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他上班，我早早地睡了，但午夜后却突然惊醒，感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也许这是身为父亲的第六感，也许是我身体的一些部分察觉到了麻烦即将来临的早期预警信号。我起床时发出的最轻柔的簌簌声还是弄醒了凯伦。
“怎么了？”
“一切正常。”我悄声说，“你接着睡吧。”
地板冰冷，房间也冰冷，但我没有停下来穿拖鞋或睡衣，因为我不想弄出更多的声音，门厅里没有开灯，然而，月光透过起居室的天窗投下一种褐红色的光辉。我打开厨房的灯，去了尼克的房间。我敲了敲门，没有回答。我打开门往里窥探，床上空空的。我已经习惯了一种交织着愤怒与担忧的令人不知所措的碾磨感，每一个情感纠缠并扭曲着另一个情感，那是一种凄凉而无奈的感觉，可以说，我对它是非常熟悉了，但它依然令我感到难以忍受。
尼克错过了宵禁，那是我能够容许我的担忧所达到的极限。我预料到他随时可能回来，并且预演我要做的事情。我会面对他，尽管面对他会痛苦地让我想起我不能改变他的行为的事实。我踮着脚走进卧室，试图重新睡觉，但是，在他回家前那是徒劳的。我清醒地躺在那儿，焦虑开始吞噬着我。
凌晨三点钟，我放弃假装，爬下床，凯伦也起了床，“怎么回事？”我告诉她尼克没有回家，我们一起走进厨房。
“他大概和朋友们在一起，回家太晚，所以就在那儿过夜了。”凯伦说。
“他应该打电话的呀。”
“也许他不想吵醒我们。”
我探究地望了望她，看见她眼里的绝望和担忧，她也不相信这个。时间滴滴答答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喝着茶，心急如焚。
七点左右，我开始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们，吵醒了一些人，但没有谁见到过他。我打电话给他的治疗师，即使现在，他仍要我放心——也许这是他看待工作的方式，并安慰我说：“尼克在理清事情，他会没事的。”我的恐惧逐步升级。每次电话响起，我的胃就紧缩起来。他能在哪儿呢？我想象不出，或者更准确地说，我选择不去想象。我努力推开那些最可怕的想法。终于，我打电话给了警察和医院急诊室，问他是不是在监狱或者有没有发生事故。每次打电话，我都打足精神以防听到想不到的情况。我预演着谈话——那不急不慢、虚无缥缈的声音和辞藻“他死了”。我预演它来让自己做好足够的准备。我朝这个方向想去，围绕它打转——他死了。
这种恐怖足足延续了四天。
· · ·
终于，那个晚上，他打来了电话。
他的声音颤抖，但它仍然带来了一波释然。
“爸……”
“尼克？！”
他的声音仿佛来自昏暗的隧道深处。
“我……”虚弱地，“把事弄砸了……”一声喉管里发出的叹息，“我惹麻烦了。”
“你在哪儿？”
他告诉了我，我立刻挂上电话。
我开车去圣拉斐尔的一家书店后面的小巷里见他。我停下车，在乱堆着空酒瓶、碎玻璃、烂纸箱和脏毯子的一排垃圾桶桶罐罐旁边下了车。
“爸……”
那含含糊糊、瑟瑟扎人的声音来自其中一个罐子后面，我朝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推开硬纸箱，转过拐角，看见尼克颤颤巍巍地向我走来。
我的儿子，那个身材修长、肌肉发达的游泳者、水球手和笑容热情奔放的冲浪手，遍体擦伤、憔悴万分、皮包骨头，眼睛是两个空空的黑洞。我一伸出手扶住他，他就瘫倒在我怀里。我半扶半抱地把他抱过来，他的脚在身下拖拽着。
在车上，在他昏迷过去之前，我告诉他我们要去康复之家。
“就这样，”我说，“我们别无选择了。”
“我知道，爸……”
我一言不发地开回了家，尼克短暂地醒过来，用无聊的独白嘟嘟囔囔地说什么欠了人家钱，得还给某人，不然就会被杀死，然后又失去了知觉。他不时醒来，含含糊糊地嘟囔几句，但他讲的话我却听不清。
犯病、虚弱、不时地说胡话，接下来的三天，他都在高烧似的发抖、踡缩在床上，啜泣和哭叫。
尽管我吓坏了，但也受到鼓舞，因为他说会去康复之家。我打电话给他还是高中新生时参观过的那家机构，作了预约。然而，在约定的那天早上，当我提醒他要出发时，他望着我，反对去。
“他妈的没门。”
“尼克，你必须去，你告诉我你会去的。”
“我不需要康复之家。”
“你答应了的，你差点儿死了。”
“我弄糟了，就这么回事，别担心，我吸取了教训。”
“不行，尼克。”
“听着，我会没事的，我再也不会吸那个狗屎了，我了解了冰毒是多么危险了，是弄糟了，我不蠢，我再也不会碰那个了！”
我停了下来。我没听错吧？“冰毒？”
他点了点头。
上帝，不！尼克吸食了冰毒！这使我惊恐万分，我自己也有过吸食那种毒品的经历啊……
第二部 精选毒品（1）
喔，上帝，人类应该把敌人放进嘴里，偷走他们的大脑！我们应该带着欢乐、愉悦、欣喜和掌声，把自己转化为牲畜！——威廉·莎士比亚（摘自《暴风雨》）
9
我在伯克利的第一个夏天，查尔斯从图森搬过来，我们合租了一套公寓。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把从平价店里买回来的镜子从墙上拽下来放在一张咖啡桌上，打开一个折纸手工小包，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镜子上： 一堆晶莹剔透的结晶体。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块单刃刀片，用它切碎那些结晶体，钢片有节奏地敲击着玻璃。他一边把粉末安排成平行的四行，一边解释说迈克尔——机械师迈克尔，毒品贩子——可卡因卖完了。取而代之，查尔斯买了冰毒。
我用卷起来的美元钞票嗅进了那几行粉末，化学品燃烧着我的鼻腔通道，眼泪肆流。不论这种毒品是嗅进去、吸进去还是注射进去，身体都会迅速吸收。
与可卡因不同的是，冰毒连续十到十二个小时保持着相对不变和异常活跃。当黎明开始从裂开的百叶窗里渗透进来的时候，我感到凄凉悲哀、精疲力竭和颤抖不安。我上床昏睡了一整天，连课都缺席了。
那以后，我再也没碰过冰毒，我是幸运的，没有因为诱惑下的尝试而上瘾。可是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尝试吸食冰毒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它有可能毁了我的一辈子。但查尔斯一次又一次找机械师迈克尔，他的冰毒争购延续了两周。
最后，查尔斯死在了四十岁生日的前夕。
酒精和可卡因是由肝代谢的，冰毒是由肾代谢的。四十岁的时候，查尔斯的肾终于屈服了。
愿仁慈的主为你闪耀一盏灯吧，查尔斯！温暖的，像傍晚的太阳。
当听到滚石的音乐时，我就会想起他。
所以，一听尼克说他吸食了冰毒的时候，我就恶心。
与我的写作构成一体的是我强迫性从事的研究，由于知道尼克在吸食冰毒，我试图了解关于这种毒品我能干些什么，那不仅仅需要我尝试着去理解它，我感觉有一种力量存在于对敌手的了解中。然而，理解得越多，我就越灰心，冰毒似乎是所有毒品中最有害的一种。
通过简单改变苯丙胺的分子结构进行试验，1919年，一位日本药理学家最先合成了冰毒，它比安非他明更有效力，且更容易制作，再加上这种晶体粉末能溶解于水，所以能够注射。生产于1930年代的脱氧麻黄碱，是第一种作为商品而买得到的冰毒。在一家吸入器店，它作为支气管扩张药上市；它以药丸的形式，充当胃口抑制素和刺激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苯丙胺被日本、德国和美国军方广泛用来增强部队的耐力和表现。从1941年开始，配方相对温和的苯丙胺被当做麻药希洛苯和西德宁在柜台上销售。到了1984年，在日本，十六到二十五岁的人当中大约有5％的人使用这些药物，大约有55000人患有冰毒诱发的精神错乱症状，他们大喊大叫，胡言乱语，产生幻觉，有些变得暴力。
苯丙胺这种非法的兴奋剂大大流行，包括第一种注射毒品，一种冰毒的衍生物，是用鼻子吸食的淡黄色粉末；以及冰毒，一种较纯的晶体，第一个被注射（也可用鼻子吸食）。1962年，非法的苯丙胺实验室出现在旧金山，兴奋剂泛滥于黑特阿什伯里，预示着1960年代中期到末期的第一次全国性兴奋剂大流行。当我的研究将我带到创立黑特阿什伯里免费诊所的大卫·史密斯医生在旧金山的办公室时，他回忆起那个毒品到达附近街坊时的情景：“在冰毒之前，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酸性迷幻麻醉品，但它们是相当温和的，而冰毒则完全不同，它们毁掉了整个街坊、把孩子们送进急诊室、有些送到停尸间……冰毒结束了美好的夏季……” 。 想看书来
第二部 精选毒品（2）
2006年初，布什政府激起了一次政治狂热，当时，美国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的官员们低估了一次全国开展调查的结果。调查中，美国有500个当地执法人员称苯丙胺类毒品为头号敌人（可卡因排在第二，大麻第三）。2006年底，美国国家毒品情报中心发布了一个来自全国3400个毒品研究机构的更广泛、更随机的抽样结果，40％的人把冰毒看作是最为严重的毒品问题。
冰毒吸食者包括各个阶层、种族和背景的男男女女们。尽管其流行根源于摩托车团伙、底层乡村和郊区的街坊。冰毒，正如《新闻周刊》在2005年的一篇作为封面图片题材的报道里所讲的那样，已经“大踏步跨过美国全境，攀上社会经济的阶梯”。根据美国毒品吸食上瘾研究所（NIDA）弗兰克·沃西所言，“最有可能和最没可能的人都在吸食冰毒。”
美国政府坚持认为，在美国，毒品吸食已总体下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