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转系是没有可能的。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专业早就被计划好了。不过，当时有个好处，中文系的学生素质比较高，特别是有一批大龄同学。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同屋吴秉杰，他入学时已经32岁，大我14岁。他“*”前本来已经考上了北大。后来因为读*的书太多，受了*批判精神的熏染，年轻气盛，当时对《北国江南》等毒草电影的大批判让他实在看不过去，就奋笔疾书，给《解放日报》写稿参加辩论，最后成了反革命，被赶到农村改造了十几年。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高考状元王友琴，是和我交流最多的同学。她也是黑五类子弟，到云南插队，从那里以全国文科第一的身份进了北大。她当时给我一篇陈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单一小农经济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对中国的问题做了宏观的历史分析。现在看来是很幼稚的文章，但当时引起了我的思想地震。我意识到，我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中国，但至少可以把中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搞清楚，而这个原因首先要从历史中找。我就这样决定学历史了。现在我以历史为职业，大概还是北大二年级时思想地震的结果。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1）
前文已经说过，我因为社会和政治意识的觉醒，放弃了文学而想转学历史。在当时，转系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偷偷跑到历史系旁听，见了不少历史系的老师，也接触了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以下观察，当然带着个人兴趣转移后强烈的偏见，抬历史而贬中文。希望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不要介意。
从考分上来看，中文系的学生明显比历史系要高。当时文学专业考分是文科中最高的。没有考上文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成绩还在北大录取线内，一般有两个去处。首先是中文系留人，把这些学生转到本系的汉语专业。另有许多学生按第二志愿到了历史系。那些汉语专业的学生挫折感最大。因为他们大多属于“文学青年”，立志写作。可是，汉语专业大概是文科中最抽象、离写作最远的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学问很大。语言学好比是文科中的数学。有些同学，也确实一头钻到现代语言学里，抱着布龙菲尔德、雅格布森、乔姆斯基猛看一通（比如当今的政治明星胡春华，就是汉语班的，属于抱着高深的书泡图书馆的一位。他是我们这年级里最小的学生之一，脸又长得特别幼嫩，人看上去非常单纯，很招人喜欢，大家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同学，有时也会摇头：“我愿意献身现代语言学。但是，要走这条路，大学应该上数学系或者物理系，否则没有必要的分析技能，将来根本竞争不过从理工科改行过来的语言学家。”相对而言，历史有意思多了。我第一志愿是文学，第二志愿就是历史。历史系的同学知道我放着文学课不上却跑到他们这里听课，无不叹息：咱俩换专业吧，我第一志愿就是文学呀！我则说：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呀！
我抬历史系贬中文系，除了专业偏见外，还和两系的风气有关系。当时正好赶上新文学崛起，中文系领导校园时髦。比如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就是复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的作品，一夜之间创造了一种文学，使中文系成为校园明星。另外，刘心武的一篇《班主任》，也红得洛阳纸贵。刘心武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人。我们熟起来后，我一想挖苦他时，就拿他的《班主任》开涮，他一点脾气也没有。可是，研究这样的文学就是中文系的时髦了。当时系里流行的是现当代文学、新诗、美学。甚至日本有个垃圾电影《人证》，也被当经典一样拿出来讨论。俄罗斯文学很热。但俄罗斯文学课上，大量时间在讨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文系的学生每天消化这些东西，还觉得自己很新潮、很精英。当然就更不用说什么赵树理、孙犁、杨朔了。你年轻的生命要是消耗在研究这些人身上，还能有出息吗？一些聪明的老师，自己也有反省能力。记得好像是乐黛云老师私下感叹过：研究现代文学，常常越研究自己水平越低。因为你总要读低水平的东西。即使是茅盾，和人家外国的大家也是没有办法比的。（这是我个人模糊的记忆，如果有错误肯定是我的责任，请大家不要把账算到乐老师头上。）另外，我在高中刚能看“*”前的旧书时，特别喜欢杨朔的散文，觉得他的语言和感情非常清丽，或者说很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时代的斗争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中学阶段写作文，一是学鲁迅，一是学杨朔。后来还是阅历多的同学王友琴一句话把他的骗局给捅破：“杨朔那种清丽漂亮，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饥荒年代最残酷、丑恶的社会中写出来的。你可以把现实的一切都写得很玫瑰色。但在当时那种极端的物质条件下，根本就没有像样的纸，最后也只好印在极其粗糙低劣的纸上。这种粉饰文字和粉饰不住的低劣纸张对比，在物理上就让你感到其文字的虚伪。”看看，在中文系受教育，有时也有精彩之处。那就是有阅历的大同学把我天真地喜欢的东西做一番历史分析，一下子使我脑子复杂了许多。 。。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2）
当然，中国文学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并非没有可学的。我至今耳边还常常响起同屋高远东在熄灯前朗诵古诗的声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一下子唤起我儿童时代以来面对死亡的心理挣扎。他的口味非常纯正，最常读的是《诗经》、乐府、古诗十九首、阮籍、李白、杜甫、王维等。有些诗我一时品味不出来，听他一读，就有感觉了。这也是我觉得自己不是文学的料的原因之一。可惜，那时中文系主流的风气不在这里。比如古代汉语课本是我最喜欢的。比如何九盈教授，属于明星级老师，据说是中文系四大嘴皮子，讲课能讲到全班鼓掌。即使是30年后，我脑子里还经常响起他念《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的声音。我虽然经常逃中文系的课到历史系旁听，但他的课我一直坚持不逃。可是到了最后，当他的课和历史系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冲突时，我就实在别无选择了。这一方面是张先生的课实在太精彩——我一直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北大文史方面的第一人——这且留在后面讲。另一方面，也是何老师的课太跟着时尚走。比如，他讲《左传》、《史记》等，发议论要扯到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别林斯基等，占用了许多课时，引得阶梯教室里一片喝彩声。大家越喝彩，他日后这方面的内容就讲得越多。上课如同唱戏，我也只好逃了。
到了历史系，则是另一番光景。历史系想赶时髦也不容易。首先近现代史是非多、禁忌多，当代史则根本无法研究，大家最重视的还是古代史。对比之下，中文系崇新，历史系尚古。我觉得当时历史系的通史课安排得特别好，总把最好的中年师资列出来，实实在在，让人一下子就入门了。大学四年，北大教授对我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讲隋唐史的张广达和讲古希腊史的朱龙华。只可惜这两位先生上大班的课，不可能认识我这个外系学生；我也太胆怯，不敢主动和他们建立联系。没有这些老师的耳提面命，我又年轻气躁，虽然知道该学什么，但就是安不下心来读书。最后在大学对历史也只学了皮毛，荒废了青春。上述这两位先生，还是大学毕业后才开始交流的。这就是后话了。
平心而论，中文系出了不少人才。最近我才从一位没有见过面的师妹那里知道，中文系出来的女孩子，在美国大学当终身教授的已经有一大把，搞文学、历史、人类学等的都有（不久前我自己见了一位，还成为计算机工程师）。不过这位已经用英文在著名出版社出了书的师妹承认：中文系的教育不行，她做学问还是在美国读博士时学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写。她赶紧说不行，因为自己中文系的老师还在，不能太不厚道。毕竟她是读过研究生、有导师的人，说话不如我这个没有导师的本科毕业生方便。在我看来，中文系里有学问的人其实很多。不过，名声最响的文学专业，水分其实很大。而默默无闻的古典文献专业，则最货真价实。我如果现在上中文系，也许会报古典文献专业。至少古典训练是结结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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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就是个雅典（1）
我喊了半天学历史，但最终没有潜下心去。在北大的历史训练，最多是通史课的水平。中国通史大致听完，近代史没有听（主要是怕讲成了政治课，当时的*党史是我必逃的政治课）。世界通史则就听完了古希腊。
我不了解现在的通史怎么上。当时通史课是很重的。比如中国通史要上两年四个学期，还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史。这样的教育，似乎太呆板了。照我看来，应该缩减通史课时，增加专题史的课时，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这一问题在这里难以讨论。不过，这到底还是形式问题。关键要看什么人来上。如我前文所述，历史系投入到通史课的师资相当精良。两年大课虽然形式单一，质量则很有保障，而且讲得也比较细致，有助于学生打好基本功。历史系不是没有赶时髦的课。比如我听过一次“比较历史”的课，大概是想赶当时中文系领导的“比较文学”之类的新潮了吧。可惜听了几节，全是花拳绣腿，还是通史课实在。我大学所学最多的，是通史课的旁听。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点训练也许什么都算不上。但至少从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角度看，对我的人生很有意义。
先说那点古希腊史吧。
我高中最后一年每周跑出去“关心国家大事”，进北大后又赶上海淀区的基层选举，北大一下子成了全国的焦点。当时随便一个候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