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东京大约两百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竖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其中十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惟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竖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带血的头颅（11）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竖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十二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大泽立起的是石碑，东城政雄立的是文字的碑，石碑也许会漫漶，但大泽的勇气和忏悔后的心灵的安妥会被人记着，东城的文字也许会被焚书者烧掉，但烧不掉的是人心。
还我头来
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春市般若寺在内部施工时，发现了一颗无名头骨，并被僧人转埋在了长春市远郊。
二○○四年六月二日，赵尚志将军的妹妹等人在长春远郊的一片树林中，找到了头颅的第二掩埋地。
这是否是将军的头颅，岁月沧桑，最有力的实证细节在哪里？人们疑虑，这头颅有点像女性，是那样的小巧，但一个寺院里有女性的头骨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一切都是谜，一切都是未知。
一份鉴定报告出来了：从头颅的特征看，此头颅为男性，死亡年龄在二十八岁至四十岁。从颅骨的颜色、石化程度、风化程度等综合特征观察，其死亡和埋藏时间，估计有几十年历史。在左眼眶下部和左颧骨内侧有硬伤。为死者生前受伤并经几年自我修复所致。在左眼下部、鼻骨左侧，也有一处数毫米直径的近圆形痕迹，可能亦为生前受伤所致。
再一份鉴定出来了：头颅为男性，年龄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岁左右；身高一百六十二厘米（误差正负五厘米）；左眼眶下缘中部有一陈旧性骨伤，系生前利器所致，左眼下有陈旧性骨伤修补痕迹；埋藏时间比较长，在数十年间。
所有的鉴定人，均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鉴定的，但结果都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赵尚志牺牲时三十四岁。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一次战斗中左眼眶下被弹片击伤，经过治疗，眼伤治愈，但左颧骨留下三块月牙形伤痕。在伪满档案和东城政雄的交待中，也明确记载赵尚志左眼下方有伤痕。通过量尸体，知道其身高为一百六十二厘米。同时，根据颅骨造型分析形成的电脑复原像，其相貌也得到了赵尚志的胞妹、赵尚志老部下的认可。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颅骨护送到北京，交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检验鉴定。十二月三日和十七日，公安部分别进行了人类学鉴定和颅像重合鉴定。人类学检验报告＇（二○○四）公物证鉴字七九九四号＇结果是：送检颅骨为男性，年龄为三十三至三十四岁，身高为一百六十二厘米。上述结果与档案资料所记载的赵尚志烈士的体质特征相符。送检颅骨所示的骨伤部位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相符。
颅像重合检验报告＇（二○○四）公物证鉴字八三三六号＇结果是：经重合检验发现，送检颅骨可检验部分上的标志点和赵尚志烈士照片上的标志点、标志线均能重合在标准范围内，颅骨与照片的形态轮廓曲线一致，曲线的距离（软组织厚度）在正常范围内，符合颅骨与照片出自同一人的条件。
以前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对书中奇计谋略没有记住多少，但有一个细节却在记忆中烙印般驻留。关公死的时候，阴魂不散，还在空中大叫“还我头来”，很是奇怪一个没有头的人的魂还会号叫呼喊？当曹操打开盒子，看到关羽的首级，笑说了一句：“云长别来无恙！”还没有说完，关公“口开目动，须发保保芄背∠旁巍�
小说自然是小说，但如今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已经归来，从血肉之躯到一抔白骨，青山有幸，将军何壮。也许这样的联想有点不合时宜。二○○七年十月十六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称，“精美的圆明园失散文物马头铜像将在下月索思比拍卖行秋季拍卖会上被拍卖，预计成交价将达五百万英磅”。
一八四○年以后，被列强掠走的文物不知凡几，有超过一百六十万件文物被四十七个国家的数十家博物馆“收藏”，还有数百万件在私人“收藏家”手中。
然而这些文物的回归却是一些爱国人士用重金从拍卖市场买下，把它送回国内。国外某些人明明知道“拍卖那些在中国最不幸的时期被盗抢的文物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些拍卖行的行径与一八六○年英法联军等的行径何异？再一次把中国人愈合的伤口揭开撒盐。我知道赵尚志狱中受过的刑有一种“披麻戴孝”，用子弹壳在肋骨上刮下一条一条的肉，血肉模糊的时候往伤口上撒盐、缠纱布，等过几天再把结痂粘在肉上的纱布一条条地扯下来，这样反复做。那些拍卖行无疑是当下的“披麻戴孝”，一下一下撕扯着这个民族的肌体。
写到此处，我好像隐约听到将军的头颅在匣中暴跳：不管是牛头、马头、狮头、虎头、猴头凡是被强盗掠夺去了的头颅都得要回来——
还我头来！
围绕着赵尚志将军头颅的许多的事情，是那么感人，又那么悲怆，那么心痛；只有一个：悲剧，这个表达是不够的，围绕着这颗不屈头骨的日本人梅津美治郎、东城政雄、炎虚法师等让我们看到与过去不同的另一种人性。东城政雄是应该承担自己的法律的惩罚。也许有人说他是执行命令，天皇不该承担自己的一份吗？但东城政雄承担了属于他的道义的那一份。梅津美治郎是出于对对手的尊重，还是对炎虚法师的尊重？我想这两点都有。那些在赵尚志背后打黑枪的人呢？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内，有着为蝇头小利出卖民族利益的屑小之徒。一个英雄没有死在对垒的刀剑下，而是死在背后的黑枪。而打黑枪的人呢，他猥琐到根本不敢面对赵尚志的眼睛。虽然赵尚志是那么短小，但他身上秉有的正气与威慑，岂是小小的身躯和头颅所包容的。震慑对手的人，是永远烙在对手血液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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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文字配走近三道崴子？（1）
最后的栖息地到了，三道崴子！
这里很好，对将军来说，这里是使汉奸蒙羞，使日本人震慑致敬的地方。
杨靖宇将军殉国后，敌人用人力小爬犁把将军的遗体运到濛江县城，尔后找来摄影师拍照。照完相，日军铡下了将军头颅。当晚，农历正月十六在县城医院对将军的腹部进行了解剖，想看看这血肉之躯有什么能量在零下四十二度寒冬里坚持这么多时日。结果，发现将军的肠胃中只有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棉絮，一粒粮食也没有，使得主刀医生惊恐地将手术刀惊落坠地。
这种惊恐不会随时间的过去而消逝，记忆惟有同这样的人类的历史连接，才是最大的人道和最大的道德，它是苦难记忆也是震撼，每当我捉笔尝试写下杨靖宇名字的时候，都因着既混合着崇敬又对解剖刀的厌恶而失败。因为时间并不能打败记忆，时间对杨靖宇最后的三道崴子而言是没有增加什么没有减少什么，痛楚会因时日的流逝，因为吾生也晚而递减么？其实，在永恒的事物前，在每个人心灵中的三道崴子面前，所有的惊恐和震撼都既是同时也都是当下，因此，当我们正视杨靖宇将军被解剖的胃袋里的树皮、草根、棉絮时，震撼和惊恐便无边无际地攫住我们。我们无法抑制它，因为我们无法消除它，它就在那里，一代一代地跟着我们。
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有最大的痛楚是杨靖宇将军最后的痛楚，他所为之苦斗的中国，具体说来中国无数号的中国人，最后刺痛了他。在三道崴子的小树林，正月十六的下午四点，围追的鬼子越来越近了，杨靖宇靠在一棵拧劲树上，看见了对手的脸黑洞洞的枪口。突然有个穿黄大衣的鬼子大声对将军说话：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来，杨靖宇将军在举枪应答的时候，说了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