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旁遮普人，现在又嘀咕着闹独立——让孟加拉人独立，阿吉，这话是我说的——要是印度人愿意，就让印度人跟英国人穿一条裤子好了。”
他的手臂重重地摔落下来，就如老人发火之后那样一动不动地垂着。萨马德总是对阿吉说话，好像两人是一伙，与坦克里其他人分成了两派。那四天目不转睛的打量在两人之间形成了丝线般的纽带，不管阿吉怎么躲，萨马德总是一有机会就扯扯这根纽带。
“你懂吗，琼斯，”萨马德说，“总督犯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错误，他给了锡克人一定的权力地位，懂吗？就因为他们在非洲黑人那里取得了一丁点成功，他就说，好的，各位，就凭你们油光光的肥头大脸、恶心的英国式假胡子和堆在头顶的狗屎头巾，你们就可以做官，我们会让印度人参军，去吧，去吧，去意大利打仗，这位头巾长官，这位头巾中士，和我们那支伟大又古老的英国部队一起！大错特错！然后他们就带上了我，第九孟加拉北部骑兵步枪队的英雄、孟加拉飞行军团的英雄，他们说：‘萨马德·迈阿·伊克巴尔，萨马德，我们要授予你崇高的荣誉。我们要派你到欧洲大陆作战，而不是到埃及或马来亚去挨饿，去喝自己的尿解渴，不会——你会跟德国佬正面作战。’就在他家门口，琼斯工兵，就在他家门口。就这样！我去了。我想，好吧，意大利，我要在这里大干一场，让英国军队看看，孟加拉的穆斯林也跟锡克人一样能征善战，而且还要好，还要厉害！我们还受过最好的教育，血统优良，我们都是真正做军官的材料。”
“印度军官？真够呛。”罗伊说。
“我到那里第一天，”萨马德继续说，“就在空中摧毁了一个纳粹巢穴，就像猛扑的老鹰一样。”
“吹牛。”罗伊说。
“第二天，就在敌人靠近哥特线时，我从空中打击了敌人，截断了阿根塔峡谷，使盟军一路推进到波河流域。蒙巴顿勋爵本来要亲自为我庆功。他本来要跟我握手的。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实现。知道第三天发生了什么吗，琼斯工兵？你知道我，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是怎么残废的吗？”
“不知道。”阿吉平静地说。
“是狗娘养的锡克兵，琼斯工兵，狗娘养的蠢货。我们站在战壕里，有个锡克兵的枪走火了，打穿了我的手腕。但我不肯锯掉。我身上的每一点血肉都是真主赐予的，最终都应归还给他。”
于是萨马德沦落到和这些铺路架桥的窝囊废为伍的下场：和阿吉这种人为伍，和迪金森－史密斯（他的档案里有这么一条：“危险：同性恋”）为伍，和麦金托什和约翰逊这种切除了额叶的人为伍。这些都是不够资格打仗的人。正如罗伊亲切的叫法：“该死的营队。”这个集体所面临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出在第一突击队的上尉身上：迪金森－史密斯不像个军人，自然也不像指挥官，虽然发号施令是他天生就会的。他硬是被拽出了父亲的大学，远离了父亲的庇护，入伍打起仗来，跟他父亲一样，还有他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年轻的托马斯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不懈努力（现在已经四年），想让自己的名字刻在小马洛村的墓碑上，加入越来越长的迪金斯－史密斯家的烈士名单，跻身于家族的累累坟茔之中，雄踞于那块历史悠久的墓园。
德国佬、阿拉伯佬、中国佬、非洲黑鬼、法国佬、苏格兰佬、美籍西班牙佬、祖鲁人、印第安人（包括南方的、东方的和红毛的），他们的手上都沾过迪金森－史密斯家的鲜血，还有一次在内罗毕的大型狩猎活动中，有个瑞典人把一位迪金森－史密斯家的人误认为霍加，对他投出了标枪。这个家族的人历来喜欢看到族人在外国流血牺牲。在没有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就像爱尔兰人那样自己埋自己，这是迪金森－史密斯家族在假日里的死亡方式，这一传统从一六○○年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毫无中止的迹象。但是，死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让自己充当炮灰的欲望像磁铁一般吸引着这个家族的世世代代，但是这位迪金森－史密斯似乎做不到。可怜的托马斯对异国的土地另有一番渴望。他想认识它，爱护它，感受它，热爱它。他游离于这场战争游戏之外。
阿尔弗雷德和萨马德的牙根管（4）
关于自己如何从孟加拉军队的战功顶峰落到这该死的营队，这个长长的故事萨马德对阿吉讲了又讲，每次版本不同，细节不断生动。在随后两个星期里，他每天讲一次，也不管阿吉听不听。虽然令人厌烦，可比起充溢在长夜中的失败故事来，这故事算是精彩了，也让这支该死的营队的士兵陷于自找的消极与绝望中。那些老掉牙的故事有：罗伊的美容师未婚妻穿着溜冰鞋滑倒时撞到水槽，悲惨地摔断了脖子；阿吉没念成文法学校，只因母亲没钱为他买校服；迪金森－史密斯的家人如何死于非命。至于威尔·约翰逊，他白天不说，却在睡着时哭诉，他的表情明白地写着苦大仇深，因此没人敢刨根究底。这支该死的营队就在这种状态下持续了一段时间，仿佛一支失意的流动马戏团，漫无目的地在东欧游荡。一群除了彼此没有其他观众的怪人和白痴，轮流表演，轮流发呆。终于，坦克车轮滚进了历史早已遗忘的一天。一段不值得保留的记忆，就像突然淹没的石头、杯子里悄然沉落的假牙一般。一九四五年五月六日。
一九四五年五月六日晚六点左右，坦克里有东西爆炸了。听上去不是炸弹，而是引擎故障的声音，接着，坦克缓缓停了下来。此时，他们正在希腊和土耳其交界的一个保加利亚小村庄，战争已经厌倦得远离了村庄，人们的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
“没错，”罗伊看了看故障说，“引擎玩完了，一条履带也坏了。我们得发报求助，然后坐着干等。什么办法也没有。”
“不想办法修理吗？”萨马德问。
“不用，”迪金森－史密斯说，“麦金托什二等兵说得对。我们手上的设备有限，发生这种故障，没办法处理。我们只好等援兵了。”
“那要等多久？”
“一天，”约翰逊提高了嗓门，“我们跟别人相距很远。”
“史密斯上尉，我们得在这玩意儿里待上二十四小时吗？”萨马德问。他疑心罗伊身上不干净，不想整晚一动不动、臭烘烘地跟他待在一起。
“说得太对了，你以为这是干什么，放假一天？”罗伊粗鲁地说。
“不，那倒不必……溜达一阵没什么不好的——没必要大家都窝在这里。你和琼斯先去，了解情况后回来报告。等你们回来后，我和二等兵麦金托什、约翰逊出去。”
于是，萨马德和阿吉进了村子，喝了三个小时意大利茴香酒，听小餐馆老板讲两个纳粹的小规模侵略故事。这两个纳粹分子来到镇上，吃光了他的食物，和村里两个放荡姑娘干了一场，还杀了一个人，这人没立刻告诉他们去下个小镇怎么走，头上就挨了枪子。
“他们性子可急了。”老人边说边摇头。
萨马德付了账。回去的路上，阿吉没话找话地说：“唉，用不了几个人就能占领这里。”
“一个人强、一个人弱，就组成一个殖民地，琼斯工兵。”萨马德说。
阿吉和萨马德回到坦克那里，发现二等兵麦金托什、约翰逊和托马斯·迪金森－史密斯上尉已经死了。约翰逊是让人用电线勒死的；罗伊后背中枪，下颚被撬开，银牙齿被拔掉，嘴里还放着一把老虎钳，像条铁舌头似的；托马斯好像是在袭击者靠近时，转身面对他无法逃脱的命运，自己对着脸开了一枪。他成了迪金森－史密斯家族死在英国人手里的唯一一个。
就在阿吉和萨马德竭力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时，约德尔上将正坐在法国兰斯一所小小的红色校舍里摇自来水笔。一下，两下，然后引着墨水在虚线上跳了一个庄重的舞蹈，用自己的名字书写了历史。战争在欧洲结束了。有人从他身后伸过手，取走了文件，约德尔垂下了头，这时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整整过了两个星期，阿吉和萨马德才听说了这事。
那些日子真是奇怪，奇怪得让一位叫伊克巴尔的人和一位叫琼斯的人结下了友谊。那天，当整个欧洲都在欢庆时，萨马德和阿吉正站在保加利亚的一条小路边，萨马德的好手握着一把电线、一张硬纸板和金属壳。
阿尔弗雷德和萨马德的牙根管（5）
“发报机被扯坏了，”萨马德说，“我们得从头开始。这事可糟了，琼斯，太糟了。我们失去了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防御工具。更糟的是：我们失去了指挥官。战争中没有指挥官可真够糟的了。”
阿吉离开萨马德，跑到矮树丛里拼命呕吐起来。二等兵麦金托什平时大话连篇，到了死神门前，却吓得屁滚尿流，那股气味直冲到阿吉的肺里，扯动了他的神经、他的恐惧和他的早饭。
至于修理发报机，萨马德懂得怎么做 ，他懂理论，而阿吉有一双手，摆弄电线、钉子和胶水很灵活。两人在拼凑那些救命的金属小插条时，知识和实践能力之间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番搏斗。
“把三欧姆电阻递给我，好吗？”
阿吉红了脸，不知道萨马德说的是哪样东西，只得在装电线和零部件的盒子里来回摸索。当阿吉的小手指偏离正确目标时，萨马德就轻轻咳嗽一声。真尴尬，印度人教英国人怎么做——不过，阿吉生性平和、大气，并没有计较。就是这件事情让阿吉懂得了自己动手的真正力量，了解到榔头和钉子是怎么代替名词和形容词成功地，让男人们得以沟通。这堂课让他终生难忘。
“好样的。”萨马德在阿吉递给他电极时说，可随即又发现一只手没法摆弄电线，也没法把电线接到发报机的电路板上，于是又递还给阿吉，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