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好面子，在孩子上暗中比来比去，竞争激烈。说自己的孩子上文科班，怎么说得出口！
我本想在学校压力会小一些。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三个男生。我们因此很快就被称为“寡妇班”（我实在要为这种称呼向当时的女生道歉。那时男女授受不亲，男生也不懂得尊重女生，总想办法捉弄）。同学谁还把我放在眼里！况且，我当时的学校是一四五中，“*”期间由小学改的，质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则是高考明星，那里的文科班也许还是正经人去的地方。我在一个破学校上个“寡妇班”，怎么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个“混儿混儿”。
不过，我没有寻求转学的机会。我在班里鹤立鸡群。老师都对我说：“你看，我们学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们三个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师这么重视。”当时我心里也知道，除了我和两个女生，班里没有别人能上大学，老师确实心思全在我们身上。另外，我特别喜欢那位满嘴口音的语文老师。他叫叶向忠，后来才知道他是北大1949年后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教授还提起过他。他因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被发配到中学教书。他古文非常好，满腹经纶，也很喜欢我。所以，我没有转学。另外，父亲还托同事帮我找了一个某大学（好像是钢铁学院）附中的黄河老师业余给我补作文。他好像也是个“坏分子”之类，过去在国民党的什么报纸里干过，自然除了教书不可能有别的前途。如今想想实在是感叹：那年月人家真心实意喜欢聪明好学的孩子，白教你，而且无微不至。可惜我自己不知道珍惜。后来一忙，和黄老师断了联系。现在写了这么多文章和书，也真想问问他的见解。我能肯定他会为我高兴的。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师的嘱咐，没有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到了考场。这是怕太紧张出事。我们和一七一中学的学生一个考场，甚至同样的教师监考。我在考场入口远远望着一七一的学生，敬畏得不行：人家一个个全像有大学问的人，我自己则是地道的“小屁孩儿”，实在不是对手呀！第一场是语文，刚刚开始不一会儿，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我当时判断很可能是一七一的）就昏倒被抬出去，气氛紧张异常。我倒由此士气大振，下笔如飞，提前半小时交卷。那时我为了“中举”是多么自私冷血呀！我注意到，监考老师见我这么快交卷，脸上掩饰不住地吃惊，并且凑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场，我似乎一下子获得了“主场优势”。监考老师对我特别客气，特别勤快地给我递冷毛巾擦汗。我心里马上明白，她们看了我的语文卷子，我肯定做得不错，她们把我当个大人才保护呢！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气：老师见了好学生，甘心情愿地服务，从来不想什么回报。
我借着这种“主场优势”舒服地考完，不久分数下来：408分。那年是先考试后填志愿，我开始还不知道这分是高是低，后来听说连一七一中也没有一个文科四百的，老师都说我高得不得了，一定要报北大。我心里没底，妈妈马上陪我到北京市招生办去问我的成绩到底在什么位置。记得那天屋子里很多人，都问的是大同小异的问题。主管人员很耐心对我说：“看看，成千上万的考生，怎么可能知道你排第几？就是大概的情况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他见我们黏着不走，干脆就问：“你说你考了多少分吧。”“408。”此言一出，那人马上一惊，全屋子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我的身上。“我马上查一下。”他态度变了，翻了一下档案，然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北京市今年文科过400的只有15位。你想报考哪个学校大概都没有问题。”我和妈妈一下子都傻了。范进中举呀！那办事人员似乎还不过瘾，把我每门成绩都问了一遍。我报一个分周围人就叫一次好。
这下子我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全变了。妈妈逢人便说我考了408，最后惹得我抗议，说她太爱炫耀。平时走到家门口的街上，也经常感到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这孩子四百多分呀！”家里自然也宾客盈门。大家都来给我出主意，帮我选专业。比如有人让我学经济。我一听就觉得俗不可耐，坚决不干。竟还有人让我上外贸学院。我视为奇耻大辱：我差不多也是个“文曲星”了，怎么能做生意呢？！有人让我学法律，我马上反驳：“中国的法律连打离婚也管不了，一切领导说了算。法官不过是个秘书。”其实我谁的话也不可能听。我上大学就是追寻自己的灵魂的。我就要上北大中文系。那时我仗着分数高，光宗耀祖，在家里从弱势变成强势，谁也奈何我不得。最后，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特别嘱咐我：“这段日子小心些，别出交通事故。”这一语道破了我的心理：我即使拿着录取通知，也不能相信自己会进北大，总怕去报到的路上先被车撞死。
其实，文学并不是我的灵魂所在。我之所以选文学，不过是青春病。那年月很保守，中学里男女授受不亲。可十六七岁的孩子，正被青春期烧得彻夜难眠。况且刚刚开放，能看《家》、《春》、《秋》等小说。那里的那种缠绵，占据了整个的心灵。唯一可发泄的地方，大概就是文学了。后来我开玩笑：上中文系读文学专业纯属性压抑下的选择，实在是个人生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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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系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
我春风得意地进了北大中文系，心里满得不能再满了。那时还没有商品化的冲击，选专业非常有理想性。理工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物理系，文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中文系。再看看系里，77级有陈建功等已经成名的作家，我们班有王友琴这样的高考状元。那时新文学初起，什么朦胧诗、伤痕文学等风起云涌；校园里各种诗社、文学社团也好不热闹。中文系本身就是个明星。一个小破中学里的“小屁孩儿”突然跳到北大中文系，自然有些飘飘然了。
不过，我生命的冲动却出现了变化。当然，我还是在青春期的生理亢奋中，还是把文学看成莫大的感情需要。不过，高中时，我受刚刚开放的社会风气的熏染，开始关心更广泛的问题，几乎每周都往西单跑，对政治突然有了兴趣。
我在政治上，本是个典型的“傻二”。举个例子吧。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周围的人失声痛哭。我哭不出来。其实哭不出来也就完了。但我还生怕自己阶级觉悟或阶级感情跟不上人家，顿然产生一种道德自卑感，觉得自己人格低别人一头，否则怎么别人哭得那么伤心自己则没有眼泪？可叹的是挤眼泪的本事也没有。当时各种悼念活动不断，要在班上念稿子，化悲痛为力量等。但你总得先有悲痛呀！没有还不是说明自己品德太差？心里自卑，到了这些场合就要掩饰。我还记得一次在班里念悼念周恩来的稿子，我尽了最大努力做出悲恸欲绝状，但终于眼泪还是下不来，结果急中生智，马上装出在眼泪如雨的关头一下子控制住、化悲痛为力量了。至于效果如何，自己不知道，也不敢问在场的同学。总之心里对自己很讨厌：怎么这么没有阶级感情呢？！总之，这就是一个十四五岁孩子在那年月的心理状态。想想现在同龄的孩子，实在是为他们感到幸福呀！
我的政治意识，就是这个水平：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分析能力，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相信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相信自己生在蜜罐里、天下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开放后，突然通过民间渠道看到那么多社会阴暗面，心里的震撼可想而知。震撼带来了愤怒，从愤怒中又产生绝望：中国怎么办呀？为什么中国会是这个样子？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痛苦，渐渐取代了青春期的性压抑，成为精神发育的主动力。
也正因为如此，上了北大半年，范进中举的那股飘飘然渐渐没有了，人变得复杂了一些。刚上北大时周末回家和父母出门，妈妈总要让我戴上北大校徽，现在我则把校徽忘到了一个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青春期的自我中心淡出，开始有了社会的承担。结果是对文学兴趣的丧失。文学本身当然非常复杂。但是那时对我来说，文学就是青春的热病，狭隘得很。心胸稍微开阔些，当然就另有志向了。记得那时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仰面朝天地躺着，看着满天的星星，想着那些星光是几百甚至上万光年前闪耀出来的、现在才旅行到我的眼中。我的一生，不过相当于一闪烁的星光微不足道的一段旅程，连沧海一粟也算不上！可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在学文学、儿女情长，所关心的不过是这宇宙瞬间中我这个渺小的存在——今年为这个女孩子要死要活，明天为那个女孩子要死要活。这样的日子，在这永恒的宇宙面前有什么意义？再看看这个苦难的国家，看看那么多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地消失，我在这里哼哼呀呀地对自己并不了解的女孩子单相思，还觉得一辈子就献身于这个专业了。渐渐地，我对文学反感至极，觉得实在是我这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年无病呻吟、浪费生命的专业。
由此，我和文学分道扬镳了。那些喜欢纯文学的人评价最低的伤痕文学等，在我看来还有些意义，因为那揭示了社会。新诗几年内不知道有了几代，可是最震撼我的，还是最老的一代，比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等。再有，我发现我是个毫无文学才能的人。比如和我下铺的同屋高远东比，实在感觉贫弱；只要他活着，我学文学就断无存在的意义。
当时转系是没有可能的。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专业早就被计划好了。不过，当时有个好处，中文系的学生素质比较高，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