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建安九年（204）至十一年（206）间，曹操为便利军事运输，还开凿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等工程，把整个河北平原的各大水系连在一起。这些工程在水利灌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曹操推行屯田政策的成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它使北方的农业经济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得到了比较好、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使“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其一）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观。王粲在《从军诗》其五中说：“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曹丕在《于玄武陵作》诗中说：“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反映的虽只是局部的景象，但应当说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把在长期战乱中弄得凋敝不堪的农业经济重新振作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由于战争对兵器的需要，也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需要大批铁制农具，冶铸业获得了很大生机。冶铸业在战乱中也曾遭到严重陵坏，铁非常缺乏，以致出现了斫棺取钉、用木制刑具代替铁制刑具的事情。曹操攻占冀州后，开始恢复冶铸业，设置官营冶铸机构，任王修为司金中郎将，韩暨为监冶谒者，主管冶铸事宜。王修在司金中郎将的岗位上一干七年，有一次给曹操写信提出工作上的建议，同时流露出盐铁工作平凡、影响建功立业的情绪。曹操给他回信，说当初任他为司金中郎将，是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胜任，认为司金中郎将的职位虽没有军师祭酒高，但谈到建功立业，却比军师祭酒更为重要。韩暨在职七年，也做出了很大成绩，扭转了当时铁制用具匮乏的局面。韩暨特别注意采用新技术。东汉初年，杜诗做南阳太守，制造了“水排”，用水力鼓动风箱铸造农具，比原来用人力或畜力带动风箱大大提高了工效。韩暨将这种“水排”推广到河北等地区，并在技术上加以改进，用结构较为复杂的卧轮式取代原来水排所用的立轮式，进一步提高了工效，如与马排相比，可多得三倍的利益。曹操对韩暨的政绩非常满意，特去信表彰，并将韩暨提升为司金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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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修耕植以蓄军资’（6）
在当时的冶铸业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煤。曹操攻占邺城后，曾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冰井台，台下有冰室，冰室内有井数口，每口井深十五丈，里面储藏着冰和石炭（煤）。西晋人陆云在写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提到冰井台下还藏着石炭（煤）数十万斤，并对此感到惊奇。邺城的冶铸业大量使用煤，这对铁制用具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无疑都是大有益处的。此外，丝织业、制盐业以及商业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屯田使在长期战乱中被迫离开土地或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和土地结合了起来，从事农业生产，既解决了流民无家可归、无业可从的问题，也解决了大量荒地闲置的问题。流民生计无着，最终必然走上反抗道路，从曹操来说，这自然也是他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种手段，但在客观上，确也对解决流民生计问题、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招募流民屯田这一措施的带动影响下，后来在非屯田区也开展了大规模招回流亡人口、分给无主荒地、并贷给犁牛以帮助恢复生产的工作。关中在李傕、郭汜之乱后，人民流入荆州的有十多万家，后来听说家乡恢复了秩序，都希望回来，但回来后却因没有牛、犁等生产资料，仍然无法自立。尚书郎卫觊给荀彧写信，建议实行食盐专卖，以其收入购买牛、犁，贷给归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以使关中富裕起来。荀彧请示曹操，曹操采纳了卫觊的建议，实行后收到很好效果。
屯田制度的施行，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董卓之乱后，各地有不少豪强搞武装割据，在风暴过去之后，他们竞相侵占土地，招纳流民，以不断扩展自己的实力。流入荆州的关中人民回乡后，地方豪强就曾争相招纳，使为部曲，而属于官府系统的郡县由于财力贫弱，却无力与之竞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日益强大起来。如果放任自流，让土地和劳动力无限制地流到那些私家手中，就会影响到官军的兵源和粮食供应，最终还会发展到尾大不掉、难以控制的地步。曹操自然是绝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出现的。因此，他推行屯田，就是要利用自己的势力和地位，将流散的劳动力和荒废的甚至还有人耕种的土地收归政府所有，使豪强势力不能无限制地占夺土地，招纳流民，成为他统一国家的障碍。曹操在很大程度上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的。
而实行屯田给曹操带来的直接和最大的收获，则是解决了长期为之担忧的十分紧迫的军粮问题。实行屯田后不过几年，各地收获到的谷物每年总量即达数千万斛之多，基本上满足了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需要。而且这些谷物分储各地，军队开到哪里大体上能做到就地或就近供应，既免除了转运之劳，又能保证及时，有力地支援了曹操对其他割据势力的战争。曹操最初为解决军粮问题而实行屯田，从这个角度说，他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修耕植以蓄军资”的战略方针取得了预想的胜利。
屯田事业的成功，同枣祗、任峻等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枣祗首倡屯田，并在许下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给人们增强了信心，为大兴屯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幸早逝，任峻在他死后承担起了大力推广的工作，使屯田事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曹操对他们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建安六年（201）曹操打败袁绍，在追思枣祗的功绩时明确指出：
（枣祗）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
曹操此前已经追赠枣祗为陈留太守，但觉得这还不能与枣祗的功劳相称，应当再给他封赏。曹操还觉得这件事情早该办了，拖到现在才办，是他的过错。于是下令给枣祗的儿子处中封爵，使对枣祗的祭祀永远继续下去。任峻则在官渡之战后被封为都亭侯，赠给食邑三百户，并升调为长水校尉。平常任峻有什么建议，曹操也总是乐于接受，大加赞赏。建安九年（204）任峻去世，曹操为之悲痛流泪，不能自已，立即让任峻的儿子任先继承了其父的封爵。
第六章‘修耕植以蓄军资’（7）
曹操屯田的成功，在天下三分之后也曾影响到吴、蜀两国，他们都曾相继实行屯田，不过其规模和功效都不能同中原地区相比。
当然，屯田制也并非曹操赠给农民的一块“乐土”，农民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政府同屯田农民的关系，还是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屯田农民则成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带有农奴性质的佃农，他们的地位同过去相比变化不大；而有一部分原来是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身份是比较自由的，而现在却成了被束缚在指定土地上的隶属农民，生产要受各级屯田官的管理和支配，地位则是大大地降低了。他们耕种的土地是国家的，自己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还有可能随时被移往他处，身不由己。军屯是用士兵进行生产，其隶属性更强。再就剥削量而言，他们须将收获物的十分之六（使用官牛者）或十分之五（使用私牛者）交给政府。这个剥削量同汉代耕种豪强地主土地的佃农的地租负担（十分之五）差不多，但却远比自耕农的赋税负担（除人口税外，三十税一或十五税一）为高。因此，在曹操屯田初期，主动应募的流民并不太多，很多虽名为招募，实际上是被强征来的。这样，逃亡的事情也就不断发生。后来，沛郡南部都尉袁涣对曹操说：
“老百姓安土重迁，这个习惯不能一下子加以改变。应当顺其心意，愿意的加以招募，不愿意的不必勉强。”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将强征改为自愿应募，同时免除了屯田农民的兵役，让他们安心种地，多打粮食，得到了屯田农民的拥护。当然，根本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逃亡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建安二十年（215），还曾发生屯田农民吕并自称将军，率众在陈仓起义的事情。
不过，屯田可以使农民在战乱的年月免于流离死亡；屯田农民直属国家，不负担兵役和徭役，比起过去的佃农要受地主、官府层层额外盘剥来，负担还是要轻一些。他们虽然要受交租十分之五六的剥削，但能够得到农具和耕牛，能够保障农时，能够集中力量兴修水利、改进农业耕作技术，这就保证了正常生产活动的进行。因此，屯田制度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顺利推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屯田制大约实行了七十年左右，在魏末晋初走向衰亡。由于迫切需要解决的军粮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统治者对屯田已经不如最初那么重视。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一部分屯田逐渐被侵占，一部分屯田农民重新变成了豪强地主的佃客。屯田的剥削量越来越高，后来竟发展到用官牛者，要将收成的百分之八十交给政府，使用自己耕牛的，也须将收成的百分之七十交给政府。屯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益低落，大批逃亡的事件不断发生，不少人流入世家大族庄园内，有些人则被屯田官驱使去从事其他劳役或经商牟利，使屯田逐渐荒废。屯田制受到如此破坏，它自然不可能再给国家带来多少好处。于是，执政的司马昭在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下令废除了民屯制度，将屯田官转为郡县长官。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司马炎又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