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各有志，钱玄同不仅和大师兄黄侃心存芥蒂，而且和既师出同门又一起在《新青年》同一条战壕里摸爬滚打杀出一条血路的鲁迅后来也分道扬镳。他虽恃才傲物，多与人不合，但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刘半农。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原名刘寿彭，号曲庵，少时师事著名学者屠寄，高中肄业后即奔走革命，后在上海以写“礼拜六”派文章卖文为生。他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早年的刘半农是个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属于鸳鸯蝴蝶派，笔名也用的是缠缠绵绵的“伴侬”，后来遭鲁迅痛骂，改为“半农”。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等，五花八门，样样精通。陈独秀到北大后，邀他任北大预科教授。刘氏初到北大时，结识了周作人、钱玄同等，成为至交。那时的他还没有摆脱十里洋场的少年油滑气和红袖添香可读书的心思，周作人和钱玄同便借龚自珍儿子龚孝拱的号“半伦”来讽刺他，将刘半农称为刘半伦。因为龚自珍死后，龚孝拱放浪形骸，以至不名一文只剩一妾，所以自认“五伦”中只有半“伦”了。在朋友的大骂下，刘半农的“才子佳人”思想才被骂掉，随即成为一个很打了几次大仗的新青年战士。 。 想看书来
3。演“双簧”的钱玄同和刘半农（2）
刘半农的学问，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杂学，另一部分是专业，即语音学。
杂学是他的爱好，多是自学得来。如他好写小品文、打油诗。写这类诗文，常署“双凤凰砖斋”或“桐花芝豆堂”。前者是因为他爱收藏秦砖汉瓦，所藏之砖又比他“砚兄”苦雨斋的周作人所藏之砖多一凤凰，故名。后者取义为4种植物均可出油，好作打油诗也。他不仅作打油诗，也写白话诗。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他就写了很有影响的《D—！》，（D是独秀二字拉丁化写法的第一个字母）。陈独秀出狱后也写了《答半农的诗》与之唱和。他也写字，但似乎不太有名。他喜欢照相，且最精于此道。据说在业余摄影家中，他的造诣第一，在这方面还出了本著作叫《半农谈影》，很是畅销。同那个时代其他人一样，他也好淘古书，最得意的宝贝是贯华堂原刻七十一回本《水浒传》，这是他跑在傅斯年前面以数百元高价买到的。他也谈文法，曾著有《应用文之教授》及《中国文法通论》，后者在中国语法史上得占一席之地。他还积极从事歌曲创作和歌谣征集工作。他作词的《学徒苦》、《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语言明快，脍炙人口。
他的专业是语音学，在这方面是正途出身，而且有博士头衔。说起这事还有个典故。刘半农开始当教授并没有学历，正逢胡适之博士爱惜羽毛，常有意无意地摆英美绅士的派头，更忘了自己当初被人怀疑是假博士的耻辱，对连高中正式文凭都没有的刘半农冷嘲热讽。刘半农本是很要强的人，受到这个刺激，便决心发愤去挣一个博士头衔来，以出心头一口恶气。1920年，他终于得到北京政府教育部一公费留学名额，先去了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1921年转入法国国立巴黎大学，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课，专攻语音学。他经过6年的苦读，1925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被巴黎语言学会推为会员。同年夏，他又获法兰西研究院的伏内尔语言学奖，当年秋天载誉回国。由于他这个学位乃是国家授予的，与别国私立大学所授不同，故屡屡自称国家博士。本来北大文科中一些人对胡适以博士帽子压人就不满，很替刘半农鸣不平，现在刘半农回国，也给他们争了一口气。于是北大圈内人士对胡、刘二人称呼上就很有一点意思了。他们称胡适之为胡博士，叫刘半农为刘博士。《苦茶——周作人回想录》写道：“但是很有区别的，刘的博士是被动的，多半含有同情和怜悯的性质。胡的博士却是能动的，纯粹是出于嘲讽的了。”
刘半农在国外留学期间，在语音学上出了很多成绩。最著名的是1924年出版的《四声实验录》，他通过记录侨居外国的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12个地方的华人进行实验的结果，结合西方语音学理论对四声的本质作了探讨，第一次从音理方面讲清楚了汉语不同声调的所以然，把自南朝沈约以来对四声的各种模棱两可的解释作了彻底的清理。1925年春，他又用法文写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史略》作为博士论文，同时发明了“刘氏音鼓甲种”与“声调推断尺”等测算语音音律的仪器。1929年至1930年，他在北大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并在魏建功等协助下，用孙中山“总理遗嘱”作材料，记录了70多种方言，编成了比较全面的《调查中国方言音标总表》。随着他学问的长进，在北大的学术地位也日趋巩固。1925年他回国后，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31年后任北大文学院研究教授及研究院文史部主任，1934年6月在绥远调查方言途中染上回归热，后又被中医所误，不治身死，年仅44岁。 。。
3。演“双簧”的钱玄同和刘半农（3）
在北大圈子中，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最为友好，是终生不渝的朋友。三人性格很是不同：钱玄同是有名的急性子，刘半农则活泼天真，周作人平和，但性格并不是他们友谊的障碍，因为他们所认同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文化境界早已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三人是无所不谈的老友，又都有幽默感，无论他们的谈话或是书信往来，总是庄谐杂出，令人捧腹。刘半农与钱玄同一说话就要抬杠，他说他和钱玄同“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并以半农体作“抬杠诗”一首：“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每当二人抬杠时，周作人总是在旁静静地倾听，脸上挂着理解与欣赏的微笑。当然，有时玩笑也会开到周作人的身上。有一次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和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的回信却令周作人吃了一惊：信无笺牍，但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昭代名伶院本残卷”，信文竟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按：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了他。拜一拜，手儿呵，你就借去了罢。”这就是活泼、幽默、才气横溢的江南才子刘半农。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曾说那时办《新青年》的人很寂寞，“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是“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在同一文中，鲁迅先生还以切身体验写道：“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到了1918年3月，新文化运动的几位先驱者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就像奔腾于沙场找不到敌人的战马，独自昂首刨蹄，仰天长啸。因为敌手畏葸不前或曰不屑与之对阵，钱玄同和刘半农设计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上演一出“双簧”，以诱敌应战，然后好展开围歼。先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诸君子”一封反对白话文的长信。在这封信中，钱玄同以旧派的口吻，收集了复古守旧派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无知的攻击和引人发笑的责难，行文之乎者也，通篇浓圈密点，洋洋洒洒三千四百余言，黑乎乎一大片，酸腐之气冲天。而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写了一封更长的《答王敬轩》的信，对“王敬轩的信”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逐段驳斥，全篇行文用白话，新式标点，有理有据，诙谐活泼，把当时国故家们的丑态描写得活灵活现。比如对反对白话文最烈而极为卫道士们推崇的林纾，钱玄同以“追星”口吻对其盛赞一番：“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刘半农则把这一段批得体无完肤，他指出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何以如此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的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未尝或者是没有加以过问。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第三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刘半农还嘲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