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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出，通过价格控制来抵御自然产生的产量短缺，这会使福利和财富之间产生无法跨越的鸿沟，而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我们想象一下，促进人体成长的激素有限，那么激素类产品的价格就必须根据需求来进行调整，所有的激素类产品都会被期望自己子女平均身高更高一些的富裕家庭购买，穷人或者一般收入的家庭都无法得到，他们的孩子没有服用这些成长激素来促进发育，身材都普遍矮小，此后，他们只能比富人出更高的价格才能购买到激素类产品。这种情况下，或许会存在一个争论的焦点：激素类产品的分配应该根据需要而不是价格的高低来确定，我们要考虑到福利因素：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共同成长与幸福，应该根据人们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购买能力来分配激素类产品。但是在汽油产量短缺初期，这种福利因素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不管是胁迫还是分配不公，对汽油收取更高的价格会产生极大的外部收益（交易双方都无法控制这种收益，所以在制定价格和商议其他合同条款时，双方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价格持续上升，通过减少小汽车的数量，或者建议人们选择节能型小汽车，那么更高的汽油价格就会减少汽油的使用量，从而减少了造成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也减少了造成大气污染的其他气体的排放量。减少小汽车的使用，可以降低交通的拥堵程度。此外，美国减少石油的消费量就会使国家更加稳定，因为这样会缩小一些不稳定国家的福利水平差距，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他们控制了世界大多数石油的生产。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6）
总而言之，由汽油“哄抬物价”行为产生的社会效益似乎超过了其造成的大幅度增加的社会成本。
波斯纳
评论
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在食物供应和其他产品供应短缺的时期，人们强烈抗议价格上涨。那些欺诈者和投机者都被攻击、辱骂和流放了。目前由众议院审核通过的《能源法案》制定了许多合理的条款，但同时也要求美国贸易委员会对“哄抬物价”行为设立标准，违反者一定要受到惩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战争期间，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都进行了价格控制，那时许多产品都处于短缺状态。这似乎看起来好像是哪里冒烟，哪里就会发生火灾，但是当自然灾害造成产量短缺时，我完全同意根据供求平衡来提高价格。
正如波斯纳所言，要在汽油等产品大幅削减产量的时候抑制其价格上涨，只能采用低效的方法来分配有限的产品。对于提高价格，有一种替代性的方法——配给制，比如先来先得，或卖给那些企图贿赂供应商的人等。所有的做法都不是很有效，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卡特总统下令实行汽油配给制以后，那些依旧记得排着长队、等待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才得到10加仑汽油的人们意识到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与成本损耗，而这些都是因分配有限产品的非价格手段造成的。
还有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许多国家都实施租金控制。许多国家现在已经取消了租金控制，但是某些城市如纽约，仍然保持租金控制，但这种形式已经所有改变。在纽约及其他地区对于租金控制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表明：这种制度加速了房屋质量的恶化，造成房屋的无效率分配，而且对于那些经常到租赁市场寻找房屋的穷人和年轻人来说弊大于利。租金控制对于中等收入的家庭和长期以超低租金居住在大公寓里的年长租赁者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在市场上公开进行租赁的小型房屋租金是相当昂贵的。
由大灾难引起的价格上涨使得消费者十分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并不是针对所获益的人群或公司的。比如，消费者们对于加油站的老板十分不满，因为在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之后，他们不断提高汽油和原油价格。但是飓风事件之后，许多加油站的老板所获得的利润不是增加了，而是逐步减少了。他们必须为购买汽油而支付更多，而且价格提高降低了人们对于汽油的需求。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上涨，产品价格也随之上涨，比如汽油的价格会上涨，利润的上升幅度会小于其价格的上涨幅度。
另一方面，没有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的炼油厂将得到更多的利润，因为海湾炼油厂遭到袭击，造成炼油厂主要产品——汽油——的批发价格上涨。然而，更高的价格与更多的利润驱使着那些未遭受损失的炼油厂超负荷生产，从而对自身造成一定的损害。事实上，如果价格不上涨得那么快，那些未受飓风影响的炼油厂的利润空间也会相应变小，但汽油供应的增长速度也可能会越来越慢。
面对产量的减少，一些公司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将产品卖给老客户或关系好的客户，以增强其购买意愿。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维持稳定的价格，公司与客户之间可能存在一种隐性的长期合作关系。有时候，公司会结合产量进行配给，以较低的价格卖给经常购买产品的客户，而对于那些购买次数较少的客户，公司会根据具体情况迅速提高产品价格。
第六章 自然灾害与全球变暖（7）
对于波斯纳关于价格控制方面举出的两个案例，我没有任何疑问。在抢救案例中，进行价格控制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抢救过程中没有时间去考虑一个合理的双赢的原则。阿拉斯加渔民企图通过威胁船长来提高他们的工资，但这样做实际上违反了一种隐性规定，即在捕鱼的整个航程中，工资水平是基本固定的。
那么当那些贫困国家遭遇灾难性的粮食产量锐减，比如大米或土豆（爱尔兰“土豆荒”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减产时，应不应该运用价格控制呢？最贫困的家庭也许无力支付更高的价格，他们将面临饥饿。我仍然不认为价格控制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因为这样做不会促使产量提高和进口稀缺的食物，相反却鼓励农民依靠自己的庄稼过活。这些国家的政府以及那些宣称人道主义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积极购买大米或其他农作物，然后以更低的价格再卖给贫困家庭。或者政府应该提高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使其能够负担得起较高的商品价格。
在当代社会，饥荒往往不是由过高的市场价格引起的，而是由无效的政府政策造成的。在现代民主社会，一般不会出现饥荒现象。然而，在某些时期，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现象。问题不在于市场价格过高，而是由错误的政策指导造成的。由于错误的决策，农业产量急剧减少，为了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地征收农民的大部分粮食，从而有可能导致农民饿死。此外，一些比较稀缺的粮食作物也被卖掉以换取硬通货，却没有进口粮食来应对粮食危机，这样做是没有效果的。
贝克尔
水资源短缺与定价机制
过去的50年里，全球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收入的迅速增加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清洁水源的需求，而且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水资源的供应是否有效地满足这些需求上。除非采取措施予以限制，否则未来可用水资源的需求会持续稳定地增加。但是水资源的供应速度会慢一些，尤其是温室效应减少了降雨量，被污染的水增多。那么，实现供求平衡的最佳方案，就是在水资源消费方面推行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具弹性的价格策略。
许多关于水资源储备的讨论都认为那些居住在大房子里的人在喝水、饮食、洗澡和冲洗卫生间方面都未有效地使用水资源。事实上，这是一个谜。在美国，40％的清洁水源用于农业的灌溉。另外40％用于发电，仅有8％用在国民日常生活中。其他国家的用水比例也大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发达国家，居民住房用水的1/3都用于浇灌草坪和其他户外用途，用于个人日常生活的不到5％。
衡量所使用的水量不能很好地反映出水资源的净消费量，因为大多数水资源在蒸发和浓缩后又迅速回到了可以再循环利用的地方。热电厂为了达到冷却的目的，使用大量的水资源，但同时其有非常高的循环利用率（大约98％）。家庭用水的循环利用率也很高，达75％左右。所以，能源生产者和家庭都不是水资源的主要消费者。由于在绝大多数灌溉体系中，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低，所以农场灌溉使用了大量的水资源。加利福尼亚用水最多的地区的灌溉系统，其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只有大约40％。
政府部门常常试图通过实施水资源方面的监管措施来解决供求之间的失衡问题。许多当地的政府部门都引入了冲力较小的厕所水箱，除了在固定的时间段内，否则居民无法浇灌草坪。同时要求居民使用循环利用率更高的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