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谎ダ宄档摹！�
他回湖南老家，给萨爹带回来一段腊鱼，那鱼活着的时候一定极大，只一块肋排挂在墙上就有手风琴那样大。那一次以后，才知道鱼也可以腊。
数学所80年代的平房宿舍里，周末或者傍晚经常可以看见他在门外摆个小桌做他的工作——两个儿子要考学，占了家里的两个办公桌，太太是中学老师，经常要有学生来补课，堂堂数学家体贴妻儿，只好到门外搞研究了。那时候人少讲究，如果是夏天，英俊而风度极佳的龙先生就是一件跨栏背心伏案工作了——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人奇怪。
他能唱非常优美的外国歌，有的时候就和他的太太一起在房间里唱，我们在外面也能听见，很浪漫的感觉。
他是80年代后期才搬进楼房的吧，小三间一套，排队排上的，因为有两个子女，所以是三间；但因为是两个儿子，同性子女，只能是小三间；异性子女呢，就可以大三间了。一直住到去世。清廉自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分，直到今天，也没听说科学院从知识分子中提拔的干部有哪个因为贪污给抓了。
以他的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应该是长寿的类型，可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负担太重了，而给他们的关爱又太少了。钟家庆、张冬冰，哪个不是乐观、爱锻炼和好人缘？依然挡不住一个个“英年早逝”。
龙生病应该是90年代前期，肺癌。癌本身很难治愈，但是他的死却不完全是癌症的结果。他生病后本来应该住院，床位比较紧张，以他的地位，稍微推一下也就进去了，但是不给人添麻烦大概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秉性，所以他就没有做这一推。而既然你不推，中国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就表示你不着急没有需要，那你就等着吧。
他的肿瘤长在胸腔上部，一天忽然阻塞气管，无法呼吸。
当时龙太太已经学会急救，家中进行给氧无效，叫中关村医院的急救车，答：现在车都出去了，没有，你叫出租车吧。龙太太匆忙叫出租车，同时给萨爹等朋友打电话。
等赶到最近的××医院，医院的大夫叫先办手续。这时龙的面孔已经变成紫色，呼吸停止，心脏停跳。
医生看了一下，听说是癌症，未采取任何措施，只是表示本院抢救不了，一个劲儿催促转院。这时候龙的心脏忽然恢复了跳动，但医生还是拒绝抢救，不肯接收，只是催着转院。
万般无奈，出租车只好赶向北医三院，路上，龙的心脏再次停跳，再次复苏，最后终于归于沉寂。
事后，医生认为龙的心脏机能非常好，且求生欲望强烈，因此能够两次恢复心跳，当时只要医生敢于承担责任，给气管下管，加压给氧，就可以挽救。但是，值班医生不敢承担责任，一味推托，耽误了抢救时间，终于回天乏术。
××医院当然没有责任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收治嘛！
家属起诉，但不了了之，因为值班医生的确是“按照规章办事”，我们医院的规章对于患者应该做什么，规定得非常清楚，基本是少一分钱、差一个手续也不行，而对于医院自己的职责，就几乎没有约束。
龙先生的身体素质，癌症未必能够夺命，而庸医却可以。
那一年正是发大水，萨爹回来，和萨娘相对良久，无奈，又悲愤，最后说：“这样大的雨，老天爷召他，龙要走了。”
。 想看书来
科学院的职称
小时候在科学院，关于职称的各种事情听到的实在不少。
科学院属于众星云集的地方，您要是眼力好，走大街上就能看见比如数学家王元夹着个包闷头走过来，或者看见分支权威杨乐在排队买馒头……教授多是很正常的。
人家开玩笑，从中关村88楼扔十块板砖下去，能砸着十个教授，四个正的、四个副的——剩下两个挨砸的是卖光盘的。
科学院的职称自成体系，教授不叫教授，叫研究员；副教授不叫副教授，叫副研究员；工程师呢，叫做助理研究员，总的数量的确很多。
但是平心而论，科学院的研究员我感觉不是多了，是少了，因为它的晋升体制非常严格。萨爹1960年出北大，70年代是长城0520的生产组长。还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回来的王先生是研制组的组长，那都是总理亲自接见的级别哦——重要啊，中国第一台个人计算机嘛！生产完了出去作报告，人家看职称都发愣不信——这两位不过助理研究员，就是一普通工程师啊。
萨爹的副研究员，是80年代中期才评上的。没办法，僧多粥少。
对比外地很多院校医院教授满天飞的情况，科学院这方面有些屈人。而优点就是拿出去个顶个，确实厉害。您看80年代中关村公司遍地开花，信通、鹭岛等等，都是号称技术实力雄厚。其实当时科学院派出去“做买卖”的，都是手头没项目的副研和助研，真正的好手那才舍不得放呢。当然后来发现公司赚钱，很多骨干同志后悔，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萨娘在她那行里算是学术带头人，可她的专著怎么出来的我知道啊，那是有萨爹做“黑高参”也。就是现在，科学院放出去一个副研，别的地方出个教授来招架也未必抵挡得住。
这些人都是人尖子。
什么叫人尖子？萨爹当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那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进科学院，华老接见，就是个普通教室。华罗庚一身粉笔末，在黑板上现出题考，考得萨爹才20多分，那叫一寒碜。后来问问身边各位师兄，说每个进来的都这样考，华老手里能拿20多分，你够牛啊。
当时科学院是官本位，职称是行政干部决定。60年代你要在中关村最好的宿舍楼上往下扔十块砖头，能砸八个处长，四个正的、四个副的——还有两个是卖大白菜的。那时候分房等等都按级别，研究员是处长级别，副研究员是副处长级别。科学院的研究员屈指可数，还有死一个上来一个的怪招限制着。处长副处长可是没有名额限制，所以同一个级别，行政干部是科技人员的四五倍。因此，科学院当时最好的待遇都是行政干部拿，这就是权啊。
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就是科研的停滞不前。不是人才不多，不是大家不干，是我们的体制不行，项目安排不合理，搞的研究不能变成实际的生产力，真的是人才积压啊。比如杨乐、张广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时候，都不过是副研究员。多少人的青春就在灰色的楼房里悄然流逝呢？现在想来还令我为他们感到不平和痛切。我记得那些*儒雅的叔叔阿姨们每年都有两次两眼发红，仿佛吃错了药的时候。一次是分房，一次是评职称。唉……
后来总理专门见郭沫若，说，你个科学院比我的国务院还复杂。
让总理一批，好了一点儿，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郭沫若也没办法，因为当时全国就是那样，“知识越多越反动越危险嘛”，谁是领导阶级的原则问题嘛。所以科学院的职称问题一直到1974年小平同志上来才有了转机。老邓敢下手，在科学院搞“五子登科”：妻子问题——解决科研人员两地分居；房子问题——优先分配给科技人员；车子问题——为科研人员开班车；孩子问题——扩大科学院幼儿园；帽子问题——增大了每年提职称的比例。压力挺大，但是老邓肩膀绝对够硬。
具体负责的两个人，科学院的人至今缅怀——*和张劲夫。
萨娘就是那个时候从河北调回北京来的。萨也是8岁开始，才有了和自己母亲亲密接近的机会。
不过职称这个问题好像很长时间都没能完全解决，因为科学院为中央直属，不像地方上那样对职称问题能够“搞活”。2001年我回去，还听说有一位因为职称问题得癌症去世了。我知道她的水平，国家烟草局在全国的管理系统，就出自她的手笔，然而，评研究员，她的年头还没熬够——至死都没熬够。
其实，现在的职称已经没有过去所附加的那样多物质好处，但是知识分子“好名”的习惯是没办法的。
因为科学院人对职称的珍重，也不免引起一些笑话。当年我们家买来一台电脑，人家公司负责送货安装。来了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搞安装，萨爹又是敬茶，又是上点心。等人家走了还一个劲儿地对我们兄弟感慨，让我们向人家学习。莫名其妙之中看到萨爹递过来小伙子的名片，上面赫然印着“安装工程师”的字样，萨爹感慨：“我30多才评上工程师，看看人家……”
唉，真是食古不化啊，这事儿直到萨弟暑假打工，那皮包公司也给他印了一个“系统工程师”的名片，萨爹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