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城里人，像农民那样淘粪的机会确实不多。但是，如果把“淘粪”定义得宽泛些，我确实淘过，而且一生受益。这是我北大生活值得回忆的一段。
我“淘粪”，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住在32楼。当时一个宿舍六个人，一层楼有三四十个宿舍，也就是二百多人。厕所就两个。大便池就是一道坑，上面用几道墙横向截断，下面则是通着的；而且冲水系统经常失灵，大便池也频频因超载而被堵。一天下来，二百多人的粪便，就堆在这两道坑里。晚上即使停电，你也不愁找不到厕所，反正老远味道就闻到了。原来一直是工友负责清扫，后来学校也许是想让学生锻炼一下，顺便给低收入家庭的同学创造些工作机会，就把这种工作向学生开放。我立即报名拿到了工作。
可是，干了一个月，学校就不让我干了。理由是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需要这个工作。我老爹在中央机关当个局长，按级别算高干，在那计划经济的年月几乎是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了。我再和低收入的同学抢这个工作，实在不像话。虽然失望，也只好作罢。后来听说有些女生宿舍楼没有学生肯干这个，也许是北大的女孩子放不下这个架子吧。我于是声称：“男生给女生清扫厕所可以吗？如果可以，我就去干！”听的人一笑置之，没有人会和我认真。
可见，我对“淘粪”，有着原教旨般的信仰。理由有多种。我从小读书不争气。在上中学时，抗日打游击出身的老爹总教训我：“我们当年吃的苦你吃得了吗？不要说那个了，我现在一个月170块的工资，你妈妈也是国家机关干部。咱们家要什么有什么。看看工人挣多少，三十几块。再看看农民怎么过，你都想象不出来。换了人家的处境你能行吗？”等进了北大一看，果不其然：农村来的室友们，是在油灯下读书考进来的！由此，我心里渐渐有了城里人的道德自卑感。同时，我对北大人那种自负也渐不以为然。那年月上大学不容易，上北大更风光。比如1979年我高考时，在北京27个考生才有一个能被录取。我在文科里考到了全市前15名。出门时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就是这个孩子，他是四百多分呀！”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现在想起来都禁不住要吹牛。十几岁的孩子，能不飘飘然吗？许多同学，大概都是这么越来越飘，自以为是国家栋梁了。但时间一久，这种北大文化就让我生厌，觉得做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老几。怎么才能知道呢？还是从清扫厕所开始吧。
我总说，大学是一个人的“精神账户”，你一辈子都要不断回来“提款”的。大学经验影响人的一生，我“淘粪”的经验也不例外。这种经验给我最大的教益是：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和最穷最苦的人都一样是人，只要是人家能干的事情，你就能干，而且可以高高兴兴地干。生活为什么不能从那里起步呢？在1989年我28岁时，因为人生事业的突变，夫妻双双决定学英语出国读书。妻子天赋高过一头，1993年就到耶鲁读博士去了。我则托福考得不理想，哪个学校也不要，只好半年后跟着陪读出来。当时许多在美国的朋友说：“千万别出来呀！你在国内多少还是个人物，出来则什么都不是，给老婆做做饭而已，况且经济上没有保障。20出头还可以，但对于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这种心理落差会让你受不了。许多人像你这么出来的，后来压抑得不得了。”我则不明白：为什么20出头的能受得了，三十多就不行呢？还不是个架子问题吗？我不端这个成功人士的架子，执意出来了。记得当年同机的是一群女士，都是陪读去的，只有我一个是男士。她们戏称我是娘子军的“党代表”。 txt小说上传分享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2）
来美后，确实看到许多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很失落，包括一些在国内有所成就的北大校友。我则每天欢天喜地，称自己过的是“天堂里的日子”。为什么呢？我的结论是：我是个能“淘粪”的人，知道把自己往哪里摆，有什么机会都要试试，而且都很珍惜。结果时间一久，反而大有收获。我打过几天工，还挺高兴，体会不到从给报纸写文章到干粗活的心理落差。我开始学日文时已经36岁，身边坐着的女孩子居然是我上大学那年出生的，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怎么“沦落”了。读博士最后那两年，因为小女出生，又没有正式收入，还跟着穷人排队领过食物券。“9？11”的场面，就是在排这种长队时从电视里看到的。这些都被我视为可贵的人生经验。而那些失魂落魄的人则多是淘不了粪的。特别是三四十岁，受了精英的教育，在国内又是个“人物”的，一出来适应不了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地位，甚至有了读常青藤的机会，还觉得年纪一大把地当学生心理不平衡，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反而荒废了自己。
如今这80后，不仅是独生子女，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没有经历过匮乏和贫困的人（限于城里的中产阶层子弟）。20年后，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一对夫妇经常要抚养两边的四位退休父母；且根据正常的经济周期，各种衰退甚至萧条都可能打击他们的生活。人生的路长着呢，意想不到的打击也许会很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生智慧应付这些考验？这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我才说，现在的大学生，如果有淘粪和高尔夫作为选择的话，还是淘粪去为好。至少我自己会这么做。
附录：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
最近，媒体简直为大学生应招淘粪的工作而炸了锅。什么侮辱大学生呀、斯文扫地呀之类的议论不绝于耳。其实，大学生淘粪和前不久的所谓硕士生杀猪等，全是评论者的误会。人家企业招的是管理人才，或者说是“白领”。只不过企业要求这些“白领”从基层的实践起步而已。媒体和各种专家对此的误读本身，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比较先进的经营理念，知道什么是培养管理人才的有效途径；第二，整个社会的观念结构，特别是大学的教育理念，则跟不上这些在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冲杀的企业，还停留在士大夫文化酸腐的观念结构之中。
我们不妨从第二点讲起，因为传统观念确实是媒体为正当的现代经营管理而大惊小怪的缘由。在当今中国教育体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下，淘粪和杀猪一样，都是君子不为的贱业。大学生、研究生从事此业，自然会引起哀叹甚至公愤。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我劝大学生还是积极应征“淘粪”的工作。最直接的理由是钱多，十万年薪是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挣不到的。不过这倒在其次。更深刻的理由是：这类基层的工作，乃是年轻人事业起步之正道。经过淘粪锻炼的大学生，日后成才率怕是高于自己的同侪。新一代人应该率先突破传统观念。
既然谈传统，就不妨先随手举两个历史上的例子。大家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顶峰。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要供孩子考科举，就像现在大家都督促孩子考大学一样。结果社会上遍地是举子。这就是我们继承的传统。有人估计，当时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大致维持在50万之众的水平上，恐怕比现在的大学生还要“精英”多了。有此资格，就可以在政府中登记，算是进入了士大夫阶层，在地方上受到尊重不说，亦有各种特权，如免除徭役，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换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干部编制了。想想看，明清两朝每代人中都大致有50万秀才，几百年、十几代下来，大致也是快千万人了。这些人成就了什么呢？当时帝国行政最低一级大致是县，全国就两千多个县，一个县就一个县令。可见一个七品芝麻官也要挤破门，其他位置更少了。秀才不过是一种身份，并不具备当官的资格。要想当官，必须成为举人才行，而且即使是举人，饭碗也没有保证。那么，当官的那些“精英的精英”对社会贡献又如何呢？当时地方政府的吏治之败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见即使是那些幸运地考了高分、当了官的人，实在也是乏善可陈。而在接近千万之众的秀才中，既没有官做不说，大部分也没有其他成就留下来。他们多只能皓首穷经，酸兮兮地“之乎者也”一生，落得个孔乙己的下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3）
在这种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读书人淘粪是否算是出路？在那个时代，这要比现在更有辱斯文，更少有人去做。但是，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总有几个异数。甘心这么做的，还大多有所成就。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都知道有本《沈氏农书》。大概明清时代读书人的心思都在科举上，使我们这个最大的农业国家在这一时代的农书数量非常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氏农书》也就更显得珍贵了。此书作者“沈氏”的身世很难细考，大致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乡绅，是否有科举的功名不甚清楚，但显然受了良好的教育，家境非常富裕，为当地之大户。他隐居江南乡下务农，随手写下这本务农手册，大概是供经营自己的农场之用。读此书便知，他是个淘粪好手，不仅告诉你到哪里买粪、怎么运粪、各种粪的用法和效能，还非常细致地教导你粪应该如何搅拌、怎么观察粪的颜色变化等，谈拌粪如同谈酿酒，感情溢于字里行间。根据其书的记载，他耕种的土地亩产在当时几乎是最高的。说他是个成功的农业CEO，绝非言过其实。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位包士臣，素有文名，和龚自珍、魏源等都属于“经世致用”派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家贫，亲自务农，想来也是淘过粪的。在他的笔记《安吴四种》中，就写到粪池的修造以及粪的种种好处，并指出南方人比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