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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听了十分高兴，决心抗击曹操。
在孙权与诸葛亮的这一番对话中，他们各自讲出了必须抗曹操的道理和他们存在的优势。
孙权认为，曹操有几个最憎恨的人，他与刘备都是列入曹操“黑名单”里的，所以一旦失败，曹操是不可能放过他的。他担心的是刘备新败，是否还有抵抗能力。
孔明认为，曹操的兵已疲惫；新得到的荆地民众不服；曹操的兵都是北方人，北方人不习惯于水战；而刘备虽败，但是实力并没有损伤。有这几个条件，只要孙刘两家联合起来，必定能打败曹操。
后来周瑜夜里去找孙权谈话，讲的也是这样一番道理，这样，孙权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易中天在《易中天品三国》中提到了赤壁之战中曹败、孙刘胜利之时，他讲出的是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是疫病流行，曹军已经得了某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丧失了战斗力；
第二是曹军不习水战，它本来是北方的军队，不善于打水战；
第三是曹操料敌不周，就是没想到会碰上孙刘联军，他轻敌了；
第四是狭路相逢，因为曹操虽然人多，但这次使用的主要是水军，你一个不习惯水战的病人碰上了一伙习惯水战的强兵，肯定要打败仗。
至于曹操军中是否得了传染病，那个时候周瑜与诸葛亮都是不知道的。直到今天，福建省一位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李友松提出：“赤壁之战曹操兵败并不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而是一种血吸虫病在其中作怪，导致了曹操军队不战而败。”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当今的许多历史学家还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曹操军队由于没有到过南方，这次南来之后，因为不适应，生起病来了，或者得了一种传染病，因而损耗了他的战斗力，这种说法很有可能。
不过，这话有些扯远了。
孙权不同于那个小儿刘琮，他是个有自己的决断能力并在他的政权里面有拍板权的主子，而不像刘琮那样是一个傀儡。他所以决定抗曹，出于以下的考虑：
首先，他如果投降了曹操，他本人的命运肯定会很糟糕（事后当他知道刘琮被曹操杀害后，更坚定了抗曹的决心）。
其次，他守着的不是像刘琮那样从哥哥刘琦那里夺来的产业，而是他父亲、兄长艰苦打下来的江山，并且是名正言顺地继承过来的。
最后，他得知了曹操兵力与战斗力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外面所吹嘘的那样大，还听到了两支军队现实情况的比较，他认定，凭着他与刘备的联合是可以抗击曹操的。
这样，他就选择了“抗”，而刘琮集团则选择了“降”。这种选择，都是根据自身集团的内部情况和获得的对抗集团的信息，把两者放到一起比较了一下，这才决定下来的。当然，由于这种抉择是在掌权者的既得利益与主观视角下进行的，所以肯定不会千篇一律地像电子计算机似的只靠着数字的比例来“拍板”。其原因有二：一是因获得的情况有正误，判断就会有差别；二是决策者本人的水平、气质、个性、愿望的不同，也会因人而异。
正误情况与不同人物的不同判断，以及以后是否每一步都能够“达标”，都会影响到结果。战争和体育的魅力或许就在这里，最后结果的不确定性会使一个集团与人物的命运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本来是座上客的人会立马变成阶下囚；本来是活生生的生命，迅即就头断血流。正是这种结果的巨大反差，才构成了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悬念。
策略之树常青（1）
任何人都认识树木，你看自然界的各种树，都是大同小异的，先是一个树干，然后开始分杈，分成二至三个树杈，每个树杈长到一定的程度，又各自分杈，再分成二到三个（有时甚至四个）树杈，这些树杈继续长继续分，一直分到树梢。树之所以美丽，除了它长绿叶、开花之外，再就是这种分杈之美。
其实，决策也可以被看做是一棵树，因为在某一件事情上，尤其是某一件大事上，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决策就解决了全部问题，甚至把后面的麻烦事全部处理干净了，也许我们要进行多次的决策，才能处理完一桩事情。
例如，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个老大难问题，就从抗日战争说起，到现在，也经历了许多次的决策。美国第６任驻华大使尚慕杰曾说过：
“美国历史上在对华政策中犯过三次严重错误。第一次是在二战时期。我们两国那时是共同抗击日本的盟友。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常驻重庆，与美方人员有不少接触。史迪威将军发现，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奋力抗日并希望与我们合作，而国民党却消极抗战。但我们却单方面地支持蒋介石，从而将中共推向了苏联一边。第二次错误发生在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继续支持蒋介石，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从而进一步将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第三次是发生在朝鲜战争期间。我们对周恩来关于不要超过‘三八线’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对中国发出的清晰信息不加理睬，从而使两国陷入一场严重冲突。这就是我们美国在历史上所犯的三次严重错误。我认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我们两国间今天就不会存在台湾问题。”（摘自金先宏：《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美国对待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态度，可以采用３种策略：其一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其二是支持国民党；其三是支持共产党。如果弄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和今后谁能最终掌握国家政权，那么最好的策略是保持中立。然而，美国在抗战期间和胜利之后并不是如此，他们采取的是单方面支持国民党而压制共产党的策略，这就是第一次决策时的错误；在第二次决策之时，共产党的军队已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大陆，蒋介石的军队只是偏居台湾一隅，这时如果再与共产党修好，承认大陆的共产党政权，那么，中美两国从１９４９年始便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次机会又错过了。
到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仍可以重视中国的严正警告，军队不要大举北进。但美国无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严正抗议，一直向鸭绿江边挺进，导致了中国和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直接交锋。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但使美国军人死伤数万人，直接经济损失也达几百亿美元。
据说，当时美国一家咨询公司，根据中国诸多方面的情况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它打算把这个结论卖给美国政府，要价５００万美元。美国政府嫌贵，没有买。事后，反对党为了在国会中弹劾总统，以５００万美元买到了这份资料。这份资料曾分析了１００多种因素，甚至连中国领导人的性格、脾气都没有放过，最后的结论只有一句话：如果美国人到朝鲜去打仗，中国必将出兵！后来，美国总统在反省中深深地叹息道：“我们宁肯牺牲数万美国子弟的性命，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却舍不得用一架先进战机的价格去买一个可贵的判断，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失误呀！”
正是这个失误，使中美两国的关系愈来愈糟，自此便经历了２０年的冷战对抗，一直到了１９７２年。
策略之树常青（2）
同样，发生于湖北赤壁这个地方的孙权联合刘备与曹操的对抗，是一场三个国家（当然，严格地说，刘备在那时还称不上一个国家，只是一股力量）之间的战争，它的决策同样不可能靠着一次的决策就解决全部的问题。决策有时是随机产生的，并且一直伴随到战争的全过程，直至结束。
一般而言，决定了要对抗曹操，只是解决了“要抗”的决心问题，接下来便要解决“如何抗”的具体方法问题了。
在第二次决策时，周瑜立于山顶观看敌方形势，突然遇到了一阵风，刮起的旗角拂过了周瑜的脸面，周瑜往后就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被左右救回帐中。
曹操兵力很强，而东吴兵力较弱，说是联合抗曹操，刘备的兵力只能作为一支策应的力量，不能独当一面。所以，看到江对岸曹操强大的阵营，如何抗敌成了周瑜的一块心病。
鲁肃引诸葛亮来探望病情。诸葛亮已经猜中了周瑜的心思，他说可以给周瑜开一个药方，保证药到病除，药方上写了这样十六个字：
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药方是开对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在冬天的时候得到一场东南风，这是天老爷的事情，非人力所能为。诸葛亮却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奇人，他授予我奇门遁甲之术，可以呼风唤雨，我可以帮助都督借三天三夜的东南风来，供都督灭曹之用，你看如何？”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周瑜的病一下子就好了。于是诸葛亮嘱咐他，可在南屏山这个地方建造一个台子，名叫“七星坛”：高九尺，作三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幡围绕。我到台上去作法，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
周瑜说：“别说三日三夜，只要一夜大风，大事就可成了。但这事可不能有所耽误！”孔明说：“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风息，你看如何？”周瑜闻言大喜，几乎从床上跳了起来。立即传令差五百精壮军士，往南屏山筑坛；拨一百二十人执旗守坛，听候诸葛亮的差遣。
在这次会晤之前，也就是诸葛亮用“草船借箭”的办法从曹操那里借来了十万支狼牙箭之后，周瑜与他就有过一番如何攻打敌人的谈话。
周瑜说：“我昨天观看曹操水寨，极是严整有法，不可等闲小看。我想到一条计，不知可不可行，请先生替我决断一下。”
诸葛亮说：“都督你先别说破，我们各自写在手心里，看你想的与我想的是不是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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