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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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背后-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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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运气是不错的。我已经练习了很久数牌的技巧,我的技巧可以使我在玩二十一点时占微弱的优势。数牌的基本出发点是当未出的牌中大牌比小牌多时,玩家可以战胜庄家。如果你总在小牌已经出了很多而大牌还剩很多时增加赌注,你会处于有利地位。我打算利用这点来赢牌。
  我和第一波士顿的人讨论过数牌的技巧,进一步修正了我的策略。他们也数牌,而且经常炫耀他们豪华的大西洋城之旅和玩二十一点赢到的大额赌注。每天下班后,第一波士顿外总有锃亮的黑色豪华轿车在公园大街广场外等候,载着交易员、经纪、有时还有客户外出兜风——先到曼哈顿扒房就餐,再去酒吧喝几杯,然后到绅士俱乐部见“特殊的朋友”,最后,难免要到南边的木板大街①夜游一番。几个经纪宣称他们经常能赢到足够的钱来资助他们同行的女伴——有时是专职的,有时是迷人的交易助理。
  我的拉斯维加斯之旅远没有这么张扬,而且,我是独自一人。毕竟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只想资助一个人——我自己。开始的时候我很幸运。几个小时下来我就在一家赌场赢了上千美元。我的策略很简单:剩的小牌多时赌五美元,剩的大牌多时赌几百美元。通过数牌和不断变换下注金额,我占了赌场小小的便宜。二十一点是唯一一种玩家可以连续战胜庄家的赌博游戏,我只玩这一种。随着我不断赢钱,大堂经理开始对我留意起来。不论赌注大小,任何一个数牌的人都能引起他们的警惕。每天省下几百美元就够付他们的工资了。有个人在我旁边和我一起数牌,另一个则向我频频发问,分散我的注意力。最终,一个赌场经理叫我离开这家赌场。
  我欣喜若狂。有本数牌书的作者吹嘘他曾被赶出赌场,但是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也会因为数牌而被驱逐。我现在也是个傲视赌场的人了。
  可惜我的狂喜并没能维持多久。在下一家赌场我的运气完全反转了,很快,我开始每轮皆输。我无法理解这持续的坏运气,我对自己的策略有信心,决定坚持下去。我仔细记下出过的牌,按计划变换着我的赌注。我耐心等候着幸运的再次来临,相信只要坚持数牌,最终总会赢。发牌的人看着我输掉了大笔的钱,劝我停下来休息。我漠视他的好意,也无视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忠告,他曾说过,从长期看,我们都是要死的。
  我的长期实际上很短——大概过了一小时我就死了。我几乎输得精光,仅剩下一点零钱支付美元的猪扒套餐和去机场的出租车费。13日星期五毕竟不是我的幸运日。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很高兴只休息一天。我不想再次试试我的运气,所以,就连到大西洋城去碰碰运气的诱惑也被我抵制住了。在摩根士丹利,我会有充足的机会去进行大得多的赌博。
  摩根士丹利是1935年9月16日在华尔街2号成立的。自那时起,它一直是一家杰出的全球性投资银行。奇怪的是,摩根士丹利的创立者是一项法案,而不是一个人。20年代的投机泡沫、1929年股灾和大萧条之后,美国国会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针对公众对商业银行和证券混业经营的忧虑,要求美国银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项业务。摩根,当时的私人银行和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员,选择了保留商业银行业务。结果,一些摩根雇员离开公司另行组建了一家证券公司。摩根士丹利就是这样建立的。
  投资银行界长期以来一直只有五六家银行在瓜分着为数不多、最有利可图的高佣金业务,他们被称为“精英俱乐部”。自30年代以来,摩根士丹利始终是其中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公司进入后又退出了这个俱乐部,就像电视长剧中的角色。多数早期明星已经黯然失色(如德威①、库恩鲁伯投资公司②),甚至死得很惨(如德克塞尔?伯汉姆?兰伯特③)。今天的风云榜上,很多都是后来者(高盛、美林、所罗门兄弟、帝杰)。在投资银行60年的历史中,只有摩根士丹利自始至终保持了领导地位。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纸牌房(2)
最初,没有人确定只靠摩根的盛名能否建立一家世界级的证券公司。公司最早的合伙人满怀忧虑,并把公司成立之初的几年描述成“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不过到30年代末,这些忧虑全部烟消云散,小船已经进化成钢铁铸就的豪华巨轮。摩根士丹利很快成长为最具贵族血统的显赫的投资银行,除它之外没有其他公司享有如此殊荣。古董桃木办公桌和优雅的餐厅反映了公司低风险的业务。公司客户都是深受尊重的公司——铁路、公用事业、电话、汽车、石油、采矿行业中最大的企业。几十年间,摩根士丹利垄断了上市承销业务,而且坚持独自包揽最大的交易。
  摩根士丹利保守的文化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初,到那时为止,公司连一个经纪或交易员都没有。1974年,《商业周刊》称摩根士丹利“仍旧是最有声望的投资银行”。公司通过无懈可击的声誉建立了以客户关系为基础的强大业务。就像广受尊敬的基金经理斯坦福?伯恩斯坦曾经说的:“有摩根士丹利参与的业务就意味着合法的业务。”到了70年代,摩根士丹利已经成为投资银行业的教父。
  然而,就在摩根士丹利谨慎地前进的时候,更为进取的银行,特别是所罗门和高盛,开始越来越赚钱了。这对于摩根士丹利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投资银行是个现金为王的行业,一家银行的目标是赚钱,而不是保持纯洁。如果摩根士丹利能利用它的声望比竞争者赚更多的钱,那自然好得很。但如果声誉差些的银行反而赚到了更多的钱,摩根士丹利的做法就有问题。
  这家公司需要改变。在《机构投资者》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公司1984~1990年的董事长小帕克?吉尔伯特也承认,“从1935~1970年,摩根士丹利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不论是规模还是业务。”
  作为对竞争者的成功的回应,摩根士丹利的改变始于70年代中期。最初是试探性的更新“军备”。首先,公司聘请了以巴顿?比格斯为首的团队。《机构投资者》把比格斯形容成“可以介绍给你的女儿的那种枪手”。接着,公司把野心勃勃的年轻合伙人鲍伯?格林希尔提拔到重要岗位。格林希尔是前海军突击队员,外号“终极武士”,他后来被称为摩根士丹利第一场恶意收购战的“陆军元帅”。据摩根士丹利专家荣?切尔诺说,格林希尔的墙上挂了阿尔?卡普的漫画《无畏的福斯迪克》,上面布满了枪眼,标题写着“皮肉之伤”。格林希尔和董事长理查德?费希尔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商学院,他们一手炮制的激进计划将成为摩根士丹利未来的蓝图。
  可是很久以来,摩根士丹利固执地拒绝承担重大的风险和发展“名誉欠佳”的客户,改革的计划因此屡遭拖延,为此它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到了80年代初,摩根士丹利已经失去了很多投资银行业务排名的榜首地位,而且正在错过80年代收购热潮的丰厚利润。这家公司迫切需要和它的“军备”相配的新理念。
  1985年初是关键的转折点。如今已是十亿富翁的罗纳德?帕瑞尔曼当时不过是个爱嚼雪茄的三流收购专家。他正打算用他新收购的公司——Pantry Pride,收购比它大得多的露华浓公司(Revlon)。帕瑞尔曼明确表示,在这场收购战中代表他的银行将得到巨额佣金。
  摩根士丹利的入选出人意料。露华浓属于家喻户晓的精英级公司,摩根士丹利以往从来没有敢冒险疏远这类公司。另外,这笔交易涉及垃圾债券,摩根士丹利过去一直拒绝销售这类低于投资等级的高风险债券。摩根士丹利多年来拒绝从事高风险的业务,现在几乎丧失了参与的资格。公司最近在垃圾债券市场发起的攻势以失败告终,造成了1 000万美元的亏损。与此相反,进取的德克塞尔?伯汉姆?兰伯特公司和它如今声名狼藉的领导者迈克尔?米尔肯却攫取了一半以上的垃圾债券市场,还有数亿美元的佣金。六十多年来,摩根士丹利第一次被赶下了中央舞台。
  露华浓交易不但能拯救摩根士丹利,还可以使公司发生革命性的剧变。这笔交易是埃里克?格利切尔的主意。他是摩根士丹利的另一个新生代领导者,主管公司的收购兼并业务。格利切尔原本是海军突击队的指挥官,正是他的强悍作风说服了帕瑞尔曼选择了摩根士丹利和德克塞尔公司共同操作露华浓交易。这笔交易顺利完成后,摩根士丹利收取了将近2 500万美元的佣金。

第二章 纸牌房(3)
露华浓仅仅是个开始。既然摩根士丹利已经尝到了禁果,高风险、高收益的滋味使它更加如饥似渴。公司接着操作了华尔街历史上规模最大、风险最高的交易——250亿美元的RJR纳贝斯高杠杆收购案。尽管这笔交易风险极大,而且耗费了大量的工作,它所带来的2 500万美元佣金创下了单笔交易的佣金纪录。在进入高风险高收益领域后,公司合伙人越来越贪得无厌,对经纪和交易业务的依赖也开始越来越深。
  摩根士丹利自30年代起一直是一家私人企业,公司的合伙人几十年来一直抵制上市出售股票。但是现在,出售股票的利润诱惑变得不可抗拒。1986年3月,公司的合伙人终于决定套现。摩根士丹利的普通股公开上市后,包括董事长迪克?费希尔在内的许多合伙人每人都获得了至少5 000万美元。他们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公司的性质。摩根士丹利的新客户不仅包括帕瑞尔曼,还有来自美萨石油公司的恶意收购专家伯尼?皮肯斯,若干个阿拉伯酋长,甚至还有全美劳工总会。几年之内,摩根士丹利重新回到了领先地位,它的白鞋子沾上了永久的污点,却再次成为了股本收益率最高的投资银行。
  全副武装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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