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脚轻呼一声：“哦噗斯。”
在歌声回荡的几分钟里，褐色眼睛的新西兰人悄悄收走了女孩面前的空沙拉盘子，女孩懂事地把自己的叉和刀顺着放在一起，表示吃完了，他亲热地对她笑了一下。他是这里的老板，天天晚上都在满满登登的酒馆忙，在老老的木头楼梯上利落地走上走下，招呼客人，顺手收去喝光了放在边上的杯子。酒馆里的价钱和欧洲的一样，有的还要贵一些，可生意要比欧洲好多了，大家都说，这老板，靠在上海开酒馆挣钱了。听人说，在美国，有一个上海年轻人去餐馆吃饭，遇到老板是从上海去美国的白俄，他在里面听到有人在店堂里说上海话，就特地出来招呼，那大腮帮子的老人陪上海的年轻人吃了饭，说了上海话，他已经到美国四十年了，可还是怀念在上海开餐馆的日子。他当时的餐馆就在淮海路上，离现在的桃江路不远。他到美国生活的钱，还是当初在上海的时候挣下的。说起来，那个老人，算是爱尔兰酒馆老板的上一代人了，他们为异乡的人们担当着思乡的调味，于是，他们都能算是上海好日子的见证人和受惠者。
到爱尔兰酒馆里在星期三的晚上也挤得满满的外国人；听着他们来自不同家乡的歌；在风雨交织的上海之夜啃着指甲怀着乡但不打算离开的时候；上海看上去又在繁荣的路上了。
布景
十年以前吧，那时候南方的广州人有钱起来，那里卖着在上海都不能买到的泊来物，其实，那是些只过一座桥而来的香港货。但，那已经让渴望外来物的上海人羡慕。
好像是从那时候起，有人到广州去，要为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带一些好看的东西回来，就像从前外地人到上海要做的事一样。
那时候，我在上夜校，在夜校的走廊上听到有的班级里全体跟着老师大声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而是广东话。
追逐时髦的年轻人，在上海梧桐深深、欧洲人留下来的小楼以十分浪漫的方式旧下去的街上，和着他们的随身听大唱粤语歌。
那时候，上海最贵的饭店里，人们神气地吃着的，不是大菜，也不是从庙里传出来的素斋，而是从广州空运来的生猛海鲜。
这样的事情，让上海人心里不快，刻薄的人，就说上海这地方，越活越不懂自己的身价。丢了自己大都市的身价，去跟着南方小渔村的时尚学习。说这样的话的人，也仇视让广州神气起来的靠山，香港。常常说，我们这里是东方巴黎的时候，美国好莱坞的新片子，一个礼拜就到了上海，连时髦的日本有钱人，都要坐了飞机到上海来看新片子。那时候，香港是什么东西！那些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不夜城的时候，广州，连东西都不是。
那时候，在满街都是生猛海鲜霓虹灯的上海听到这样的话，看着上海好看的女孩子一个个把手插到又矮又黑、拉开嘴巴说话的南方人臂弯里，觉得这话是破落了的世家子弟说的酸话。不能说是破落贵族，上海这地方，就是从前再红火，离贵族这个词，还是太远了一点。
但，上海这地方实在是怀旧的，像破落贵族的孩子那样地怀着旧，他没有正经过上什么好日子，可他天生的与众不同。那见所未见的辉煌在他的想象里，比天堂还要好。
然后，上海也开始进入经济起飞了。
上海街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小车在跑，上海的交通开始越来越坏，上海的年轻人开始备深色西装和简洁的短上衣以及套裙，因为办公室工作的需要；英国的电台主持人不远万里到上海电台来做工，为上海人主持欧美音乐节目，静安公园外面的铸铁围墙上挂着椭圆的欧洲咖啡广告。外滩的老房子，一到晚上就被灯打得通明，表示它们的存在和重要。
这时候；上海的女孩子开始学习从前的上海人怎么说上海话了；把“老好”说成“交关好”，把“有钞票”说成“有铜钿”。
流行书排行榜上真正不是靠签名售书上榜的书，是五十年以前的上海女人张爱玲。
这时候，专营老上海菜的餐馆出现了，这一家餐馆开张的时候，上海不少的小报都发了消息，还有照片，它的外墙上嵌了许多老上海时代的东西，像油酱店的门楣，像当铺的广告，还有木轮子车的车轮。在那里，可以吃到上海的雪里蕻烧蚕豆酥、白斩咸鸡、腌笃鲜、霉干菜红烧肉、蛇羹、面拖毛蟹、葱油爆虾和盐水煮毛豆了，还有葱油饼、萝卜丝饼、菜泡饭。大家终于等到了这样一天，以上海的历史和上海自己人的菜自豪了。
报上说，进了那里，好像就到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三十年代，对上海来说，好像是一个女孩跟着她有十二条缎子被、金色糖缸用红丝带系着的全部嫁妆，在阳光灿烂的黄道吉日到婆家去的时刻，又风光，又充满了希望，一派蒸蒸日上。全民在这时候最一致的，就是要重振上海雄风，上海的孩子在电台点播的最多的歌曲，都是《昨日再来》。就像一个孩子上半夜做了一个好梦，可是在最要紧的时候醒了，那孩子在枕上紧紧闭了眼，一心要快睡着，再把那个梦接着做下去。
那是一个两层的楼房，小姐穿着高衩的旗袍，站在一顶红色的花轿前招呼客人。桌子椅子都是香红木的，在屋子里搭出了豫园式样的青瓦飞檐，还有在温室里长着的不绿的江南竹子。侍应生穿着喇叭袖的大襟短上衣，黑裙和黑色的搭襻布鞋，在桌子前走来走去。
从楼梯走上去的话，一路上看着墙上镜框里的旧上海，从前在历史书里都看不见的照片，看到从前的阳光照亮了白俄开的小小的面包房，看到从前的外滩有着弯弯的长椅，对着东去不返的过去的黄浦江，那时候安详而窄小的外滩，真认不得！像一个欧洲的小城。在上海长大的孩子，看到从前自己的家乡，心里真的是又难过又骄傲。
然后，看到楼上的包房被做成了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样子，小了一圈的黑门前，还有一对小号石头狮子。走进去看，地上也是青砖的模样。一间间的厢房，就是一间间小包房，里面吊着大电视，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唱卡拉OK。把头仰起来，看到的是用油漆画上去的蓝天。用手去摸一摸墙，才发现那一墙的青砖，是装修工一块一块在水泥抹平的墙上贴上去的木块。
包房的门楣上写着“前厢”“后厢”，让人想起《海上花开》里的人和事。果然，在餐馆楼上的墙上看到了上海十大名妓的照片，从来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代上海男人的审美观是那样恶劣，那十个女人，全都僵哈哈地硬在大襟衣服里，没有一点点的风月气息。
在那餐馆里坐定了，吃着侍应生送来的*茶，这茶里加了一些糖，古老的甜。过茶的，还有冰糖红枣，油爆蚕豆。年轻的女孩子端着乌木的大木盘来了，送来小菜。她布菜的时候，发现她旧式的短上衣是用括起来的的确良布缝起来的，像一件戏装。然后，想起了画出来的一堵青砖墙，长在恒温的屋子里、冬天都不黄、可夏天也不绿的竹子，还有门口那顶红色的花轿，那样的红，让人想到是不是那花轿里的女人，是死了的。
接着就感到自己是在一出戏的布景前吃着东西，好像是一个演员，扮演着三十年代吃冰糖红枣的上海人，装得像真的一样，也在那故事里哭，也笑，也为了演好那故事，看好多那个时代的书，可是，只是在演。
一顿晚餐吃下来，一桌子的人都说，从前的上海人过着精致的好日子，想得出那样实惠而精美的东西来吃。一桌子的人都恨自己生错了时辰。一桌子的人，几乎都和某一桌子的人打过招呼，是各自的朋友，朋友带了外国人、外地人来这里吃上海饭。也有带了自己的一家人来学习做回从前的上海人。好像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安身的地方，坐在在天花板下修出来的青瓦飞檐里，很得其所。
水边的老酒店
在上海人的心里，黄浦江边上的，绿色铜皮瓦楞装饰的花岗岩的大楼，和平饭店，是上海最好的饭店。在那些怀旧的上海人心里，它是他们梦想中的故乡，它即使是在阳光最好的夏天，也充满了昏暗沉重的黄色灯光，让人心里轻轻地一沉；因为岁月而泛黄了的白色大理石，即使是在最渥热的夏天，也是清爽而典雅的，让人想到不该穿着露脚趾的鞋子；路过大堂，褐色的高大护壁板，黄色的铜栏杆，青春时代建筑的黑色铸铁花纹旖旎浪漫地曲卷着，都是过去，都是过去，在老式的圈椅里坐下，还没有等到自己叫的咖啡，已经闻到了那香气，那是多少年来，多少杯热咖啡在点点滴滴的地方留下来的气息。只要一分钟，你就能想到从前的人和从前的咖啡，那怀旧的心，不由得就生出来，何况一心想着回到过去时代里的人！要是他们的家乡真的有什么让自己骄傲的地方，那就是这水边的老酒店了。
酒店是二十年代造起来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哥特式建筑，它是外滩最早兴建的大楼，是从前的沙逊大厦，由在上海发了财的英国犹太人沙逊建筑，由于它造得美，造得豪华，造在迅速成为远东大都市的上海的最黄金地段的江边，从前，在那些怀旧的上海人远远没有出生的时候，它被称为“远东第一楼”，是远东在战前最豪华的地方。
这花岗岩的大楼，是上海欧洲人的传奇，就像一个苦孩子在桥边拾到金斧头。想来也是这样，一个在欧洲生活安定、没有大理想的人，不能想象到一个没有咖啡和忌司的地方干什么去。而那些穷而思变的人，挟着他们的硬壳箱子，和冒险一博的心思，到上海来了。沙逊也是这样，而且还是个瘸子。靠着这个迅速发展的都市，他发了财，他找到了在欧洲幻想的好日子。他享受它们，炫耀它们，让在水边的酒店夜夜笙歌。维也纳来的咖啡，纽约来的黑色*，巴黎来的香水，彼得堡来的白俄公主，德国来的照相机，葡萄牙来的雪利酒，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