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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在布雷德利的司令部里，我看到一份地图研究。它完全证实了布雷德利和我从一开始就主张采用的进攻路线的可行性——即两个军并肩前进，第３个军将在其右后方沿主轴线——南希——萨林斯堡——萨盖明——美因茨（或沃尔姆斯）梯次前进，然后穿过法兰克福，向东北进发。很显然，第３集团军至少应增加两个步兵师并保证拥有四个装甲师。我当时断定（并且事后证明我是正确的），除了正跟我们交火的敌军以外，我们前面已经没有德军了。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进行纵深防御。就在那一天，我断然决定，不再为占领梅斯浪费时间，除了用尽可能少的部队包围它，其余部队将向莱茵河进发。
２１日，战斗的进程加快了。但是我的一位曾在德弗斯将军的第６集团军工作过的参谋告诉我，德弗斯说，他将在第３集团军调走大批部队。因此我飞往巴黎与艾森豪威尔将军进行交涉。事实证明，我这趟是白跑了，但是当时我却觉得这还是会起点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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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法兰西（16）
次日，科德曼、斯蒂勒和我巡视了第９０师和由克里斯琴·克拉克上校指挥的第３５８步兵团。克拉克上校曾在１９３６年担任过德鲁姆将军的副官。随后，我们带上第３骑兵群的波尔克上校前往战线的最左边，在侧翼和德军之间就只有我们这些人了。路上，我们遇到一些所谓的法国士兵，这些人毫无纪律性，还没带武器，只知道吞食美国人的军粮。我决定让他们离开。
２３日是我军事生涯中最倒霉的日子之一。布雷德利打电话告诉我，上级已经决定，我必须调出第６装甲师。由于供应匮乏，我们不得不采取守势。德弗斯将军对艾森豪尔将军说，他可以在１０月１日前通过第戎向第１５军供应物资。他请求把这个师划归他指挥。布雷德利和我都认为，他肯定会得到该军，事实果然如此。当我向盖伊将军诉苦时，他说，“辉煌的代价是什么？”意思是，在取得摩洛哥胜利、突尼斯胜利、西西里胜利以及现在在法国的胜利之后，我们总是遭到削弱。但我很乐观的记起，在我的一生之中每当我饱受挫折之时，也就是部队干得最出色的时候。每次都是这样。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回结果如何，但是肯定错不了。
２４日，加菲、马多克斯和我在南希（第３集团军司令部）见到了３位军长：埃迪、海斯利普和沃克。我们在摩泽尔河以东制定了明确的防线。我们还沿这条防线挑出了一系列地点，在那里可以按“石汤”计划进攻。这样做的目的表面是为了夺取一条进攻的路线，实际上是希望取得一次突破。海斯利普将军因为要离开第３集团军而情绪低落，一想到他要走了我们也很难过。
２４日出现了一场战绩辉煌的联合作战。第４装甲师派去的５０辆坦克遭到约２５辆德军坦克的进攻，我们能够为其提供的惟一支援就是空军。按照任何标准，这种天气都不适于飞行，但韦兰将军还是命令两个中队出击。它们是这样行动的：由雷达指引，飞机在离地面不超过１５英尺的高度飞行。找到敌方坦克后，它们就立刻向敌军做跳弹轰炸和扫射。在战斗当中，飞行员们不知道还能不能着陆，但他们还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实际上，他们终于在云层中发现了一个空隙，并在法国大后方成功着陆。在率队进攻的军官当中，有一个叫科尔的指挥官，后来我听说他获得了一枚荣誉勋章。他受之无愧。
到９月２４日，伤亡情况如下：
第３集团军 敌军
阵亡 ４５４１人 打死３０９００人
受伤 ２２７１８人 打伤８９６００人
失踪 ４５４８人 俘虏９５６００人
小计 ３１８０７人 小计２１６１００人
非战斗性减员 １３３２３人 总计４５１３０人
补充 ４３５６６人
物资损失：
轻型坦克 １４０辆 中型坦克 ７０８辆
中型坦克 ３４２辆 豹式或虎式坦克 ４１５辆
火炮 １０３门 火炮 １７１８门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５日至１１月７日
第３集团军全力进行此次战役的那段日子，是该集团军在其历史上战果最少、物资供应最匮乏的一段时期。恶劣的天气和限制性的命令似乎要联合起来阻碍集团军的进展。在两个月的快速推进之后，部队奉命夺取了有限的几个目标，并同艰苦的自然环境做斗争。除去上述不利因素，考虑到未来的战斗，前线的情况已有所改善。在９月２５日还处于危险之中的桥头堡由于我们又占领了大片土地，已固若金汤，从那里我们又可以发起有效的进攻。
在这一时期，德军加强了在欧洲各条战线上的抵抗。蒙哥马利将军的第２１集团军群扫清了安特卫普港和沃尔塞伦群岛的敌军。第１集团军在攻克亚琛之后，在齐格菲防线遭到敌军不断加强的抵抗。在孚日山区，德弗斯将军的第６集团军群（包括美国第７集团军和法国第１集团军）正艰难而缓慢地向前推进。苏联军队已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并肃清了布达佩斯的敌军。在意大利，进军波谷的速度很迟缓。空军继续轰炸德国的机场和工业中心。
Ｐ·Ｄ·哈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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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流（1）
从９月２５日至１１月７日是第３集团军陷入困境的时期。我们第一次经历了不能快速前进（虽然不是毫无进展）的日子。我们要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同敌军作战。敌军占据着极为有利的防御阵地，与我们势均力敌甚至更为强大，而且天气也对我们不利。９月２５日，我从布雷德利将军那里得到一份绝密文件，重申我们必须继续采取守势。这不过是把前几天我们得到的消息写到了纸上。为了让防守从此成为历史，我制定了一项夺取一块防御阵地并扩大摩泽尔河对岸的桥头堡的计划，并把它交给了布雷德利将军。正如上一章所述，整个计划的核心在于，只要物资供应许可，就可通过四处出击来保持队伍的进取精神。
２６日，科德曼上校、坎伯诺尔上校和我驱车去贡德雷科特找乔纳特夫人。１９１７年时，她是马歇尔将军的房东。贡德雷科特一如往昔，但是我们要找的这户人家已经搬到法国南部了。不过，该市市长设宴款待了我们。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其中一个为我们弹奏了钢琴。
我们驱车从贡德雷科特出发，经由纳夫夏托达到肖蒙，并在法兰西酒店吃了午饭。１９１７年秋天，我曾与潘兴将军、哈博德将军以及查伯伦在此共进午餐。那是我们第一次来肖蒙，并将该城确定为美国远征军的司令部。酒店还属于那个家族，只是已由年轻一代经营。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与１９１７年我们曾吃过的一模一样的肉菜。饭后，我们故地重游，浏览了潘兴将军在城里的住处以及我们的司令部曾经驻扎了两年之久的军营。
大约１５天前，第３集团军的第１５军夺回了肖蒙。我们的空军攻打并炸毁了那座营房。不过，我那间靠近营门的小办公室却完好无损。我对这间办公室特别有感情。在这里，作为美国远征军潘兴将军司令部的营务主任，我第一次拥有了相当大的指挥权。
在参观营房时，坎伯诺尔上校遭到了一次严重“打击”。一路上他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讲述他在１９１７和１９１８年结识的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他迫切希望能再次见到她。这位女士和警察局有点瓜葛。因此，到军营后，我问一名警察是否认识她，并解释说，她是坎伯诺尔上校的莫逆之交。那个警察转向坎伯诺尔直截了当地说：“噢，是的，我当然认识她，可即使是对你来说，她也太老了。”
受到这个“打击”之后，我们驱车去瓦尔德斯埃科利斯。在一战后期，潘兴将军曾在此居住过。那时我还是威尔士亲王的副官，总是陪他跳舞，还教他掷骰子。不幸的是，这里已被洗劫一空。
随后，我们驱车穿过朗格勒斯（时间紧迫，我们未作停留）到达布尔日。１９１８年，我的坦克旅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我在大街上看到的第一个人正站在一堆肥料上，我确信１９１８年时他曾站在同一个地方。于是我问他一战时是不是在这里，他说：“噢，是的，巴顿将军。那时你还是上校。”当时他组建了一个用草耙、大镰刀和钉齿耙武装起来的全部由村民组成的“必胜军”。我们去找我曾待过的地方，包括我的办公室和在洛德夫人城堡的住处。那个民族英雄的墓地“废弃的茅坑”还被当地人完好地保存着。它的来历是这样的：１９１７年，布尔日市的那个住在建于１７６０年饱经风霜的“新居”里的市长来见我，他痛哭流涕，说我们没有把一名士兵的死讯告诉他。由于我不想对陌生人坦白，我并不知道这件令人伤心的事情，我搪塞着，直到发现并没有人死亡。然而，他一定要我们去看那座“坟墓”，因此我们一起去了那里。我发现所谓的墓地是一个新近填平的粪坑，上面的土培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插着一根棍子，上面横钉着一根木条，写着“废弃的茅坑”。法国人一直以为这是个十字架，我从未把真相告诉他们。
在回埃坦的路上，我们途经科德曼在一战中英勇战斗过的机场。他们曾经从那里出发去轰炸康夫兰斯。
２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