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方面，还存在共需与各产的问题，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关键，需要进行深入的考察，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张竞生认为，只有共情，才能保证共法、共需、共权的实现，才能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亲爱；只有强调理智的充分发展，才能保证“人人立异，日日创新，无一抄袭，无一重复”，才能形成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繁荣景象。
尽管张竞生过于夸大女性的美德，过于强调情感的作用，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过于洋溢浪漫情调，但张竞生从“公道”和“自由”的核心理念出发来论述和构建“美的社会组织”，应该承认是抓住了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别具慧眼的真知灼见。自由是人性的本能诉求，也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但一味地强调个人的自由，任由人的本能泛滥，必然把人类拖入像猪一样打滚的臭不可闻的泥坑。与此同时，张竞生强调了公道，其实是对他人利益的兼顾，也是对自由的必要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竞生设计的“美的社会组织”才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贵的前瞻性。
滥情，是张竞生的致命伤，也是他的可爱处。在疏离冷漠成性的中国人，张竞生的滥情，或许又是一帖矫枉过正的解毒剂。为了实践张竞生的情感理论，1925 年11 月9 日，张竞生在北大第一院三十八教室主持召开成立“北大壮游团”。张竞生充满感情地说：“我们想组织一个较有规模的壮游旅行团，使从前同人所得到的一些私乐，扩充为北京朋友们的共乐，将来再希望他发展为全国全地球的公共娱乐。他们为的不是政见、党见、阶级见，更完全没有那些猪见、狗见、禽见和兽见。他们为的只为‘情见’。他们为的，第一，在求大家以情感相见；第二，使人类的情感和自然的万物相见。来吧，大家以情感相见吧！女界是他们最欢迎的，以完成‘全人’的情感。”
当天晚上，参加壮游团成立大会的有六十多人。大家认真地讨论，确立了名称、宗旨、组织、经费的筹集办法以及活动的方式。
决定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北京近郊名胜的旅行观光，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长途旅行。会议公推张竞生为壮游团团长，哲学系学生乌以锋、赖道纯为文书等，并讨论了筹备第一次壮游的事宜。
在张竞生的身教和示范之下，壮游团先后组织到西山、圆明园、万里长城、十三陵、卢沟桥、什刹海等地旅行。青年男女回归自然，激情澎湃。在游圆明园时，浪漫的学生兴奋得手舞足蹈，放声高喊：“朋友们来与我们同游吧！此间有诗料、史料、图案与建筑物，可以歌，可以泣，可以起舞，可以努力兴起建设的热潮。”哲学系学生兼壮游团庶务温克威在《我们的郊游》中写道：“薄云盖着的朝阳，的确别具韵味，所以烟雨迷蒙的江山，白云缭绕的宝塔，外衣轻套的新嫁娘，琵琶半遮面的优伶，都似含蓄不尽，耐人寻味为美之上品。寒风吹到黄草上，秋色寄在梧桐间，京绥路上的一声汽笛虽添得几度凄凉，这块平原也变了憔悴的美人，虽然憔悴呵，但不失其为美人！”壮游的美趣使人流连忘返。
壮游团还组织团员到北京什刹海前海去溜冰。在张竞生眼中，团员三五成群在白茫茫的冰面上，就像广寒宫里面的仙人跳舞，那种美趣与乐况是笔墨难以形容的，他陶醉和迷失在这种美的现实里。
四、读书之争（1）
张竞生并没有一味地沉湎于风花雪月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这些年，政局虽说动荡不安，民生凋敝，学界却是百家争鸣，自由发展。张竞生厕身其中，好戏连台，表现不俗。“爱情定则”的讨论，他是主帅；“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他后发制人；“青年爱读书与青年必读书”两大征求，他是备券询问的“名流学者”。也许是结了善缘，张竞生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这几项在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大讨论，都离不开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京城名编孙伏园。孙伏园，1894 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他在中学读书时是鲁迅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是蔡元培的学生，在《晨报副刊》当编辑时是李大钊的后任。由于组织“爱情定则”
的讨论，张竞生与孙伏园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既介绍新文化、新思潮，也不薄旧文化、旧传统，副刊开辟了讲演录、特载、论坛、小说、歌谣、杂感、译述、通讯、游记、科学谈、卫生浅说、戏剧研究、古文艺、传记等众多专栏，用稿量颇大，张竞生的文章观点新颖、感情充沛、文字清新而有诗意，极富感染力，深受孙伏园的喜爱和赞赏，经常约请张竞生写稿。张竞生的新著《美的人生观》出版后，孙伏园又及时编发了周作人、李溶等人撰写的评介文章。
发轫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张竞生与孙伏园的友谊可谓牢不可破。
有意思的是，“爱情定则”的讨论已经过去一年多，鲁迅却似乎意犹未尽。1924 年10 月，鲁迅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孙伏园。全诗共三节：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孙伏园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讽刺正在盛行着的失恋诗。他读完会心一笑，就随手编到下一期的《晨报副刊》。稿件已经发排，见报的头天晚上，孙伏园照例要到报馆看大样。孙伏园不看则已，一看就火冒三丈，原来鲁迅的诗《我的失恋》被代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恰在此时，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孙伏园追问他何以“要不得”的理由，他又吞吞吐吐地讲不出所以然来，孙伏园认为这是在故意找碴，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顺手打了他一个巴掌，还追着大骂了他一顿。作为学生，孙伏园自然要向着老师；作为文坛宿将，鲁迅的稿子求之不得；作为编辑，孙伏园于公于私都没有无缘无故不登鲁迅稿子的道理。现在刘勉己如此非难，孙伏园已经下决心撂挑子了！第二天，孙伏园气冲冲地跑到鲁迅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认为学生为了自己的事辞了职、失了业，内心颇为不安，除了给他安慰之外，还想方设法帮助孙伏园谋划，以解燃眉之急。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京报》听说孙伏园辞去了《晨报副刊》的职务，总编辑邵飘萍亲自找上门去，诚恳地请孙伏园去办《京报副刊》。起初孙伏园还在犹豫不决，他觉得《京报》的发行量太少，只有三四千份，还不到《晨报》的一半，社会地位也远不如《晨报》，很不想去。但鲁迅却态度坚决，竭力支持孙伏园去《京报》。鲁迅说，一定要出这一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
四、读书之争（2）
孙伏园憋了一口气，由《晨报》来到《京报》。略施小技，1924 年12 月4 日，《京报副刊》就出版了。邵飘萍虽然很能干，但帮忙的人不多，等于一个人办一份报纸，既没有什么规章、制度，经济也很困难，有时连稿费都发不出。但他善于用人，对孙伏园十分信任和倚重。士为知己者用，孙伏园知道，在他困难的时候，邵飘萍施以援手，又委以重任，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要知恩图报，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充分运用这几年积累下来的资源，办好《京报副刊》，为《京报副刊》杀出一片江湖地位。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1925 年1 月4 日，《京报副刊》在显著位置推出新年的重大策划：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 青年必读书十部（一）青年爱读书十部——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最爱读的书，无论是哪一种性质或哪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入本报第七版所附卷内，剪寄北京琉璃厂小沙土园京报社副刊部收。如果举不到十部，则十部以下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二）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日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孙伏园是一个很善于动脑筋的编辑，二大征求，对象不同，自应区别对待。“青年爱读书”的选票就登在报纸的第七版上，随报附送，由读者自由填写后直接寄回报社。“青年必读书”的征求，由孙伏园亲自填写备券，逐个投寄给海内外的名流学者，请这些名流学者填写后寄回报社，等于是逐个约稿，备极礼遇。孙伏园首先向鲁迅、周作人、胡适、梁启超、林语堂等人约稿，也专门给张竞生写信。
鸽子放飞以后，有多少能够回头，就全凭运气了。征求的结果与孙伏园的预期差距很大，令他和副刊同人大失所望。“青年爱读书”票在报上刊出近一个月，约共有二十万张票，但收到的票数只有308 张，其中还包括两张废票。而“青年必读书”票更是少得可怜，眼见截止的日期即将到来，而学者的应征来稿仍旧寥寥无几。
“爱读书”票截止时间已到，好歹已成定局，如名流学者的“必读书”
票不能有效回收，这次活动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孙伏园越想越着急，遂于1 月29 日在《京报副刊》刊登《启事》：“青年爱读书”投票已于一月二十五日截止，外埠因受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