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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爱如此，读书亦然。越是轻松自如，随心所欲，就越是愉快。但要想真正放松，首先就得不负责任。所以，正如“妓不如偷”后面还有一句“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子不如稗”后面也得加上一句“读稗官笔记不如读武侠小说”，因为读武侠小说最不需要负责。这就好比偷情，如果偷不着，自然也无责可负。
这就越说越不像话了。莫非读书竟是一件不负责的事？
当然要负的，问题是对谁负责。我的看法是对自己负责。读书，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不对自己负责，又对谁负责去？其实，不要说读书，就连写书，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应该由自己负责（代表官方发言，草拟法律文书等例外），要不怎么说“文责自负”？一个人，学者也好，作家也好，或者不过业余创作也好，之所以要写书，无非是要把自己对社会人生或某个问题的感受、体验或看法说出来（为了评职称或混稿费的也例外）。他要说的，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负责谁负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由谁负责，更在于对谁负责。传统的说法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话说起来听起来倒是大义凛然，但也得看咱有没有这个能力。我看是没有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的，还说什么对这个那个负责，话说得大点了吧？那么大个责任，你负得起？你有多大能耐，敢夸这个海口？读书人的本事，顶多不过做点文字工作罢了。能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就不错。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比方说，官员对政府工作负责，厂商对产品质量负责，教师对学生负责，农民对庄稼负责，也就天下太平，犯不着都扯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上去。那个责任太大，咱负不起。谁都知道，但凡责任大过能力，那就定然是一张空头支票。说到底，其实是不负责任。
然而这不负责任的责任或这负不起的责任，却弄得大家紧张兮兮。写书的不用说，老得想着“一言兴邦”什么的；读书的也不敢含糊，惦记着如何才能成为“国家栋梁”。结果是大家都不轻松。实际上，妻不如妾，就因为妻的责任太多太重。相夫啦，教子啦，孝敬公婆啦，管理家政啦，没一件是省油的。又是贤妻，又是良母，又是佳媳，又是严妇，这么多的角色要担任，已经够她喝一壶的了，何况有时还要充当“老好人”，比如协调邻里和笼络妯娌什么的。忙成这样，自己的个人魅力也就顾不上。妾们因为没那么多责任，可以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反倒能在老公那里落个好。你说这叫什么事？
可是，总不成大家都去当姨太太，或者大家都去写武侠小说吧？当然不成。如果弄得满世界都是小老婆或只有武侠小说可读，那可真是要国将不国了。但把“妻”们的责任尽可能减去若干，让她和情人一样可爱，却未尝不可。在某些方面借鉴借鉴，就更是可以而且应当。比如金庸先生写作时的那种轻松自如和处处为读者着想，就值得学习。其实这也是一种负责——对读者负责。这正是我辈写书人可以也应该负的责任，岂能推卸？
实际上，提倡“不负责”，正是为了“更负责”。只不过先得弄清楚，哪些责任是该我们负也负得起的。不该负，或者负不起，就不能认账。就算我们每个写书的人都要对国家民族人民历史负责，也首先得让你的书有人看吧？没人看，你承担的责任再重大，也会落空。所谓“负责”云云，岂不仍是一句空话？
这就要学会放松。不要以为放松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并不容易呢！坦率地说，我自己就不会放松。到医院里打针，护士总说：你放松点嘛，那么紧张干什么？骆玉明兄也说我：你的文章看起来轻松，其实内里很紧，外松内紧！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做学问的人，内心深处都多少有些紧，不大容易松得下来。就是想潇洒一下，也多半不能如愿，或者只不过是装出来的。所以上面说的这些话，并无批评他人之意，只能算是对自己的“一声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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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书如择偶
有句老话，叫“男怕选错行，女怕选错郎”。
当然，这是从前。现在不怕了。选错行可以改行，选错郎也可以离婚么！不过，改行毕竟费事，离婚也很麻烦。能不改不离，最好。
何况还有改不了离不掉的。就算改得了离得掉，那损失也无法追回，那影响也无法消除。夫妻双方是会相互影响的。康德甚至说一对夫妻相处日久，就连相貌都会变得接近起来，让人觉得对象对象，当真“一对就像”（其实是他们的言行举止神态表情都有了共同的情调）。面如此，而况乎心？遇人不淑，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岂是含糊得的？
读书也一样。
读书当然不等于娶妻嫁人，非得“从一而终”，一辈子厮守不可。换一种书或一类书来读，也不像离婚改行那么困难，更没有什么道德问题。但这决不等于说读什么书是无所谓的。书的意义，有时比配偶还重要。因为一个人一旦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往往就终身爱读甚至只读某一类书。这些书会影响他一辈子，甚至决定他走什么样的道路，有什么样的思想等等。比如多读线装书和多读翻译书的，情况只怕就会两样。
即便书不等于偶，至少也近于友吧？读什么书，也就是交什么人。古人云：“不知其人而视其友。”依我看，也无妨说“不知其人而视其书”。要了解认识一个人（当然是指那些断文识字多少读点书的人），只要看他平时都读些什么书，也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甚至能猜出他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如果架上多为有思想有品位有分量的著作，自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相反，如果终日里尽读些不三不四的玩意儿，则其人也难免会有些不三不四。不是说他人品一定不好，至少其品位就很可疑。
人总是愿意有些品位的。提高修养和品位，也是不少人读书的目的和动机之一。如果读来读去，品位没提高，反倒弄得俗气了，岂非南其辕而北其辙？
这就要有所选择。
选择也不易。谁来选，怎么选，都是问题。按照导师和准导师们的选择照单全收是不行的，那个靠不住。媒体上的排行榜当然也靠不住。就算是什么“影响世界历史的××本书”，也未必就是最佳选择。过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现在就一定还影响？再说影响世界历史，又关我们什么事？说到底，读书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怎么能让别人来包揽？岂非“包办婚姻”？《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在调查“名著导读”一类书籍的销售情况时，一位读者张先生就明确表示他不读，因为感觉像是“第三者插足”。“导读”之类的“循循善诱”尚不能接受，况乎“越俎代庖”的替人选书？
那么，自己来选又如何？也很困难。一个人，如果从来就没读过书的，他怎么知道该挑哪类书、哪种书、哪本书？要想学会选择，而且选得不离谱，除非他读过很多。
其实答案也就在这里：要学会选书，必先多读书。观千剑而后识器。判断力和鉴赏力都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读书也不例外。因此，初读书时，最好什么书都读，就像结婚之前先广交朋友，然后再从容选择一样。不要才见了一个，便忙不迭地“定了终身”。树木后面是森林。一叶障目尚且不可，如果那“叶”还是败叶，岂不更糟？
书读得多了，就有了选择。这倒不是说从此就只读一种书或一类书了。周国平先生说：“读书犹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块耽得太久也会腻味的。”（《人与书之间》）其实岂止是会腻味，只怕还会造成思想的偏颇和心胸的狭窄，大非所宜。所谓“有了选择”，只不过是有了品位；所谓“有了品位”，也不是说从此只读“雅”的，不读“俗”的，而是说有了判断力和鉴赏力，知道好歹了。好歹和通常所谓雅俗不是一回事。自命风雅者，往往其实是“恶俗”；向为专家学者流不屑一顾的“俗物”，却没准反倒“大雅”。是雅是俗，全看你有没有品位。没有品位，便是《浮士德》或《红楼梦》，也能让他讲得俗不可耐。
品位只能来自阅读的经验。读得多了，自然也就知道好歹。这就要博览群书。而且那“博览群书”的“博”，还不仅是数量的“多”，更是品种的“杂”。朱光潜先生说：“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纷歧，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透视愈正确，你的鉴别力也就愈可靠。”（《文学的趣味》）所以，终身只读一种书或一类书是不妥的（哪怕这些书确实品位高雅）。它虽然能造成品位的纯正，却也难免趣味的褊狭。想想看吧，山间小溪固然清纯，却何如泥沙俱下的江河，广纳百川的大海？一个读书人，如能有此胸襟，大约也就不怕“选错行”或“选错郎”了。
倘若无此可能，恐怕也只好挑那公认的经典名著来读。读经典名著，虽然没准会读成个“书呆子”，却肯定不会读成个“二皮脸”。此外，年轻人多读点古书，老年人多读点新书，也是办法之一。青年思想活跃，读点古书，并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