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比爱人更累……
萧红常常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下，每天都站在欧罗巴旅馆的过道里等着萧军给她带回吃的。有时是馒头，有时是少量的列巴圈、牛奶。偶尔也会下下馆子吃点猪头肉、肉丸子之类的荤腥菜。但大多数时间是吃不饱的。
“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惟一的生命线。”
“我不愿意我的脑浆翻绞，又睡下，拉我的被子，在床上辗转，仿佛是个病人一样，我的肚子叫响，太阳西沉下去，他没有回来。我只吃过一碗玉米粥，那还是清早。”
“肚子越响了，怕给他听见这肚子的呼唤，我把肚子翻向床，压住这呼唤。”
这样的文字不会出现在优雅的林徽因笔下，也不会出现在冷艳的张爱玲那里。萧红对于饥饿的描写是那么触目惊心。在老六杀猪菜馆里，怎能知道六十年前的萧红？外面的夜来了，现在是夏天，没有寒冷和饥饿，也没有了萧红。
剔除族谱的萧红
特立独行和叛逆一直主导着萧红，这是不容于当世和家人的。在萧红的族谱里，你却找不到萧红的星点影子。在呼兰“萧红故居”中，我看到有一部《东昌张氏宗谱书》，十六开本。在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之页中，印有张廷举单人免冠照片一张，其下为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和继母梁亚兰的单人照片。族谱的编撰者不是别人，正是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与四叔张廷惠，这部创修于伪康德三年（一九三五）八月的《东昌张氏宗谱书》的序中说：“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清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城等地，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戴河子屯（今榆树县属距城东九十里），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
族谱有萧红的生母姜玉兰的条目，生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正月初一，死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闰七月初二，“呼兰府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妻伉俪最笃，惟体质素弱，不幸罹疫逝世。”
这本宗谱书内记载有张岱至一九三五年以前出生的六代人的生卒年月日和简历，惟独没有萧红，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在其母姜玉兰的条目下，也只写“生三子”而不写生一女三子，好像一九一一年张家没有婴儿呱呱坠地。萧红是家中的长女，出生时哭声宏亮，不止不休。接生婆老石太太将她从水盆中拎出，说了句：“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
确实是个茬儿。编撰族谱的时候，萧红离家出走已过五年。父亲将萧红视为“大逆不道，离家叛祖，侮辱家长”，宣布开除其族籍。《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根本没有萧红辈分中“张秀环”的名字。
萧红是端午出生的，这在人们眼里视作不祥。后来家里人好像就印证了这一点，萧红是不安于家室的。而在人们眼里萧红*成性，这给她当时的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萧红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我想，这毒性，恐怕就是她家里人害怕而我们喜爱她的缘由吧。有人评价杜拉斯“有毒的情人”，这毒性是与消耗能够相通的。
临终的眼：萧红（4）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为了私情离家是没有退路的：只要你迈出家门一步，门就在身后咣地一声关闭了。《包法利夫人》中离家出走的爱玛服毒自杀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了。也许萧红是仿效《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娜拉走后怎么样了？是堕落还是回来？萧红走的是别样的路途，萧红是知道迈出门槛之后的境遇的。即使在被抛弃，告贷无门，衣食不继，饥寒交迫，又有身孕的凄惨状况下，萧红也没有随弟弟回家。她不能（一个未婚先孕的私奔女子不会被社会接纳）也不愿（回去意味着更严密的禁闭，失去自由）回去。许多年后，当她在香港回忆她的呼兰河老家时，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以文字和记忆靠近家乡，只是一种补偿和安慰。
萧红十四岁上高小一年级的时候，由父亲做主，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为未婚妻。
“又过一年，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
他终于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学在家上吧！’”
“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
“半年的工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啦！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轧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父亲像火山一样爆裂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也没冒？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萧红以出家当尼姑逼迫父亲向她屈服，秋季她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女子第一中学。在初三的时候，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她向父亲提出解除与汪恩甲的婚约，遭到父亲的拒绝。在初三，张、汪两家积极为嫁、娶做准备。萧红面临着是与汪恩甲结婚，还是跟陆振舜去北平读书的最后抉择，精神异常痛苦，常常不去上晚自习，躲在宿舍饮酒吸香烟。初中毕业后，萧红第一次离家与陆振舜私奔到北平。
萧红与陆振舜的离家出走，在闭塞的呼兰河县城引起轩然大波，使家人备受舆论的压迫。父亲被解除秘书职务，姊妹们为舆论威压被迫相继转往外地求学，汪家也就此发难。已婚的陆振舜与萧红朝夕相处日久，便爱上了她，于是写信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这使陆家大为不满，断绝了其经济来源。他们在北平生活无着，被迫回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与陆振舜分手后，过了一段短暂的流浪生活。后来，实在待不下去了，她只好与家里妥协，答应回家与汪恩甲完婚。
汪恩甲的大哥，对萧红以前离家出走一事耿耿于怀，对弟弟“懦弱”的迁就行为很是不满。于是迫使汪恩甲“休掉”萧红。萧红于是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大哥在教育界的名声，承认是自己要休妻的。萧红一气之下回到呼兰，两人暂时分手。
萧红回到呼兰县城的家里，闭塞落后的乡邻视她为“怪物”。半年前与陆振舜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成为人们饭后茶余谈论的佐料。她因之受到家族的歧视。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萧红，受到父母的冷落和弟妹的疏远，心情压抑而苦闷，开始借酒浇愁和吸烟。此种嗜好的养成，损害她的身体，造成了她日后的体弱多病。
临终的眼：萧红（5）
萧红的喝酒、吸烟，引发了继母的不安。一方面，她暗中挑拨萧红与邻里、亲戚的关系，说萧红在哈尔滨学坏了，滥交男朋友；另一方面又到乡下去怂恿她亲娘舅来教训她，萧红大舅被她后母蒙蔽，不分真假，前来教训她。萧红年轻气盛，拿菜刀相对峙，她大舅愤而离去。从此，萧红在亲戚朋友中日渐孤立起来。继母借口萧红父亲在外县任职、农民抗租、地方不安宁，带着萧红和她的三个异母弟妹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来到张廷举老家——阿城县福昌号屯堂兄家暂居。张家是大地主，叔伯们视有叛逆个性的萧红为“洪水猛兽”，处处禁锢她的行为，箝制她的思想，动辄得咎。这年秋天，叔伯们再次提高地租，引发了佃户和长工的激烈冲突。萧红出于对佃户和长工的同情，出面替佃户和长工向伯父求情，不要加租和削减长工工资。伯父老羞成怒，痛打了萧红一顿。把她锁在一间空房子里，还派人到阿城拍电报，催促萧红的父亲赶快来，动员其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与萧红谈得来的小婶，可怜她的不幸遭遇，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地放走了萧红。
年仅二十岁的萧红，为了抗拒家族的*，从阿城逃到哈尔滨，开始了飘泊流浪的生活。萧红走后，父亲便宣称“开除她的族籍”。萧红陷入迷惘的绝境。生活无着之际，她不得不去找此时正在读书的未婚夫汪恩甲，两人关系恢复，一同住进东兴旅馆。
解决温饱后，萧红因学业受挫，精神极度苦闷。为治疗流浪时落下的疾患，萧红吸上了鸦片。后在堂妹张秀琴、张秀珉姊妹俩的帮助下，她进入“东特女二中”作为插班生读高一。但不久，萧红发现自己已怀孕，无颜面对堂妹，只好不辞而别回到东兴旅馆。汪恩甲不敢把萧红带回家，因为其母知道萧红曾随陆振舜同赴北平，便不再承认这个未婚媳妇，所以两人只好又在东兴旅馆里住下。汪母知道自己的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支助。他们俩人坐吃山空，半年来，欠旅馆四百多元。汪恩甲向萧红说，不能束手待毙，必须回家取钱。不料，汪恩甲却一去不返，从此音讯杳无。萧红被困东兴旅馆的窘况，在小说《弃儿》的前半部分有较为生动的记载：“七个月了，共欠了四百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当然要向女人算账……”
无疑，在当时萧红的举止是一道光，这光有点刺人的眼睛，使人无法适应。她是一个传统伦理的解构主义者，对父权对家族偶像的颠覆，致使她与父亲宗族断裂。她反抗包办的婚姻，对爱的渴望，使她一次次受伤，她看到人性的黑暗，她不愿自己的一切由别人（宗族、父母）安排就绪，到头来她只有以毁损自己为代价。萧红总是朝着自己的憧憬走：
“花开了，就像花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