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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也好，包士臣也好，都是中国士大夫中的异数。他们学问不错，特别是包士臣，诗词文章俱佳，书法也颇有成就，很为士林所重。但是，从今天看来，他最大的贡献（或者说他“引用率”最高的作品），怕还是讲大粪、海运等非传统的“经济之学”的文字。沈氏的一小册农书，虽不入当时士林之主流，但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史的经典，其价值高于那些“之乎者也”之辈所著的万卷诗书。
他们能有这种意想不到的成就，一大原因就是敢于突破传统士大夫那种“读书、考试、做官”的“事业格局”。在科举之下，你当官的正途是苦读四书五经，然后通过考试、获得功名。一旦“高高得中”了，就可能在毫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被派个官做。这是中国传统的人才管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政府的地方官大部分没有实践经验，在法律、财政等关键的行政技能方面没有任何训练，甚至因为不通方言，和当地百姓无法直接沟通。中国古代政治之破败、官僚之无能，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今中国正迅速转型为市场经济社会，本不应该歧视动手的实用技艺，不应该鄙视劳动。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还是继承了这种陈腐的科举价值观念。比如，几年前北大有位知名教授为北大毕业生还要辛辛苦苦地自己找工作而痛心疾首。他称北大学生都是国家一流人才，毕业后应该被各用人单位争着来抢才对，怎么竟然还需要自己写简历找工作呢？从科举传统上看，这样的想法确实名正言顺：你考得高，就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国家栋梁之才，做的官就应该大，这叫“野无遗贤”，是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的盛世表征。让精英之才苦苦地求人讨个饭碗，甚至从最低层的贱业干起，则反映了世道不古。
也难怪，有的大学已经把高尔夫列为必修课，理由是高尔夫是成功人士的修养，自然也是成功的阶梯。不错，以中国土地资源之紧缺，打高尔夫确实是富人奢侈、摆谱儿的最好方式之一。可是，你总得先教学生怎么成功，再教他们成功后怎么摆谱儿吧？再形象点地说，你总得先淘粪、杀猪，再学怎么打高尔夫吧？。 最好的txt下载网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4）
现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科举制度下那种以考试定身份的理念正好相反。你到美国的名牌大学看看就知道，即使是哈佛耶鲁，也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名校的牌子说明不了什么。20年后没有人会在乎你年轻时在哪里读书，大家是要看的你都干了什么。你必须从基层的事情做起，必须“什么都能干”，必须以实际的业绩“证明自己”。第一个工作，就是给你这样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这些学校的学生不仅要和别人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学校还拿出大量资源帮助他们写简历、包装自己。所以，大学毕业生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在美国很难成为新闻。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高盛的生成》（The Making of Goldman Sachs），讲到这一著名金融公司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重点招募从下层奋斗上来、吃过许多苦的员工。这种经营哲学，中国的许多企业其实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学到了。它们已经摆脱了那种要把高位直接送给新科状元的旧观念，不愿意把毫无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直接放到管理层上当白领，而是要先让他们在最基本、琐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比如招“硕士猪倌”的企业，虽然招的是管理层人员，但要求新来的员工从亲历杀猪卖肉中积累工作经验。这次的大学生淘粪工，其实是“清淘化粪池业务员”，是否真要去淘粪从新闻里看不出来。但在我看来，这些业务员还是亲身经历一下清淘粪池的过程后工作才更称职一些。我们的年轻学子，其实学得也非常快。几年前，在一个招聘会上，一位自称是“什么都可以干”的女大学生，在被用人单位问及“是否可以扫地”时勃然大怒，斥责对方不知道尊重人才，还获得了媒体的普遍同情。如今，杀猪、淘粪这些“贱业”，则颇获大学生们之青睐。看来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良好的生存本能。反而是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机构跟不上趟。
如今大学生杀猪、淘粪等，闹得舆论鼎沸。从事此道的年轻学子们，心理压力也一定甚大。但是，也正是在这种举世谤议的压力下，方能显示他们的人格和品性。在我看来，那些顶着社会偏见，在此业中宠辱不惊、踏踏实实地工作的人，日后恐怕更堪当大任。有眼光的企业，要盯着这样的人才。
附录：淘粪乃国学
最近因为某企业以高薪招聘大学生当化粪池业务员，闹得媒体沸腾。我写了一系列文章为大学生“淘粪”辩护，讲到这种基层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是如何锻炼人，等等，道理已经很清楚。不过，许多读者非常愤怒地质问：大学生从事粪业，岂不是浪费人才？言下之意，大粪里没有学问，配不上大学生的训练。
这种心态，反映出了我们的教育和社会观念是如何病入膏肓。试问：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研究国学，是不是浪费人才呢？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成为石油勘探的业务员，是不是荒废了学业呢？要知道，淘粪不仅有学问，而且是门“国学”，甚至应该“申遗”。
先说淘粪为什么是国学。国学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本国的学问；第二是外国没有，或者外国虽然有却没有我们这么发达。我在美国的大学里讲课，每讲到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就不免自豪起来，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国学。美国学生不服气，马上问：“这有什么新鲜的？基督教传统里有‘黄金定律’，讲的话几乎一模一样，我们从幼儿园时就学，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国学呢？”遇到这样的挑战，我不免一愣，马上给自己解围：这证明不同的文化在价值观念上是相通的，这说明普世价值确实存在。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5）
不过，一讲起淘粪来，那些美国学生就没有办法挑战了。讲淘粪比讲儒学更让我为我们这个民族和文明自豪。我问学生：在工业化以前，你们西方的土地能养多少人？我们中国的土地能养多少人？17、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革命，被历史书吹得神乎其神。但宋代江南的亩产如果按卡路里含量计，比中世纪英格兰的亩产高了几乎三倍。即使比起所谓“农业革命”后的英格兰，也快高出30％。法国年鉴学派的掌门人布罗代尔对亚洲特别是江南的稻米经济大为惊叹：“稻田就是工厂！”因为在欧洲中世纪，一块地种了一年就得抛荒休耕，以恢复地力，否则怕是连种子也收不回来。而亚洲的稻田则全然不同。他引述欧洲传教士的话：这里不仅每一寸地都被耕种，而且一块地一年种两季！
这样狠地使用土地，怎么就不怕地力衰竭呢？关键还在于用粪。中国自古便有“惜粪如金”的话。翻开《杭州府志》就知道，在杭州经营粪业的公司叫“金汁行”，淘粪的规矩很多，各家竞争必须信守条例。在北京，1949年以前城门外布满了粪厂。市内各区的粪成色不一，富人因为饮食考究、蛋白质摄入量大，进而粪中油水大，其粪便价值高，被有势力的大粪场所垄断。日本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江户时代作家马琴的日记中记载，他一家七口（五个大人两个小孩），所产之粪被一家农民包下来，定时前来淘粪不说，而且每年一个大人的粪价值五十个茄子，逢年过节外加若干新鲜蔬菜。江户的房租，则会随着房客的增多而下降，就是因为房客产粪。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
我并不是说西方没有淘粪术，但远不如中国或者东亚社会这样复杂精到。大粪对于当时的农业，如同石油对于今日之工业，乃能源之命脉，学问大得很。当时中国和日本人口之密集，是欧洲不可想象的。我们不妨想想：那时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这么多密集的人口，卫生如何维持？看看当今世界，世界人口死亡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缺乏干净的饮水。可是，如清人包士臣所描述，南方人清理粪便及时，修建粪池，环境就比较干净。这一点后来在20世纪初也被日本的调查人员所证明。最有戏剧性的例子还是发生在日本。19世纪70年代，雄心勃勃的明治政府要把新都东京建设成世界一流城市，希望模仿伦敦这一帝国之都，修建自来水金属管道系统，并以重金请来了设计伦敦系统的著名工程师。先测试了东京所用的传统竹筒供水管中的水质，然后告诉日本人：“你们的水比伦敦的还干净，要伦敦的系统有何用？”这一惊人现象背后的关键，还在于日本人如同中国人一样惜粪，清理迅速，很少有环境污染。只是明治时代对西方崇拜过分，对自己的国学有所疏忽。
如上所述，淘粪是东亚乃至中华文明之基石。没有这种独特的淘粪产业和技术，中国就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粮食产量，不可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自然也不可能有从宋到清的经济繁荣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如今我们有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国宝，因为他精通吐火罗文等，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我也完全拥护。但是，淘粪难道不和中华文明关系更大？淘粪当然是国学，而且值得申遗。和我们能竞争的，也就是日本等几个东亚国家而已。另外，在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的今日，粪学更有现实意义。粪不仅可以作为再生的肥料，而且也是再生能源。如今世界人口饮食中蛋白质摄入量奇大，粪的价值也就更高，可惜却被白白弃置。无怪乎在加拿大教书的Vacl* Smil教授靠研究大粪而著作等身，而且建立了广泛而崇高的国际声誉。他研究的重点地区就是中国。他一再呼吁，如今世界最大的资源浪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