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色之恋- 第21部分

　　母亲和父亲恋爱关系的最终确定是父亲首先提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行伍出身只念过一年半书的父亲，并没有象一般军事干部那样直通通的命令式求爱，而是采用了写信这种最文明的方式委婉地向母亲传递了爱慕之意。

　　我后来对父亲给母亲写的第一封情书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母亲微微一笑说：“其实那封信写的也很简单；开头一本正经地称耀华同志；然后简单介绍了他苦大仇深的的家庭概况；接着就直截了当地问我母亲是否愿意与他相互帮助；一同革命到底？如果愿意；下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在镇上小饭店请我吃饭；最后是此致敬礼！”

　　我反复揣摩父亲这封信的文体结构，越琢磨越感到这封信写的实在是妙。写信本身就表明了他尊重知识分子，愿意学习文化的姿态。去掉姓氏不称“余主任”仅称“耀华”，说明希望两人关系比一般同志更亲近一些，后面又紧跟“同志”二字，则是表白此信并无强人所难之意。介绍自己家庭情况，无疑就是告诉母亲他历史清白，根红苗正，为母亲提供了解选择的机会。至于是否愿意一同相互帮助，革命到底，更是步步为营，环环紧逼。这里面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是否愿意建立夫妻伴侣关系，二是是否愿意建立同志战友关系，如果母亲去吃这顿饭，进一步说，可以理解为默认了和父亲建立恋爱关系；如果母亲不去吃这顿饭，退一步讲，就意味着不愿意和父亲一同革命。不和一个根红苗正的军事指挥员一同革命，那岂不是要走向革命的反面的吗？父亲知道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才参加革命，无论如何不会答应走向革命反面的。因此，不管母亲同意也罢，反对也罢，这顿饭是一定要去吃的。吃了这顿饭，那可就上船容易下船难了。

　　于是，父亲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武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调动了他行伍历史中所有可以借鉴的典范战例，将军事指挥艺术高超地运用到恋爱之中，一封寥寥几百字的书信，即表达了真挚强烈的求爱意愿，又融会贯通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战略思想，可以说，从战役打响之初，父亲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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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婚
那天父亲换了身新军装，香皂洗的脸，小分头梳的贼亮，早早就信心百倍地在小饭店等候。中午时分，母亲果然按期赴约了，只不过不是一人而来，而是蜂涌而至。母亲自然也看穿了我父亲在信中耍的鬼把戏，心想，你不是下了套，怕我不来“革命”吗？那我就带领着幼儿园的全体部下一同前来“革命”，将你“共产”到底。

　　父亲一看傻了眼，但很快就领会了母亲是用意。那天他兴奋异常，热情高涨，唯一感到尴尬的是，没有想到情况有变，战备物质准备不足，身上带的钱不够付帐了，最后还是有备而来的母亲为他解决了困难。这一天午饭，大家吃的十分尽兴，都觉得父亲比任何一次请客都要殷勤周到，只有母亲和父亲彼此心照不宣，知道这次聚餐与以往的意义不同。从此以后，父亲往幼儿园跑的就更勤了。

　　母亲的幼儿园驻扎的小山村依山傍海；风景宜人；白天树木绿意葱葱；夜晚月光皎洁；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去处。但母亲和父亲当时的恋爱方式却非常革命化，每次约会，都是在母亲的办公室，中间隔着一张长长的条桌，父亲坐一头，母亲坐一头，两人面前都摆着笔记本，母亲汇报工作，父亲就作记录，父亲指导工作，母亲就作记录，很象朝鲜停战时的板门店谈判，一点也不浪漫。

　　1954初夏的一天，父亲又来到幼儿园，和母亲谈完工作后，父亲说：“师党委已经决定让我的团里任职，今后来的机会可能就少多了，我打了份报告，你看一下，要是没意见，签个字，我们就结婚吧。”

　　母亲接过申请结婚报告，扫了眼，掏出钢笔，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不久，母亲便和父亲确定了婚期。

　　然而，母亲的自主婚姻真的是一波三折，历尽坎坷。

　　就在父亲和母亲买好喜糖，布好新房，准备举行婚礼时，按照程序，政治部对母亲开始进行例行的政治审查。

　　这一审不要紧，母亲复杂的社会关系把政治部主任吓了一跳，为了慎重起见，政治部专门派出2名干部外出调查母亲的个人历史及其社会关系，并做出决定，在母亲问题没有搞清之前，不允许和我父亲结婚。

　　解放初期，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和残酷，28军又驻守福建前线，隔海相望的就是做梦都要###的蒋介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母亲要想和前线部队一位管干部的干部结婚，政治上有一点问题组织上也是不会批准的。因此，面对组织的决定，母亲表现的十分坦然，她对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俯仰无愧，她坚信，水清石自出，人正不怕影子斜。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审就马拉松式地整整审查了一年。

　　其实也并非组织上愿意充当无情无义的法海和尚，而是母亲的确有着太多说不清的问题。

　　出身资本家是问题；我大姨父原是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馆外交官现在定居美国是问题；我小姑姥爷原是国民党中将高参现在定居香港是问题；我母亲的表姐夫原是国民党三青团中央高级官员现在定居台湾是问题；我四舅毕业于黄埔军校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军官是问题，等等，以及其他一些连母亲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亲戚侨居国外。这许许多多问题放到一起，就连政治部的同志也犯了愁傻了眼。

　　那时没有对外开放，国内的亲戚还好调查，国外的亲属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清。母亲自己也十分清楚，外调的最后结论，很可能是什么也搞不清，而什么也搞不清的后果，就意味着组织上不会批准母亲和父亲的婚事，甚至让她脱下军装，离开部队。母亲心里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母亲在接受外调审查的那段日子，外界的议论很多，似乎她犯了什么错误。而父亲也一直没有接到原定的任职命令，只是每星期到幼儿园“检查工作”更勤了。母亲知道，父亲没有及时升迁完全是她的原因，他过于频繁的来到幼儿园，显然也是为了安慰母亲，怕她思想有压力。父亲越是殷勤，反倒使母亲更觉得心里忐忑不安。有一次，母亲实在忍不住，就对我父亲说：“我的家庭社会关系问题肯定是搞不清的，你是历史清白的工农干部，年富力强，正是组织重用的关键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我耽误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我们分手吧，成不了夫妻起码还是革命同志嘛。”父亲听了，瞪着眼睛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余耀华不就是生活关系复杂一点吗？可你已经参加革命而且组织上是有过结论的，成分高就不成家立业过日子了吗？我们正大光明谈恋爱，问心无愧，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党，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大不了一起转业到地方工作，一样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嘛！”

　　母亲说，这是我父亲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对她发火。

　　我后来无数次心驰神往的想象着这次谈话催人泪下的悲壮效果。母亲深爱着我的父亲，为了不影响我父亲的政治前程，她违心作出了分手的思想准备；而父亲同样也深爱着我的母亲，为了能够和母亲顺利结婚，他无奈作出了转业的痛苦选择。这段杜甫唐婉“错错错、莫莫莫”式的爱情故事，父亲和母亲是在一场严肃冷静的谈话中，以悲剧色彩开端，以喜剧效果收场的。

　　父亲的一位老战友评价过我父母的婚姻，他说：“在那种政治高压下；谁也没想到你父亲和你母亲最终还能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你父亲背了你母亲的累，你母亲沾了你父亲的光。”

　　父亲老战友的言外之意是：父亲这位根红苗正的工农干部因为和母亲结婚影响了未来的政治前途，而母亲这位资本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和父亲结婚而免受了许多政治折磨。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可事实上父亲和母亲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正好面临提拔，考察材料都写完了；可就是迟迟不见下文；直到一年之后母亲政审结束；父亲才被任命到8团担任干部处长；毫无理由地拖延了一年。是否纯属巧合，父亲从没追问过组织，组织上也从没向他有过任何解释；彼此心照不宣。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对子女们谈及过这个敏感问题，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如此的一波三折，有惊无险。我后来只从母亲嘴里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母亲接受审查期间，在母亲受到不公正待遇、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时候，我那同样在心灵上经受着政治和道德双重考验的父亲始终和母亲保持着公开的恋爱关系。我想，这或许就是父亲对母亲无声的最大支持。

　　父亲的战友对我竖起大拇指，赞叹道：“你父亲的人品没得说，了不起！”

　　一年后，对母亲马拉松式的审查终于宣告结束，结论是，历史清白，同意结婚。

　　为了这八个字，父亲和母亲承受了多少，又付出了多少，我不得而知，我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思想的天空任意翱翔。

　　但我知道，我那当时迟迟不能完婚的父亲、母亲彼此是用心灵相互默默支撑着走过了1954年的多事之秋。

　　1955年5月，母亲终于得到师党委的批准，允许和父亲结婚。

　　说起来，母亲的婚礼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

　　那天上午，师部的通讯员突然送来师政委亲手写的一张纸条，政委说，我父亲明天就要到8团去任职，这一走还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干脆走之前把事办了。母亲看完纸条，还没反应过来，通讯员便不由分说把母亲的铺盖卷起来抱到师部，扔到父亲的床上。一张单人床变成两个并排的单人床，窗户上贴了两个大大的红喜字，又买来几包糖果，晚上师长政委和师部的参谋干事们凑在一起，喝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