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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母权制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父权制的确立，母权制终于被推翻，这“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恩格斯语）。从此，丈夫在家里掌权，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工具。如何扭转乾坤，重振母仪？张竞生认为：“先前女子为社会的中心仅在性交的选择，母性的保护，及家庭的经济诸范围之内而已。今后女性的影响则在于普遍的情爱，真正的美趣，及广义的牺牲精神。”只要人类社会恢复为以女性为中心，女子便不会一味“卑怯被动”，男子便不会一味“凶狠奸诈”。
三、情人政治（2）
如何重建女性的中心地位，张竞生主张新女性应以“性交为一种艺术与一种权柄借以操纵男子”，那么，男子唯有情爱才能获得女子芳心，受性欲所驱遣，便不得不努力成为“情爱之人”。这样，男子的理智会“情感化”，女子也可以受男子影响，其情感则不能不“理智化”，达到相互协调的功能。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就是情人制的实行。为此，张竞生建议在妇女中组织“情人社”，研究如何做情人的艺术，如何进行精神上与经济上的互助，以及避孕的方法。加入“情人社”的社员都应当宣誓在三十岁之前不出嫁，最多只能做情人。相应地，男子也不能早娶，三十岁前仅能做女子的情人。这样，人人皆可以为情人，精神上互相慰藉，人人有事业，经济上各自独立，那种无情无义、寄生社会的娼妓现象也就随之土崩瓦解了。
美是情爱的根源，凡要做情人，当先学做美人。因此，女子要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具有美趣之人。一个美的社会应当像剧场一样，则一切女子就是剧场中的艺员。张竞生提出要多多成立“美人会”，让女子在其中学习做艺员的技巧：眉如何画，发如何理，眼神如何勾摄，面貌如何修整，装饰如何讲究，说话怎样使人动听，动作怎样成为雅趣。通过修习造就美人，以美人的优秀带动男子的进步。“女艺员既出台，男艺员也必一同跟上了；女子扮美人，男子就成为佳士了；女子为虞姬，男子就要为霸王了；女子为击鼓的梁夫人，男子就成为骑驴玩西湖的韩蕲王了。总之，女子讲究装饰，男子也必讲究装饰；女子讲风范，男子讲态度；女子重活泼，男子重刚强；女子善温柔，男子贵缠绵；女子贵体贴，男子尚精致；凡女人如能从各种美趣着想，男子就不能不从各种美趣努力了。”于是，新女性在社会上占据要津，以情爱养成情人，以美趣造成美人，以牺牲精神培养女英雄，女子不再是性欲的奴隶，而在性事和生育上掌握自主权，这就是张竞生心目中的“女性中心社会”，也就是张竞生理想中的完美社会。
毋庸讳言，取消家庭，以情人制代替婚姻制，是迄今为止最为大胆，也是走得最远的乌托邦构想。它的始作俑者并非张竞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柏拉图担忧，小家庭会破坏城邦精神。到了19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首先提出了离婚自由的主张。这是乌托邦两性制度史走向自由的一个里程碑。
欧文在《以不变的自然法为基础的普遍适用的合理组织法》中为自己的理想社会立法，其中第七条为：“男女两性都应当受到同样的教育，享受同等的权利、优待或人身自由。婚姻决定于自然的互相爱慕。这种爱慕应被正确地理解，不受人为障碍束缚；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婚姻没有使双方得到幸福，那么妨害解除婚姻关系并使不满意婚姻状况的人遭到不幸的那些法律，就应该加以废除。”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则主张取消家庭。他说：“显然，上帝希望依照几何学正确性规律使一切东西都是自由和协调的，而我们则采取了家庭制度。这种制度下，只有专横、虚伪、非正义、不和、压迫。每个家庭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总是矛盾的。”与柏拉图的国家本位不同，傅立叶取消家庭的观点是从个体的欲望和自由出发的，张竞生的主张与傅立叶的观点庶几近之。
三、情人政治（3）
应该说，解构家庭的论调，并非只由西方思想家专美。中国第一部可与西方乌托邦作品相媲美的乌托邦著作，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该书直接继承了《理想国》、《太阳城》取消家庭的传统。
康有为主张：“男女听立交好之约，量定限期，不得为夫妇”，“不得为终身之约”，“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满一月，欢好者许期续约”。这实际上是取消传统婚姻制度，取消家庭。当然，康有为的取消家庭，主要是着眼于构建“大同”世界。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目标，康有为还提出要改良人种，实行“杂婚之法”：“地既迁矣，则与黄人白人杂居，于是创奖励杂婚之格。凡有男子能与棕黑人女子交，女子能与棕黑人男子交者，予以仁人徽章。异其礼貌，则杂婚者众而人种易变矣。徽章名曰‘改良人种’。”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也有类似改良人种的论述。他专门提出了“外婚制”，主张中国男女要嫁出去、娶进来，实行中外通婚：“俄人性质刚强正足以补我族文弱的短失，吸收冒险、神秘与宏大的性格，同时我人给予伊们温柔优容的心情，会见亚洲人的亚洲定是些中俄混合人种的天下。”同时，他还主张与欧美人、日本人通婚，本国的汉人与满、蒙、回、藏人通婚，通过与不同种族的通婚，“不独使情人制更加发展，它又是达到种族互相了解及世界大同的最好方法。”作为身处积贫积弱、备受西方列强欺凌的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康有为、张竞生或许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心系民族命运、渴望强种救国的“文化想象”和“国家动机”却是殊途同归的。
“新女性中心论”也并非张竞生个人的发明。据台湾学者彭小妍的研究，萨德侯爵在18 世纪末就已经提出这样的看法。在《朱丽叶——邪恶的荣耀》一书中，修道院院长教导女学生以性作为武器操纵男人，大力鼓吹打倒父权、教会体制，建构一个女性主导的乌托邦。上海文艺出版社20 世纪20 年代出版的《世界婚姻文化丛书》也可能是影响来源之一。该丛书其中一本题名就叫《女性中心说》，为夏尊根据日本社会主义者利彦及妇女运动领导者兼社会主义者川菊荣的日文版本翻译。原作者为美国社会学家及妇女运动支持者瓦特，原著名为《纯粹社会学》。日文译本是由原著第十四章翻译而来，原著的第十四章篇名为《物种演化史》，但日文译本把其名称改为《女性中心说》。事实上原作者所鼓吹的就是社会原本以女性为中心，目前男性为中心现象并不合乎自然，应该再回到女性主权的社会。利彦在序言中说明，瓦特自己也认为第十四章应发展为一单独研究；他同意瓦特的看法：父权之所以产生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男人的聪明才智渐开，发现了性交与怀孕的关系，于是导致父权意识的觉醒。但他批评瓦特没有注意到导致父权体制的经济因素，例如男性财产继承权的发展等。另外，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认为，情欲是与生俱来的，不应受婚姻制度的束缚，甚至可以一天换一个性伴侣，以避免流于厌倦，其乌托邦思想无疑也渗透进了张竞生的情人制理论。
无论是“异族通婚，世界大同”，还是“女性中心，情人制度”，张竞生始终没有摆脱“一新中国”的家国情结，也始终没有放弃强种强国的文化情怀。在张竞生的构想中，情人政治的终极目标，就在于致力建设一个“美善的社会组织”。这个理想中的社会组织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社会有真正的公道，二是个人有真正的自由。
三、情人政治（4）
为了实现社会的公道与自由，张竞生苦心孤诣地设计了一套制度安排，来保障社会目标的实现。
首先是共法与互约。这是就法律制度而言。共法，是指大家都认可的某些法规，这些法规中，不应包括某些强行执行的具体条文，而只是一些粗略的规则。互约，是指当事人根据自由意志，互相商定，就某些具体事务双方确立的契约。比如关于婚姻法，只做如下规定：“凡由男女两方情意相投而结合者就享有夫妻的权利与义务”，这就是“共法”。至于如何结合，应具备什么条件，均由当事人自己商定，这就是“互约”。这样，法律仅仅成为一种社会的指南针，给人民指明一个最好的方向，却没有强迫人民必须非往哪里走不可，既保证社会的稳定，又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的自由。
其次是共权与分能。这是就社会体制而言。共权，是指权力归全体人民共有；分能，是指具体的权力施行交由政府机构承担。张竞生充分肯定孙中山权能分离的主张，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归人民；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权归政府。这样，人民与政府各有自由，又相互制约，即“权”归人民，政府不能专制；“能”
属政府，人民不可掣肘。同时，人人享有相等的权利，这是公道；人人各有不同的才能，这是自由。公道与自由同处一隅，又各得其所。
再次是共情与专智。这是就人际关系而言。共情，是指在博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情感，是由男女之间的情人制推广到全社会而形成的一种情人状态；专智，是指个人智慧方面的各擅其能与自由发挥。情感贵在横的四通八达，互相交融；智慧贵在纵的上天入地，产生差异。另外，在经济制度方面，还存在共需与各产的问题，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关键，需要进行深入的考察，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