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的标志，而面对邪恶，佛门同样有击法鼓，澍法电，与正义共存的先例，多少僧人为抗日募捐，为驱虏奔走，为抗战而呼吁。地藏菩萨在佛前立下大誓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多么撼人心魄。炎虚法师在《影尘*》里却没有记载自己的这一举动，也许在法师看来，这是对残破祖国奉献的绵薄之力，为度脱罪苦六道众生，然后自己才算得道成佛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带血的头颅（8）
头颅在哪里？
赵尚志的头颅埋在哪里？炎虚法师没有告诉任何人？英雄的头颅成为一个谜。一九八七年初，寻找赵尚志头颅的事突然有了转机。一位从事战争史研究的日本女学者山崎枝子从日本东京来到黑龙江佳木斯，亲自去梧桐河察看了赵尚志牺牲的地方。山崎枝子是一位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在哈尔滨期间，她采访了抗联老战士李敏，李敏向她讲述了赵尚志牺牲和头颅失踪的经过。李敏对山崎枝子说：“能否请您协助找一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我们知道头颅被送到了长春，据说，关东军的医务部门把它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转送到日本。”
山崎枝子从李敏那里了解到：赵尚志烈士在梧桐河殉国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烈士的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在日本投降后曾被苏联红军逮捕，辗转到苏联赤塔囚禁。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两人引渡给中国，他们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多年后，均于一九六三年被中国政府特赦送回日本。
山崎枝子回到日本后，采访到了谋杀赵尚志的执行者东城政雄。山崎枝子女士写道：东城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来接她，他戴一副黑边眼镜，身穿夹克衫和工作裤。虽然已经七十六岁，记忆力却相当好。他严肃地说：我现在深深地反省着自己，策划并实施谋杀赵尚志计划的是我。被中国方面当作重要资料的日方文件里，由于上级机关的人要报成绩，伪造部分不少。我不打算再蒙蔽搪塞了，请您全部用真名，把一切情况都写出来吧。
在写赵尚志将军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九九四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日军忏悔录》，其中有东城政雄的文章《我参加了谋杀赵尚志将军》，这是他在回到日本后写出的。在文章里，他明确写道“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
“我在伪满当警察官的整整十年期间内，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全部人性而变成‘东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
“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且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三五三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六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不许打人’、‘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
“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后来，又把我们全部释放回国了。”
“我要在此风烛残年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为日本社会成为真正的*主义社会，为日本的进步与改革而奋斗到底！”
也许老人的文字没有文采，但正是朴实和忏悔震撼了我。要知道在日本忏悔，对战争承担责任是多么困难。到过中国的日本军人何止百万，手上有中国人呻吟和妇女孩子绝望眼神的日本军人，绝不止是那些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有良知的日本人。也许，这是一个对很多人都熟悉的对比。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态度，我感到自己有必要再复述。
带血的头颅（9）
千秋易过，罪责难逃。在德国柏林市中心繁华区的一块草坪上，竖立着一块牌子，漆黑的底板上书写着几行黄色的大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恐怖之地”，下面是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内的一系列第三帝国时期集中营的名字，它提醒着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德国纳粹的罪行。
而在距日本东京不太远的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伊豆山上，立有一块“七士之碑”。所谓“七士”是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他们的部分骨灰被盗出，秘密埋葬于此，一九五九年正式立碑。一九七八年，又有人从此处取出少量骨灰，于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顶建了“殉国七士墓”。
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认识与担当多么的不同，人们把它归属于不同的文化。西方“罪感文化”主要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耻感文化”则主要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
德国总理勃兰特凭吊波兰二战受害者纪念碑时，竟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未经事先安排而长跪不起！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无论从个人境遇还是政党历史来看，勃兰特似乎都用不到下跪忏悔。因为他是纳粹的受害者，而他的社会*党在二战期间又是纳粹压制和*的重点对象。按理来说，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罪恶都推到纳粹或其他在二战中得意的政党及其继任者头上，强调自己和社民党是受害者。类似情形在我们周围经常能够看到。但他偏不，要代表一个民族去下跪忏悔。显然，他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推理的：自己既然是一个曾经对全世界、对犹太民族犯过罪孽的民族的现任合法政府的首脑，是这个政府的继承者，就应当为其过去所犯的罪过表示真诚的忏悔。
我们应该为他的形象定格：他跪在那里，潸然泪下，为多少万无辜的生灵，也为自己民族在过去所犯的罪孽。他是跪着的，但无须用仰拍的镜头，都能体现出他的伟岸高大，一个十足的精神上的巨人。跪着的勃兰特使德意志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勃兰特向世间展现了他无比高贵的人格魅力。这是一种真诚的忏悔，犹太人、波兰人民、世界人民因而接受了这种真诚的道歉。勃兰特的个人威望不仅没有受到损伤，反而因之使他个人和他的民族垫高了许多。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这也就是说，“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因此，它的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带血的头颅（10）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进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二战之后，德国的政府官员面对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行为，便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反过来，这种赞赏忏悔的做法，又对主动、自觉、勇敢地承认过错产生出激励作用，从而强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而“耻感文化”便不同，因为它需要有外人在场，需要外力的启动，这就给人留下了“脱耻”的暗道。其方法就是只要使自己的恶行不让人知道，或者是制止了别人的议论，便感觉不到那种耻辱之感了。
因此，有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脱耻”的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对做过的事情百般抵赖，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与德国人相比，在对待二战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更不为此而感到耻辱，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篡改历史，隐瞒历史真相，对别人举出的铁证视而不见。在“耻感文化”社会中历练得精熟之后，便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招术，主动地来打通和扩大“耻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脱耻”的通道。因为，即使是惯常在“月黑风高夜”杀人越货的“黑老大”，只要他行事机密，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或者即使走漏了风声，也会运用强力“封了口”，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人”。
在赵尚志头颅失踪多年以后，东城政雄老人勇敢地站出来，对着媒体说我有罪，并对过去的行为忏悔，这在日本是多么的不易。由“七士之碑”，我还想到一个普通士兵身后立碑的故事，以此来证明东城政雄先生的良知。
在距离东京大约两百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竖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其中十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