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脱下沾满血污的短裤，扔进垃圾篓，用浸湿的软纱布擦净伤口四周的血。每次前后弯腰，伤口使火辣辣地痛。运动衫衣襟也有血迹，也一扔了之。接着，我从散落一地的衣服当中拨弄半天，挑一件即使沾血也不显眼的T恤和一条最小的三角裤穿了。
然后。去厨房喝了两杯白水，边想问题边等“组织”来人。
过了30分钟，本部来了三个人。一个便是经常来我这里取数据的盛气凌人的年轻男联络员。此人一如往常地身穿深色西服、白衬衫，打一条银行贷款员的那种领带。其余两人穿着胶底布面轻便鞋，一副运输公司搬运工的打扮。但看上去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像银行职员和搬运工之辈，只不过借助这副不引人注目的装束而已。眼睛总是不断打量前后左右，身上肌肉时刻绷紧，以随时应付一切事态。
他们也同样没有破门，穿鞋径直升堂入室。搬运工模样的两人仔仔细细地检查房间，联络员则从我嘴里听取情况。他从上衣内侧口袋掏出一个黑皮手册。用夏普记录笔记下谈话要点。我说有两人来搜寻头骨，出示了腹部伤口。对方对着伤口看了好一会儿，但未发表任何感想。
“头骨？头骨到底是什么？”他问。
“哪里晓得什么头骨，”我说，“我还想问人呢。”
“真的没有印象？”年轻联络员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调问道。“这点极其关键，请认真回忆一下，过后改口可就来不及了。符号士们不至于毫无根据采取不必要的行动。既然他们来你房间搜寻头骨，那么就有根据说明你房间存在头骨。零是什么也产生不出的。而且那头骨具有搜寻的价值。不能认为你同头骨没有任何关联。”
“既然头骨那么宝贵，就请告诉头骨含义好了，嗯？”我说。
联络员用夏普笔尖通通敲着手册。
“这就开始调查。”他说。“彻底调查。只要动真格的，没有什么能瞒住我们。一旦查明你有所隐瞒，那就不是件小事。听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以后的事谁都捉摸不透。
“我们已隐约觉察出符号士们在密谋策划什么。那些家伙已开始行动。但还摸不准其具体用心，也可能什么地方同你有关。头骨的含义尚不清楚。不过暗示次数越是增加，我们越能接近事态的核心。这点毫无疑问。”
“我该如何是好呢？”
“提高警惕，休养身体。工作请暂时辞掉。有什么情况马上同我们联系。电话能用吧？”
我拿起话筒一试，电话安然无恙。大概那两人有意放电话一条生路。究竟如何当然不得而知。
“能用。”我说。
“好么，”他说、“哪怕再小的事也请即刻同我联系，不要试图自行解决，不要存心隐瞒什么。那些家伙不是好惹的，下次光划肚皮怕是不能了结。”
“划肚皮？”我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检查房间的两个搬运工打扮的男子完成任务后折回厨房。
“彻头彻尾地搜寻一遍，”年长的一个说，“没一个得以幸免。顺序也无懈可击。老手干的，定是符号士无疑。”
联络员点下头。两人出房间走了。只剩下我和联络员。
“为什么搜头骨要割衣服呢？”我问，“那种地方藏不住头骨的嘛——就算是什么头骨的话。”
“那些家伙是老手。老手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性：你或许会把头骨寄存在自助存物柜里，而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钥匙是什么地方都能藏的。”
“言之有理。”我说。的确言之有理。
“不过符号士们没向你提过什么建议？”
“建议？”
“就是目的在于把你拉入‘工厂’的建议，例如金钱地位等等，或者来硬的一手。”
“那倒没听说。”我回答，“只是割肚皮打听头骨来着。”
“注意，好好听着，”联络员说，“即使那些家伙花言巧语拉你下水，你也不得动摇。你要是反戈一击，我们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除掉。这不是戏言，一言为定。我们有国家这个靠山，我们无所不能。”
“小心就是。”我说。
他们走后，我开始就事情的发展状况加以疏理归纳。但无论梳理得如何头头是值，我都没有出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博士到底想干什么。不弄清这点，一切推断都无从谈起。还有，我全然揣度不出那老人的脑袋里究竟翻腾着怎样的念头。
一清楚的只有一点：我背叛了组织，尽管迫不得已、一旦真相大白——早早晚晚——势必如那个盛气凌人的联络员所预言的，我陷入相当窘迫的境地。纵令是由于威胁而不得不说谎的。我就算坦白交待、怕也得不到那伙人的饶恕。
为此思来想去之间，伤口又开始作痛。于是翻开电话簿，查到近处一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叫车拉我去医院包扎伤口。我用毛巾按住伤口，外面套一条肥肥大大的裤子。穿上鞋。穿鞋向前弯腰时，痛得简直像身体要从中间断成两截。其实腹部不过被割出二三毫米宽的小口，整个人就变得如此狼狈不堪，既不能正常穿鞋，又无法上下楼梯。
我乘电梯下楼，坐在门口树下等出租车开来。表针指在午后1时半。那两人破门而入，到现在才不过两个半小时。然而这两个半小时却异常之长，仿佛过了10个钟头。
提着购物篮的主妇络绎不绝地从我眼前走过。大葱和萝卜从超级商场购物袋口上探头探脑。我不由有点羡慕她们。她们既不会被砸坏冰箱，又不至于被刀子划破肚皮。只消考虑一下葱和萝卜的调理方式和小孩的成绩，岁月即可风平浪静地流过。她们无需抱住独角兽头骨不放，脑袋不必遭受莫名其妙的密码和复杂程序的困扰。这便是普普通通的生活。
我想到厨房地板上现在大约正在融化的冻虾冻牛肉和黄油番茄汁。今天一天务必全部吃完，可我根本没有食欲。邮递员骑着超级两用自行车赶来，报邮件熟练地分别放进大门口旁排列的信箱。观看之间，发现有的信箱塞得满员，有的则一无所获。我那信箱他碰都没碰，不屑一顾。
信箱旁边有一株盆栽橡胶树，盆内扔着冰淇林棍和香烟头。看上去橡胶树也和我同样疲劳，人们随意往里扔烟头，随意撕叶片。此处何时开始有盆栽橡胶树的呢？我全然无从记起。从脏污程度看，想必已摆很久了。我每天箭从前面经过，但在落得刀子划破肚皮而在门口等出租车的下场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医生看罢我的伤口，问我何以弄成这样。
“在女人身上出现一点麻烦。”我说。此外无法解释。谁看都显然是刀伤。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男方有报告警察的义务。”医生道。
“警察不好办。”我说，“也怪我不好，所幸伤还不深，想私了算了。拜托了！”
医生口中嘟囔了一会，终归不再坚持，让我躺在床上为伤口消毒，打了几针，拿出针线麻利地缝合伤口。随后，护士用充满狐疑的目光瞪着我。啪的一声把层厚的纱布贴在受伤部位。用橡胶皮带样的东西拦腰固定。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子有些滑稽。
“尽可能别做剧烈运动。”医生说，“也不要喝酒，不要性交，不要过分地笑。最好看看书，轻松些日子。明天再来。”
我道过谢，在窗口付款，领了消炎药返回住处。并且遵从医嘱，歪在床上看屠格涅夫的《罗亭》。本来想看《春潮》。但在这形同废墟的房间里找到这一本已费了好一番折腾，再说细想之下《春潮》也并不比《罗亭》好出许多。
于是我腰缝绷带，天还未晚就倒在床上看屠格涅夫富有古典情调的小说。看着看着，我开始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怎么样都无所谓。这三天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找的。
一切都是主动找上门的，我不过受连累而已。
我走进厨房，在水槽中高高隆起的威士忌瓶子碎片堆上专心拔弄。几乎所有的酒瓶都被击得粉身碎骨，残片四溅，惟见一瓶帝王牌居然下半端幸免于难，里边尚存大约一杯分量的威士忌。斟进酒杯，对着灯光看了看，没发现玻璃屑，我持杯上床，一边干喝温吞吞的威士忌一边继续看书。第一次看《罗亭》时还在读大学，已是15年前的事了。15年后我腰缠绷带重读此书。重读之间，我意识到较之从前，自己开始对罗亭怀有类似好意的心情。人不能够改正自身的缺点。脾性这东西大约在25岁前便已成定局，此后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其本质。问题是人们往往拘泥于外界对自身脾性的反应。也是借助醉意，我有些同情罗亭。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几乎都不令人同情，而对屠格涅夫笔下的主人公则马上产生同情之心。我甚至同情《87分署》系列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这恐怕是因为我本身在人性上有诸多缺点。缺点多的人常常同情同样缺点多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身上的缺点很多时候很难使人视为缺点，因而我不可能对他们的缺点倾注百分之百的同情。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缺点则往往过于明显过于静止。
读罢袖珍本《罗亭》，扔到书架上面，又去水槽物色像样的威士忌残骸。发现有块瓶底剩有一点点杰克·丹尼黑牌威士忌，赶紧倒入杯中，折回床开始看司汤达的《红与黑》。总之我好像喜欢看落后于时代的作品。当今时代到底有几多年轻人看《红与黑》呢？不管怎样，读着读着我又同情上了于连·索雷尔。于连·索雷尔身上，缺点在15岁以前便大局己定，这一事实也檄发了我的同情心。人生的种种要素仅在15岁便固定下亲，这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不忍的事。他自行投入监牢也是如此。蜷缩在四面墙世界里的他，不断朝毁灭行进。
有什么打动我的心。
是墙壁！
那世界四面皆壁。
我合上书，把仅有的一点黑牌威士忌倒入喉咙，就四面墙世界思索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