即会集南下洼之陶然亭，饮酒赋诗，规定迟到的请客。又记载王懿荣每逢春秋佳日，便与潘文勤与等十九人轮番作诗酒之会，“壶觞无虚日”。这两条记载可以看出清人“酒社”或“酒会”之类的雅集，他们主要借酒论诗文。
（2）“酒帝”顾嗣立
但是康熙间有“酒帝”之称的顾嗣立，他的酒社但论酒量不论诗文，要想加入，就没那么容易了。阮葵生《茶余客话》说江苏长洲人顾嗣立，是江左第一酒人，于所居秀野园结酒社。家里有三个酒杯，仿刘表称作“三雅”，大的容酒三十觔，其余两个依次递减。凡是想入酒社的，要先喝尽这“三大杯”，然后才有资格入座。他因此在门口写下这样的告白：“酒客过门，延入与之雅，诘朝相见决雌雄。是者毋相！］意思是说：酒客过门，请到里面喝干三大杯，明早与我相见再比个高下。不是这样的人，不要来厮混搅局。一般酒徒看了这告白，都被他的“威势”震慑屈服，不敢进门。但也有鼓起勇气的，饮了那“三大杯”之后，就全垮了。
他在京师的时候，曾经把量大的名酒人聚在一起，彼此“较量”一番，无人是他的敌手。所以他长年在“酒国”称尊，“酒帝”之名，为之不胫而走。《清史列传》有他的传，说他性轻财，豪于饮。康熙帝欣赏他的才学，特赐进士出身，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知县，因病而归。他只活了五十四岁，未知是否与豪饮有关。
而今师大曾有“酒会”之举，吾等亦有“酒党”之称，虽未必谈诗论文，但语无尘杂。尤其“酒党”之“党”“尚人不尚黑”，因之不言是非，不争名利，但讲“人间愉快”。若此，较诸古之“酒社”，何止别出一格而已。
余言
以上所说的有关饮酒的礼俗，不过个人耳目所及的点滴。我国既然是个“酒文化”的古国和大国，则历朝历代乃至幅员所至，其相关者不知凡几，何况因时而有变迁，因地而有歧异，自非笔墨所能尽述。
譬如鸿门之宴，司马迁特别记下席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待。”其后樊哙进入，项王命他“从良坐”。项伯是项王的季父。可见这次宴会尊卑的等次是这样子的：项羽、项伯首座，两人一为王，一为王之季父，所谓“平起平坐”；亚父范增为项羽谋臣，奉为尊长，居其次；沛公刘邦势窘来谒，又其次；张良、樊哙为刘邦之臣，自居末座。“东向座”，即坐在西边面向东，古礼很注重面向。由这次宴会席位看来，东向最尊，其次南向，再其次北向，最卑者为西向。
像鸿门宴这样的席位尊卑礼俗，衡诸汉唐以后，显然已不足为法，而一旦殿堂建筑不再“坐北朝南”，则面向的尊卑便难有一定的依存了。
但是直到今天，人们宴会仍因为席次彼此谦让半天，因为首座最尊、末座最卑。中国人表面上多以“谦让为怀”，很少人公然“僭越失礼”。可见“席位尊卑”的礼俗精神是迄今不衰的。而为了免除宾客“不知所措”，或防患“莽撞无知”之徒，现在较正式的宴会都在席位上摆置名牌，这实在不失“文明”做法，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昔年东坡大书重刻欧阳公《醉翁亭记》，改其“泉洌而酒甘”作“泉甘而酒洌”，虽然止于一字易位，但深觉情趣大大不同。今传本“甘”字作“香”字，“香”字其实不如“甘”字好。而人们每引宋人杜耒诗句说“寒夜客来茶当酒”，我也颇不以为然，因改作“寒夜客来酒当茶”，认为如此才足以消寒夜，才具“吾党”风味，与东坡才能同称“酒知己”。但仔细想想，人们既然有“以茶代酒”的，则寒夜对客品茗，或者油然亦有“酒滋味”矣
，那么纵使豪情大减，却也能饶其闲情，则有何不可！因之“寒夜客来”，“茶当酒”也好，“酒当茶”也好，两相并存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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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饮酒记
那是四月夜，冷，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情万丈。我猜想，所谓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这种沉醉，欲摆脱尘世的猥琐生命的局限，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
一
夜深了，我关上灯，在劈啪作响的壁炉旁坐下，打开瓶红葡萄酒，品酒听风声看熊熊烈火。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候。
酒文化因种族而异，一个中国隐士和一个法国贵族对酒的看###完全不同。当酒溶入血液，阳光土壤果实统统转换成文化密码。比如，汉语中描述白酒的词，如“醇厚”、“绵”，根本甭想找到对应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两个美国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产酒区那帕（Napa）品酒，他们透过阳光虔诚举杯，抿一口，摇唇鼓舌，吐掉，跟着吐出一大堆英文术语。我估摸这多半来自法文，在转换过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饮食习惯简化了。可译不可译，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关。一般来说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译，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两大类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汉文化本来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梦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着喝，喝死算。据说那时候灯油昂贵，黑灯瞎火，不喝酒干嘛去？后来必然败给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国家——周。周公提出“制礼作乐”。一戒酒，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就跟着变了。
我酒量不大，但贪杯，说起来这和早年的饥饿有关。一年困难时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铺买凉菜。食品短缺，酒铺改了规矩：卖一盘凉菜必须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岁。至今还记得那个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铺，门窗涂成浅蓝色，脏兮兮的，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摆着几盘凉菜。我把一卷揉皱的纸币递上去，接过凉菜，倒进铝饭盒，再小心翼翼端着酒杯，站在门口看过往车辆。啤酒凉飕飕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两腿发软，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当时并没体会到酒的好处，以为那是免于饥饿的必要代价。
头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风处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罗衾不耐五更寒”。睡不着，大家围坐在月亮下，瑟瑟发抖。有人拿出两瓶劣等葡萄酒，转圈传递。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情万丈。我猜想，所谓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这种沉醉，欲摆脱尘世的猥琐生命的局限，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
如果说沉醉是上天堂的话，烂醉就是下地狱。我烂醉的次数不多，原因是还没等到烂醉，我先睡着了。这恐怕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测地形，只要有床或沙发我就放心了。
1986年春我和邵飞去内蒙，朋友带我们到草原上作客。那里民风淳朴，唯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饮酒唱歌。轮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为止。蒙古包比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进大地的怀抱。醒了也赖在那儿装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实在，不会像美国警察测试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发现他们唱歌方式特别，酒精随高频率振荡的声带挥发而去，不易醉。如法炮制，我们大唱革命歌曲，驴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产队长给灌倒了。这在当地可算得奇耻大辱。第二天中午我们刚要出发，队长带来七八个壮小伙子，估摸是全队选拔来的。他们扛着好几箱白酒啤酒，连推带搡，把我们涌进一家小饭馆。我的几个朋友虽是汉人，但土生土长，这阵式见多了。杯盘狼藉方显英雄本色，双方磕平。队长只好作罢，挥挥手，带众人磕磕绊绊为我们送行。而我早就钻进吉普车，是水平方向。
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小镇地处边疆，竟有燕窝鲍鱼之美味，吃了好几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谁知道按当地风俗，市长大人先斟满三杯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