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上了永久的污点，却再次成为了股本收益率最高的投资银行。
全副武装的摩根士丹利夺回了原来的明星地位，但这一次是通过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式。金融界对摩根公司的性格突变感到震惊。摩根公司成了一个妓女？一个债市的暗娼？著名的公司律师马丁？立普顿公开质问：“你们怎么能和德克塞尔上床呢？”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木已成舟，重生的摩根士丹利是不会因为羞愧而退缩的。
1994年2月我加入摩根士丹利的时候，风险的闸门早已打开，老摩根士丹利所有古旧沉重的痕迹已经消失殆尽。新生的摩根士丹利是安装了强力发动机的造钱机器，凭借强大的经纪—交易业务赢得了精英投资银行的战争，同时制造着巨大的风险和更巨大的利润。到1994年，公司的主要收入已经来源于经纪—交易业务，衍生产品则是推动它前进的发动机。
尽管我的部门——DPG（衍生产品部的缩写）只雇用了几十个人，但它却是公司的一个重要核心部门。DPG被定位于公司的两大核心业务——投资银行部（IBD）和固定收益部（FID）——之间。初到摩根士丹利时，我觉得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记住所有的缩写。摩根士丹利以及众多的分公司都有缩写名称：MS、MSG、MSCS、MSI、MSIL等等。公司内几乎每个部门、产品和业务都有各自的缩写。新雇员在最初的几个月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要学字母。至今，我的字母表包括了DPG、IBD和FID，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缩写加入。
IBD，投资银行部，主管公司融资（为公司融入资金）和收购兼并（安排一家公司购买另一家公司），是公司传统的支柱。投资银行部在公司成立之日就已存在，是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在投资银行部，年轻的助理经理夜以继日地准备计划书，以供资深银行家在与客户公司会谈时翻阅。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命运堪忧。写过几年计划书后，你要么被解雇，要么获得升迁——假如你还没累死的话。再过几年，你可能有机会拿着计划书参加会谈，到了一定的时机，甚至还可能有说话的机会。我有几个朋友进了这一行，有的现在还在拼命工作，而我对此避之不及。
我对FID，固定收益部——也被称为“经纪—交易”部——的感觉就好得多了。固定收益部位于交易厅，比投资银行部年轻，规模也小得多。这个部门是1971年成立的，即使经过了二十几个赢利和发展的年头，也只有900个雇员，还不到公司的十分之一。固定收益部的雇员买卖交易各种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垃圾债券、住房按揭债券和新兴市场债券。固定收益部的经纪和交易员承担巨大的风险，而且固定收益部的利润波动性比投资银行部的要大得多。但是如果摩根士丹利某年获得巨额利润的话，那么一定是固定收益部的功劳。
固定收益部就设在交易厅，这里没有计划书。新来的助理经纪只有三项工作：第一，喂饱你的上司；第二，经受虐待；第三，学习。这种工作比投资银行更摧残人的自尊，但工作时间一般在12～14小时之间，还算不错。经纪—交易工作的步调也要快很多，几个月之后你可能就真的在销售或者交易债券了。工作的风险很高，如果你犯了错就可能被炒鱿鱼；但如果你为公司赚了钱，你的回报也极为丰厚。
第二章 纸牌房（4）
和大多数衍生产品经纪一样，我也是个嗜赌成性的人，所以固定收益部对我的吸引力比投资银行部大得多。幸运的是，我并不需要选择。公司把衍生产品部定位在两项核心业务的交叉点，这样做自有它的道理。衍生产品为公司贡献了大笔利润，所以衍生产品经纪和交易员需要、也应该得到他们想要的支持。衍生产品部同时受益于投资银行家的业务网络和经纪人、交易员对待风险的专长。为了方便起见，衍生产品部位于四楼电梯旁的中心位置，就在摩根士丹利巨大的债券交易厅旁边。
衍生产品部就像是公司内部两个最强大部门的“合资体”，这种组织结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通过把衍生产品部夹在投资银行部和固定收益部中间并且分享衍生产品的巨额利润，管理层希望降低部门之间在年终奖金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
在第一波士顿时，我已经了解到这两个部门之间关于奖金的激烈争端。投资银行和经纪—交易业务之间的鸿沟就像大海一样宽广，而且同样不可逾越。投资银行家是保守、有教养、慢性子的男人（和一些女人），他们向公司高管提供加入乡村俱乐部的建议；他们的口头禅是“这真是太有趣了”。而经纪和交易员是狂野、狡诈的野蛮人，他们给基金经理出的主意无外乎如何欺骗上司和到哪里去找新的脱衣舞酒吧；他们的口头禅是“去你妈的”。投资银行家吃水果，经纪和交易员吃肉，而且最好是炸的肉。根据法规，两个部门之间要设立被称为“防火墙”的壁垒，以防止他们讨论某些业务。实际上，防火墙是多余的；两个部门位于不同的楼层，而且非常满足于每年只交谈一次——就是为奖金争吵的时候。这类关于奖金的争论就和物质与反物质的争论一样势不两立。
摩根士丹利的###们对大萧条后J。 P。 摩根是如何被一分为二的历史记忆犹新。最近几年，某些公司遭受内部###之害，结果导致了分裂、失败，或是和其他公司合并。摩根士丹利需要处理好任何有关衍生产品的内部分歧，这样摩根公司才不会再次被分裂。公司的未来要靠衍生产品，而衍生产品部的未来要靠公司内部的合作。
衍生产品部的历史就和衍生产品的历史一样，并不广为人知，即使在摩根士丹利也是如此。因为这个部门是庞大的造钱机器，很多人都对其有所耳闻。然而很少雇员——包括我自己——意识到这个部门有多新。衍生产品部在1990年前并不存在。事实上，摩根士丹利在最近几年以前根本就不销售任何衍生产品。从前，公司有限的衍生产品业务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且这类业务的总利润相对来说也不高。
实际上，虽然有些衍生产品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比如农民通过远期合同对冲风险，古希腊人利用期权投机，但大部分衍生产品的创新是在过去十年间才出现的。1994年摩根士丹利销售的基本上都是这些新型产品，其中的多数——包括我将在以后详细介绍的结构性票据和利率掉期，在1980年之前根本不存在。华尔街一旦开始创造这些衍生产品，它们的使用和受欢迎程度都突飞猛进。不过，最赚钱的衍生产品，连同我将要销售的那些，都是在里根政权（1980～1988年）之后才发明的。
衍生产品部在成立初期受益于公司的风格改变，从中赚了些钱。这个部门向一些名声不太好的新客户（通常是来自中东和亚洲的富豪）出售高风险的杠杆衍生产品。90年代初，有些客户在衍生产品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不过摩根士丹利自然没有声张，而那些赔了钱的客户再三回来购买更多的衍生产品。
在我加入公司的前一年，衍生产品部安排了数百笔衍生产品交易，为客户融资超过250亿美元。新产品包括我闻所未闻的衍生产品——美元化收益率曲线票据、非连续分配看多票据、固定期限国债浮息券、基准—同业浮动利息票据、石油联结票据和实际收益债券分拆票……还有许多我记都记不住的缩写名称。
公司的客户群体也随着产品进化，不再仅仅是石油酋长和房地产大亨了。扩充过的客户不但包括保守的大公司和地方投资委员会，还有最进取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经纪们也学会了适应市场的变化，推出佣金最多的产品，他们每星期甚至每天都在改变策略。
第二章 纸牌房（5）
我和衍生产品部的七十多个同事在两年里创造了大概十亿美元的佣金。由于公司的“合资”安排，我们不能独吞全部利润，所有公司雇员都从衍生产品销售的利润中获得了利益。即便如此，我们仍有很多钱剩下来付给衍生产品经纪——据说是公司里薪水最高的雇员。
这是摩根士丹利的欢乐时代。似乎没有人关心数以百计的衍生产品的风险有多高；没有人在意客户是否了解他们购买的产品暗藏风险。公司只是一笔交易又一笔交易、一年又一年、一个客户又一个客户地继续着。受人尊敬的摩根公司用一张张纸牌建造着一座危险的房子。
四位资深董事总经理被恰当地称为“四人帮”，掌管我所在的部门。他们都是千万富翁，也是衍生产品领域最有权力、最令人敬畏的人。他们尽最大努力为自己和公司的衍生产品业务保持低调，大部分情况下也获得了成功。即便在摩根士丹利，这四个人也不是特别为人熟知。
“四人帮”包括：比德亚特？森，本部门在纽约的总指挥；史蒂夫？贝纳尔德特，一个颇具政治关系的纽约人，同时也是重要的衍生产品游说机构——国际掉期交易商协会的前任总会计师；乔治？詹姆斯，伦敦分公司的头儿；保罗？丹尼尔，设在香港的东亚分公司的领导者，那里的业务正在急速扩张。
这四个人都在摩根士丹利度过了大半的职业生涯。他们都已非常富有，七位数的年终奖金只有在和别人竞争时才显得重要。每个人都想比同僚挣更多的钱，不一定是因为钱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把这看成是击败对手的标志，钱本身的意义并不大。毕竟，当你有了5 000万之后，一二百万就不算什么了。“四人帮”中的一个声称，由于错误地认为美元兑日元将升值，他差不多赔掉了1994年的全部年终奖金——有好几百万美元之多。他因为判断错误而不开心，但是似乎对几百万美元的损失并不在乎，起码并不比对他在赛马场的几百美元损失更加在乎。
尽管最初的大本营是在纽约，根据摩根士丹利的“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