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家乡去，看到自己的朋友在老地方，自己的老家也在老地方，他们都在等着他，那才是好感觉。
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他说一是为了海外工资，一是为了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生活一次，比花钱当旅游者有意思。只是，他没有想到上海会像百十年前的欧洲。
好久，我等的那个比利时人才来，他说，他忙得一个星期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天下午的几个小时，到外滩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在欧洲，他只要工作四天半，星期五下午，办公室里就不工作了。“挣钱挣疯了。”他说，“我们被上海人同化了，东方人那种工作狂。”
那天是周末，到十一点以后，裘德的酒馆的跑堂的，把桌子都推到一边去，腾出好大的地方，让大家在中间跳舞。外面则停满了亮红灯的出租车，一直排到小花园那里，等从地下上来回家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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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酒馆（1）
雨下湿了方格子的人行道，在路灯下闪着小水洼的光亮，空气冷而潮湿，里面有被又冷又湿的连天小雨淋透了的树皮和落叶的陈腐气味。街上有车子开过去，雪亮的车灯照亮了浮在街道上的雾气。街拐角的地方，有一个爱尔兰酒馆亮着灯，蓝色的窗子上人影憧憧，有一个绿色的后背在门那儿掠过去，那是穿绿衣服的酒保托着大盘子上菜，上面的白瓷钵子上盖着盖子，里面是爱尔兰炖羊肉。那刚刚加完班的人，又冷又乏，眼窝都青了，还没有吃晚饭。
推开门走进去，暖气和着食物的气味迎过来。吧台深处，酒红色的老墙壁和褐色护壁板前面，木酒桶，航海的长望远镜，和几个世纪以前用的航海地图下面，旧旧的鱼网边上，有三个男人坐在高凳子上，一个吹笛，一个拉手风琴，一个抱着吉他，奏出热烈而单纯的爱尔兰舞曲。那里围了一大圈人，找不到桌子坐下，于是都在墙角站着，喝黑啤酒。吧台里面一个金发女子在盛蘑菇沫子浓汤，钵子边上放了爱尔兰黑面包，结实的褐色面包片散发着麦子粗糙的清香。那女子的脸颊和嘴唇鲜丽欲滴，就像从乡村来城市不久的英国姑娘。那穿绿衣服的酒保端着羊肉，咚咚踏着木头楼梯上楼去，楼上的灯光照亮了他已经秃了的、粉红色的头顶。
楼上有人在玩桌球，边上围了一些男人，穿着毛衣或者牛仔衣，手里握着黑啤酒的大玻璃杯子，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白色的脸上开始变得有些苍白了，欧洲人的皮色一旦苍白，就让人觉得他们像要化了的冰山一样。和楼下一样，放眼一望，看见的都是欧洲人，听到的都是英语。
到楼上的围栏那儿，才找到两把凳子落座。安顿下来看到边上靠着一个脖子红红的大胖子，嘴唇上留着麦色小胡子，把快喝光了的啤酒杯子靠在自己的大肚子上，出神地看着人拉那放在腿上的手风琴，一脸落寞而无聊的晦气样子。
你以为这是英国的什么地方？不是，这是一个秋夜，在上海桃江路。从路上不见人的雨夜里走进这地方，真的一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中国。
如今来上海谋生活的欧洲人真的是多起来了。十多年前，上海的外国人大都坐在大玻璃前放了国际旅行社的牌子的汽车上，花花绿绿的，散发着不是花露水的那种香气。在南京路的工艺品商店外面，马路上总会围着一些人看他们，上海人好奇而羡慕地看着他们。那种默默的眼光真的能抹杀人的自知之明，何况人在旅途中，远离了日常生活。于是，就连里面个子小、身体胖、头发少，总之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位，都做出亲王的样子登上车去。我理解他也是不得不这样，要不然所有中国人，包括他自己，全要失望的。外国人太少了，怎么可以不与众不同。现在不同了，现在欧洲人重新找回多年以前他们爷爷这一辈发过财的城市，一个个，一群群，又拎着各种各样的皮箱来到上海。
听说他们对上海有着世代传下来的好感，在他们欧洲的老家，他们可以找到六十年以前长辈从上海带回去的明信片，宽阔的外滩，沿江而立的雕像，就像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而这些明信片，如今在上海已经很难找到了。在家乡的日子里，他们就隐约听到过上海欧洲人的传奇故事：在上海发了财，在上海遇见了心爱的姑娘，在上海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奋斗的机会，在上海过上了高人一等的生活。甚至还有只凭着一张欧洲人的脸和一个贵族头衔，可以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里白住，在上海最美味的餐馆里白吃，而没有人怀疑这个人是否付得清账单，直到几年以后东窗事发。虽然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可听上去还是让欧洲人舒服，像是有个喜剧等着你似的。
爱尔兰酒馆（2）
于是他们就来到上海。来上海，当然为了挣钱。有英国人说他只要能挣到他在英国想要挣的钱，马上就回家，上海的死活不管他什么事。大概来到一个陌生城市谋生的人大都会这么想。可慢慢的，混得不那么好的，就回家去了，真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就不愿意回欧洲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那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而在上海，似乎事情就变得容易一些了。上海的确像一只睡狮，一旦醒来，就充满活力，连空气里都有机会的气味。上海又像一条家狗，对自己认同的人非常亲切慷慨。
十九世纪初年，来上海的欧洲人在东大名路上开出第一家欧洲式的酒馆，此后一百年，是上海门户洞开的时代，最多时，在上海有十二万常住户口的外国人。他们给上海带来了电话、汽车、染料、贸易、香水、玻璃*、机器、鸦片、咖啡、沙发、照相机和柯达胶卷以及陆陆续续的整个西方文明，还有洒着血污泪水的通向世界之路。一百余年过去，当中经过三十多年中国人对在上海的外国人彻底的清洗，当年东大名路靠近码头的那家酒馆早已不知去向，现在在靠近领事馆区的桃江路的街角，又开了在欧洲流行的爱尔兰酒馆，为现在到上海谋生的六万外国人在远离家乡的夜晚有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可去，去忘记自己到底是在哪里。
隔了四十年再来上海的外国人，为上海带来了投资、计算机、汽车、电话、染料、贸易、香水、广告、电视、可口可乐、西班牙瓷砖、意大利皮鞋、美国大片，还有抗抑郁症的标准药物百忧解。如今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爷爷辈，买一张船票就来了，他们大都特别在北京或者台北学习了中文，能读会说的，还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洗好了脑，更能入乡随俗。在爱尔兰酒馆的楼上很容易能看到下面桌子上的情形，那位刚刚和一个金发女子一起吃了家乡炖肉的先生，结账时接过女子递过来的小钱包，数出人民币来，没有忘记对跑堂的说一句汉语：“我要发票。”
说起来，上海真的是个奇特的城市，当这里的大楼里云集着谋生的外国人，它就是在发展，当在它的街道上只能看到一个金发旅游者端着亲王的架子时，它就凋落了。
爱尔兰人如今在桃江路拐角上的酒馆里唱着他们家乡的歌。一支爱尔兰生来忧伤的曲子从寡淡无味、可在这里大受欢迎的炖羊肉气味里升了起来。
在楼下吧台里面，走出来一个穿厨师服蓄红胡子的人，他把一双特别结实的大手撑在木头柜台上，远远地看着唱歌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那酒馆特别从爱尔兰雇来的面包师傅。为了做地道的爱尔兰面包，老板特别从爱尔兰雇了面包师傅来，就像那些在上海夜校里学出三级厨师证书来的上海小伙子一样。所不同的是，他漂洋过海来，为了那些思乡的胃。而他们漂洋过海而去，是为了留在他乡找到好日子。
楼上的人纷纷围到围栏四周来。他们定是回家换了衣服来的，大多数人穿的是宽松的夹克和外套，但仔细看他们，刮干净的鬓角，修干净的指甲和剪齐的头发，可以想到白天他们笔挺的办公室生涯。还有加了班来不及回家换衣服的，在桌子上用手把领带拉松，像从深水里伸出头来似的，把自己的脖子从紧紧扣了一天的白领子里长长地伸出来。在自己本土穿着最不讲究的德国人，到了上海也天天要小心对待自己的衣服，因为这个地方谁对谁也不知根底，可又势利，要是没有好衣服证明，就是再有一头金发，也要遭人怠慢的。在这里，难得有人看得懂欧洲人随意后面的骄傲。于是，除了办公室里的累，还要加上身体时时刻刻在考究衣服里的累。此刻他们一个个在歌声里握着喝到半残的大玻璃杯子，看着唱歌的人，什么也不说。
正对着唱歌人的那张桌子上，坐着一个看上去像是瑞士人的年轻人和他的中国女友，那中国女孩有一个敏感而骄傲的尖下巴，她和她的情人手缠着手，听他与他的四个欧洲朋友说话。有时她也轻声说些什么，他们笑的时候她也笑了，不是那种一点听不懂话的露水夫妻。只是在他们谈话时，她的脸上有着游离的神情，她加入不进去，只是专心地拨弄着他的手，他的手上没有戒指，她的手上也没有。她的头发染了一点点红色，盖在东方人柔和的脸上，感觉有些不妥。爱尔兰酒馆里的上海女孩，没有专心听歌，也没有专心说话，她们像点点滴滴的油星子，浮在汤的表面。不论到底是为了什么，她们至少是陪伴了那些离乡的人。
一支歌唱完，满屋子掌声和呼啸声。听不出从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叫出一个歌名来，唱歌的人点点头，唱起来。一支老歌了，关于航行的。接着，又有人叫出另一支歌来，唱夏天的，渐渐听出来，那些高喊出来的声音，有的说着带外国口音的英语，像是德国人说的，像是法国人说的，像是意大利人说的。一个人要将头伸出去看看下面那唱歌的人，一下子踢到高凳子的腿上，缩着脚轻呼一声：“哦噗斯。”
在歌声回荡的几分钟里，褐色眼睛的新西兰人悄悄收走了女孩面前的空沙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