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见可证明家庭有过严重纠纷的史料。
洪昇不仅在违反封建礼教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且恶劝，可以说屡教不改。洪昇的老师规劝过洪昇，史籍上有明证：毛先舒曾作过一首《水调歌头 与洪昇》，词中写道：“君子慎微细，虚薄是浮名。子家素号学海，书籍拥专城。不在风云月露，耽搁花笺彩笔，且问十三经。屋漏本幽暗，笃敬乃生明。百年事，千古业，几宵灯。莫愁风迅雨急，鸡唱是前程。心欲小之又小，气欲敛之又敛，到候薄青冥。勿谓常谈耳，斯语可箴铭”。从这里不难看出，洪昇青春年少时，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而是性格“虚薄”，心高气盛，醉心“风云月露”，热中“花笺彩笔”，完全有理由被父母判定为继业无望的“不肖”子。所以，洪昇在著书时，方有痛悔自己“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的话。
在封建社会，被逐出家门是不肖逆子，子女又不能与父母争论是非曲直，所以洪昇终身不言被逐出家庭的原因，但内心之痛苦郁闷可想而知，通过小说的形式，以曲笔道出这一过程，不正符合《红楼梦》中所说：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的用意么！考证曹雪芹的身世，从未见辜负亲人和师友教育规训之事，当然也没有为此而著书“告罪”的理由。
洪昇经历的第二次“家难”是“破家之难”。洪昇离家七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十五年（1676），洪昇的父亲洪起鲛遭人诬陷，被朝廷“发配”到“宁古塔充军”。这期间洪昇四处奔走，拜托权贵，营救父亲，但遭了不少白眼。又急于赶回家去，侍父北上充军，除夕泊舟杭城，正月初一解缆北上。这些在洪昇诗作中均有记载。其后洪父中途遇赦，侥幸得以返家，但此时家已破了。洪家是否被查抄，史无记载，但在清代，仕宦之人一旦犯下了充军重罪，其家鲜有不被抄没的，“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可想而知。《红楼梦》中所写荣府的结局，应是洪昇亲自经历的事情。
洪昇被逐出家庭后，于康熙十三年（1674）再次入京，开始了他漫长的国子监生生活。长期生活在北京，这是洪昇熟悉“假语村言”的根本保证；出生在杭州，又是他不忘江南土语的基础。没有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是不可能用独特的“假语村言”写出《红楼梦》的。这期间，洪昇确实是“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不曾做过一官半职，生活十分清贫艰难，体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的友人陈缯描述他的生活是“卖文供贳酒，旅食转依人”。洪昇自己也透露：“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囿利名场”。“依人空老大，乞食愧英雄”。诗中透露他此时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寄住谁家呢？只能是他的外祖父、也是妻子的爷爷黄几家。黄几此时身居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高位，生活应极为豪富。《红楼梦》中描写林如海捎书托贾政，为贾雨村“轻轻地”谋了一个“应天府尹”的高官肥缺。“应天府尹”可是南京市长，只有黄几这样的手握干部调配大权的重臣，方可“轻轻谋得”。此时洪昇的岳父黄彦博已去世，黄蕙母亲也孤苦无告，洪昇此时携家带口前来投奔，其不受欢迎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洪昇本人“亦知贫贱世看丑，耻以劲柏随蓬科”，“平生畏向朱门谒，麋鹿深山访旧交”的倨傲性格，寄住期间屡屡遭人白眼，受尽挪谕讥诮，也是不言而喻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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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系统：贾宝玉凤姐的故事（6）
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几因年老“致仕”，举家返回原籍杭州。洪昇此时在京更失去了生活依靠，困难程度进一步加剧。直至康熙三十年（1691）春返家故里，这几近十年的时间，洪昇经常穷到揭不开锅的程度，“有时烟火寒朝昏”，就是洪昇此时生活困苦的形象写照。他的爱女，就是此时在贫病交加中夭亡的。《红楼梦》中幼年被拐的香菱的悲惨命运，很有可能是洪昇在痛悼爱女的心情下创作出来的。
在此期间，洪昇广泛结交中下层文人、优伶、僧道，当时著名文人如朱彝尊、毛奇龄、###一、查慎行、李式玉、吴雯、赵执信等，都与洪昇终生交好。另外，洪昇与“南党”领袖徐乾学、高士奇等亦有往来，尤其与高士奇亲善。洪昇不仅生活上得到这些朋友的一些接济，也在朋友的鼓励下，得以继续其代表作《长生殿》传奇的创作。前后历经十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一搬上舞台便备受欢迎，到处传抄搬演，轰动整个剧坛，从康熙皇帝到王公贵族，从朱门富户到平民百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可见红极一时。《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与三教九流及上层社会的交往，特别是与优伶的过从甚密的描写，对众多剧本、唱词的描写，应来源于洪昇此段生活。
第三次“家难”是“聚演”《长生殿》罹祸，终生功名无望，遗恨无穷。康熙二十八年（1689），洪昇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八月中秋后的一天，洪昇在家中会集士人名流，演唱自己的得意之作《长生殿》。当时以明珠、余国柱为首的“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党争”十分激烈。洪昇因与高士奇谊属同乡，年龄相同，交往较多。故而明珠党人借口太皇太后和佟皇后的丧期未满，“国丧”期间“聚演”戏曲而弹劾洪昇。康熙帝对太皇太后和佟皇后确实一往情深，一怒之下，捕其下狱，革除其国子监生籍，彻底阻断了洪昇的仕进之路。同时因看戏受到牵连的还有朱典、赵执信、查慎行、翁世庸等五十余人。其中翁世庸是首任台湾太守，“真真国女孩子”的诗，很可能是洪昇从他那里听来的。时人感叹赵执信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用到洪昇身上也是贴切的。这次事件不应视为一次“文字狱”，因为康熙帝本人也十分欣赏《长生殿》，曾亲自观演并自定“赏格”二十两纹银，是天下皆知的事情。纯粹是因为触犯了“国丧”大忌，并为“党争”所利用，应属咎由自取。因而此事件并未影响到洪昇的创作生涯，反而由于绝了功名之念，创作更潜心了。
这次事件，应是洪昇创作《红楼梦》的根本动机所在。另外，在清朝的科举史上，洪家以前也遭受过严重打击：顺治十四年十一月江南主考方猷、副主考钱开宗，被给事中阴应节参奏，告发其科场作弊。结果二人被“正法”即被砍了脑袋，妻子家产被籍没入官。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案中的“科场案”。“科场案”中的倒霉鬼副主考钱开宗，正是洪昇的“表丈”。《红楼梦》中的那块“顽石”，寓意实在是太深刻了：“石”能“言”的原因是“有恨”，这是古典文学所熟悉的“通典”。《红楼梦》作者用此典的目的，不外是说明我有“补天”之意，也有“补天”之才能，但却遭到了“革去功名”断绝仕途的下场，岂能无恨？这也是洪昇借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之口，大骂“明珠党”人为“禄蠹”、“国贼”的原因所在。
红学界的好多学者都有一种迷惘，那就是林黛玉的众多诗作基调过于悲凉了。虽然父母早逝，孤身一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上有“老祖宗”的疼爱，下有众姐妹的呵护，更有贾宝玉形影不离心心相印的爱情，何至于小小年纪，就时不时赋出一首撕心裂肺般的诗作，表达出一种凄楚、怨恨、悲凉、无奈且无助无告的复杂心情？大观园里边虽然不尽是歌舞升平的景象，也有许多勾心斗角的小动作，但敢于公然欺负林黛玉的主子或奴才还没有，何至于让她产生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那样悲愤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林黛玉在大观园中的心情，看作是洪昇夫妇“家难”后寄人篱下时的心情，把林黛玉的诗作，看作是洪昇夫妇表达愤懑无奈心情的诗作，这一点就迎刃而解了。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生活原型是洪昇的爱妻黄蕙，实际上，洪昇在宝钗、黛玉身上，也寄托着自己的影子。书中的主人公名字叫宝玉，而宝钗名字的头和黛玉名字的尾，合起来恰是宝玉，剩下的钗黛二字，又恰是古代对妇女的泛称。夫妻一体嘛，用这样的创作手段来表达作者自己同时也是作者妻子兼有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书中林黛玉的形象，创作的成分居多，这一点在红学界是有共识的。林黛玉身上，更多折射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从“弃父”进京、寄养“外家”这个基本事实看，就是洪昇自己的经历。此时已是洪昇婚后，夫妻一起寄人篱下，写在女方身上，亦无不可，所以，书中从“判词”到内容，都是用“二宝”、“二玉”合传的方式写的，给人一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感觉。《红楼梦》的创作手法本来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嘛！综观书中的诗词韵文，洪昇都表达了哪些内心的隐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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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系统：贾宝玉凤姐的故事（7）
１。洪昇对自己被逐出家庭耿耿于怀，不时流露愤懑无奈之心情。书中第七十八回贾宝玉杜撰的《芙蓉诔》，红学界一般认为是明诔晴雯，实诔黛玉，这是不错的。问题是黛玉身上寄托着作者自己的身影，所以亦应看作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诔文。诔文中叙述了自己因遭谗言而与家庭反目的原因：“花原自怯，岂奈狂飚；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趸之谗，遂抱膏肓之疚”，“诼谣溪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牍。岂招尤则替，实攘诟而终。既饨幽沉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雨野”。把晴雯喻为贾谊被谗、鳏窃息壤被诛，实为不伦；但以此来比喻洪昇自己遭谗贾祸，则是贴切的。“昨承严命，既趋车而远涉芳园；今犯慈威，复泣杖而忍抛孤柩”。“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