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燕昭王没有想到的是，上次主动请命的苏秦，这一次竟说什么也不肯重返齐国了。
苏秦后来所说的“拜辞事”，指的不仅是他从齐国撤退，也包括这次不愿陪伴襄安君的违命之举。燕昭王的“怒”更多也是因为他这种不服从工作安排，而且公然对抗领导的表现。
他们君臣之间一定有过多次的交涉，燕昭王必定开出很优惠的条件，只求苏秦能够出马，修补破损不堪的燕齐关系，再给燕国争取喘息重振的时间，他知道只有这个偷自己老婆的家伙才能承担如此外交重任。
可是苏秦仿佛铁了心，硬是不肯赏燕昭王的面子。
燕昭王终于恼了，苏秦日后对齐湣王说，燕国曾“累臣以求质”，就是把他拘押起来，目的仍是逼他陪质子出使齐国。
即便成了阶下囚，苏秦的态度也依旧顽固，坚持“未欲来”，死活不去齐国。
苏秦怎么了，难道曾经作过他避难所的齐国，如今已成了恐怖地带？
当然不是。
在留给后世的史料中，苏秦没有正面解释他为什么这般执拗，后人只能从他别的言辞中找寻一丝线索。
当多年以后，苏秦在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王使襄安君东，以便事也，臣岂敢强王哉。”
他不敢强迫燕昭王不让襄安君去齐国，也就是说，他并不赞成这时候往齐国派质子，不认为这样能“便事”，令齐王重新相信燕国。
一个战败者向胜利者求和示好，是国与国较量中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苏秦即便不赞成，也没有必要如此坚决地反对，甚至宁可坐牢也要固执己见。
史料中依旧没有现成的答案，今天的人只能加以推测。
也许苏秦认定，经过这场战争后，就是派出十个襄安君，齐国和燕国之间也不可能再有真正的信任，齐王根本不会理睬燕王修复关系的愿望。
当时的形势对齐国极为有利，就在打败燕国的前后，齐、魏、韩三国联军终于攻破了函谷关，杀上了秦国的土地，锋芒直逼咸阳。秦国不得不低头认输，把占据了十一年的武遂和另一些土地归还给韩国，也交还了侵占魏国的领土。三国联军收兵凯旋。
趁着战胜秦国的威势，齐国又顺手把赵国眼看到嘴的肉撕去了一块。这肉就是中山，赵国前后花费了五年的时间，终于彻底消灭了这个国家。本来可以将它的全部土地据为己有，却不想被齐国横插了一杠子，硬是抢走了一部分中山之地。见如今齐国势大，赵国也只好暂时隐忍。
连秦国都服软了，赵国也不敢轻易惹事，感觉不可一世的齐国眼睛里还会有谁？燕国在它面前更不值一提。苏秦可能认为此时上门讨好，不但白费工夫，还将自取其辱。。
至于苏秦还有没有其他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后人再没办法猜测。
其实战国时代（也包括后来一些混乱的年月）的国家关系，基本是站立在利益的天平上摇摆，有利时匆忙结合，不利时翻脸绝情。齐国这时能不能重新接纳燕国作朋友，全要看它需不需要这样一个朋友。事实表明，燕国可能忍受了一段时日的耻辱，但最终还是被齐国当成了可靠的盟友，这其中苏秦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燕昭王这样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家，他确实要比苏秦高明。
可是在眼下这场僵持中，燕昭王却输给了苏秦。用苏秦后来的话说，“王怒而不敢强”，生气归生气，燕昭王最终也没能勉强苏秦出使齐国。他十分清楚苏秦的价值，以后肯定还会派上用场，不能因为意见分歧就毁灭一个人才。既然还想跟这家伙共事，当领导的有时向下属作些让步也不算丢人。
苏秦硬是靠倔强赢了君王一局＇3＇。
襄安君还是去了齐国，只不过是由别人陪同。恢复了自由的苏秦，留在燕国开始享受安宁的日子，这可能就是他此刻最想要的。从苏秦的活动时间来看，这时候他的年纪应该在四十岁上下。二十年左右的奔波起伏，青春期的雄心壮志大概早已被岁月销蚀得所剩无几了。在齐国五年的无所作为更让他意志消沉，对前程不敢再抱过高的期望。
他肯定没有想到，在未来的时空里，自己的才能将有真正出色的发挥。
三。在权欲中，阴谋无处不在。
苏秦平静地生活了大约七年。在这七年里，他周围的世界可是一点都不平静。
首先是赵国发生了政变。
这场政变大概出乎当时许多人的意料。赵国的政局一向比较稳定，赵主父当初把王位传给儿子何，交接过程十分顺利，称得上是平稳过渡，但他们没有看到，在安定的表象下面，其实隐藏着凶险的暗流。
赵国最致命的不安定因素是，那位何公子，也就是赵惠文王并非主父的长子，按照传统，偌大的国家本不该归他所有。
主父的长子叫章，他才应当是合理合法的接班人。章并没有犯什么过失，让他失去继承王位资格的理由很简单也很荒唐，那就是他有一个魅力十足的后妈。
章的后妈就是前文提到的孟姚。有句话叫“做梦娶媳妇”，形容不切实际的幻想，可这位孟姚真的就是赵主父当年作了一个梦后搞到手的。那时还是赵王的他在梦里见一美女弹琴唱歌，醒来后把美人的容貌描述给别人，结果跟大臣吴广的女儿完全相符。吴广自然乐得跟国君攀亲，赵武灵王没想到居然能在现实中得到梦想的佳人，也自然无比珍爱。孟姚“甚有宠于王”，《史记·赵世家》说，为了与她缠绵，赵武灵王竟“不出者数岁”，对这个“不出”的解释，要么是不管国事，只顾关上门和美人欢爱；要么是在邯郸守着孟姚，别的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不论哪一种，都应该不是事实，因为《赵世家》又分明记载，在娶了孟姚的第二年，赵武灵王就出门到外面视察去了。这表明他一直在为国家操心，怎么会几年不管事呢？
但赵主父对孟姚的绝对宠爱还是确凿无疑的，不然他就不会立她为王后，也不会在她生了儿子之后，狠心地把前妻生的长子章的太子位置废掉，指定孟姚生的儿子为继承人。
孟姚的这个儿子就是赵惠文王。
孟姚嫁给赵武灵王的时间是公元前310年，赵惠文王即位的年份是公元前299年，以此推算，他这时的年纪应在十岁左右。赵武灵王娶孟姚时已经当了十六年的国君，因此长子章的年纪可能比这个后来居上的弟弟大许多。放着应该成年的儿子不用，非要把位王位交给一个小孩子，赵主父实在太偏心了。不过他对章还是作了些补偿，就在灭亡中山国的公元前296年，他把赵国北部代郡一处叫东安阳的地方赏给了章，封其为代安阳君。
一个东安阳怎比得上整个赵国，做得好端端的太子，却无辜被踢出局，章心里受到的伤害根本没法抚平。何况给他作相的田不礼也不是盏省油的灯，此人“忍杀而骄”，冷酷而骄狂。为人“声善而实恶”，面善心狠。一贯“不子不臣”，不甘居于人下。到了章的手下后，就鼓动这位前任太子颠覆政府。
章毕竟当了多年的太子，在官场上有了一定的根基。对赵主父不合规矩的废长立幼，一些大臣心里肯定不能接受。于是章一时“党众”，有了不小的势力。“强壮而志骄”的他不免“欲大”，对赵惠文王形成了威胁。
还有一件事对赵惠文王不利，那就是他的母亲孟姚去世了。有孟姚在，赵主父爱屋及乌地偏疼她的儿子，孟姚死了，主父对赵惠文王便“爱弛”，不那么喜欢自己选定的掌门人了。
在当时也并非没有人觉察到局势的危险，李兑就是其中之一。他面见相国肥义，指出章跟田不礼搞在一起“必有谋”，“以吾观之，必不久矣”，很快就要作乱了。劝肥义“备祸于未形”，提前作好避祸的准备。他的建议是要肥义装病，“称疾毋出，传政于公子成”，政务交给公子成去办，出了事由这家伙负责。照李兑的说法，这样一来，肥义就能“毋为怨府，毋为祸梯”，没有人会跟一位退休老干部过不去。
面对可能的叛乱，不去商量真正的预防措施，反倒劝一位政府主管为个人保命。李兑这种反常的言行，不能不叫人怀疑他另有企图。说不定他已经和公子成相互勾结，想要借眼前的危机控制政权。
如果确有此等野心的话，李兑算是找错了对象。肥义根本就不是那种专拨自家算盘的人，听了李兑这番看似好心的劝告后，他立刻回答道：“不可。”因为“贞臣也，难至而节见；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危难才见忠诚本色。
在高贵的人格面前，李兑能说的话也只有：“诺。子勉之矣，吾见子已今年耳。”
先生自己保重吧，您活不过今年了。
说完这句话，他“涕泣而出”。那眼泪也许是真诚的，君子的品德有时甚至可以感动小人。
感动归感动，李兑仍要和公子成“数见”，多次会面商讨应对局势的策略。司马迁说这是“以备田不礼”，真实情况未必如此单纯，如果这两个人没有一点私利考虑的话，赵主父不久之后就不会死得那样凄惨＇4＇。
四。高尚和卑下都会让人毁灭。
肥义其实何尝不知田不礼是个危险人物，“声善而实恶”“不子不臣”就是他对此人的评语。这种人跟心有怨气的章碰到一处，危险系数定然大大增加。
肥义为此忧心忡忡，以致“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可是明知道危机重重，身为相国的他却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尤其不能对饱含杀气的章跟田不礼加以处置。那章虽然不再是太子，毕竟仍是宗室的公子，在没有谋反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要动他和田不礼是根本不可能的，已经对赵惠文王“爱弛”的主父首先就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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