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想，已经被调戏到这个地步了，退出去也是被调戏了，不退出去还是被调戏了，如果不考，别人还以为我不敢考呢。所以她雀跃地报了名，赶在规定时间之前把GRE、托福都考了。再接下去就是找人写推荐信，办成绩单，等等，弄好了，交给系里统一寄到哈佛燕京去了。
越明年，学校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谁谁谁收到拒绝信了，原来那一个名额，根本不是给了英文系的，而是给了学校很多个文科院系的，难怪系里搞那么透明，原来透明是因为稀薄，这么稀薄的希望，再在多个院系之间抻一抻，当然很透明了。
当95％的人都收到了拒绝信的时候，艾米还没收到拒绝信，不光别人认为她有希望了，连她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有希望了。突然有一天，同系另一个候选人刘芳沮丧地对艾米说：“不行了，我没被录取，因为M大要GRESUBJECT成绩，而我没有。”
艾米就不懂了：“你怎么知道M大要GRESUBJECT成绩？而且你怎么扯到M大去了，不是哈佛燕京吗？”
刘芳说：“哈佛燕京只是出钱的地方，你还得有学校录取你才拿得到他们的钱呀。”
艾米愣了，有这种事？怎么早没人告诉我？但刘芳说系里发的小册子上写着的。她跑回家，翻箱倒柜地找出那个小册子，果不其然，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是HarvardYenchingInstitute的一个FellowshipProgram，叫DoctoralScholarsProgram，给予那些被美国大学录取的博士生三年半的资助。她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难怪我一直没被拒绝，敢情我根本没追求啊？
父亲知道后，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你呀，你这个粗枝大叶的毛病迟早毁了你。”听上去好像是说现在还没毁掉一样。
妈妈指着爸爸说：“还不都是随你？你就是这么个粗枝大叶的人，你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十回有九回把约会的时间地点搞错……”然后爸爸妈妈又文斗武斗去了。
说实话，艾米倒不怎么伤心，全校那么多文科院系，就这么一个名额，就是录取了，都未必拿得到这笔钱，还不如像我这样，连申请都没申请，何谈录取不录取？这就像爱上了一个人，但没有去追他，固然是得不到他，但也没有被拒绝的风险，可以自负地说：你得意个什么？我根本不追你，管你接受不接受？
无所求，就无所惧；无所谓追求，就无所谓被拒。
好心人都劝艾米办自费，说你GRE也考了，托福也考了，何不试试自费留学呢？艾米想想也是，就办自费吧。
艾米在别的问题上，用钱都是大手大脚的，唯独在与学习有关的事情上，就非常小气，小气到吝啬的地步。复习GRE的时候，她舍不得花钱去读新东方的那些班。报名的时候，她舍不得花钱报太多的学校，只选了五所大学，美国三所，加拿大两所。
可能真是有“吃狗屎的运气”，撒出去的种子居然有发芽开花的，艾米拿到了三个录取通知书，一个给了全额奖学金，一个免了学费，另一个，也是她比较心仪的一个，什么也没给。
看来这出国留学跟找对象差不多，你喜欢的，他不够喜欢你；喜欢你的，你不太瞧得起。人就是在这些矛盾中求统一求完美，最终大多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本着读书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就少花钱的原则，艾米决定到那个给了她全额奖学金的C大去读书。她在地图上找到了那个小小的城市，用红笔打了一个圈，心想，豁出去了，就到这个巴掌大的城市去待个几年，洋插队一把，尽快混个学位就回来。她研究了一下C大英文系的博士Program，估计如果抓得死紧的话，五年左右能拿到博士学位。
她想，五年就五年，到那时，我已经二十八岁了，可以理直气壮地找到Allan，对他说：“现在我长大了，成熟了，知道什么是爱情了，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5
在B城机场接艾米的是C大英文系硕果仅存的三个中国人之一，叫柳子修，从这个名字你就可以嗅出一股港台味道。柳子修是个台湾女孩，个子小小的，皮肤黑黑的，讲一口典型的台湾“国语”，就是说话时舌尖很靠近门齿的那种，而不是舌头几乎卷到喉咙里去了的那种。
从艾米把子修称作“中国人”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艾米是很爱国的，从骨子里就是把台湾看作我们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的。
艾米属于那种Remote爱国派，又叫“庐山”爱国派，就是人在国内的时候，免不了就骂骂咧咧地抨击中国的这，针砭中国的那，横挑鼻子竖挑眼，大到人民代表大会，小到街头的公共厕所，没有一条入得了她的眼。但一到了国外，就爱起国来了，听不得别人说中国半个不字，动辄就拍板而起，指指戳戳地责问：你说中国腐败，你们国家不腐败？你们的那些官员不照样贪污腐化？
所以当子修问艾米会不会说“Mandarin”的时候，艾米就长篇累牍地跟子修解释，说：“‘Mandarin’就是‘满大人’的音译，我讲的是‘普通话’，而不是‘满大人’的话。你讲的也不能说是‘国语’，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你讲的话也不是台湾固有的，而是从大陆带过去的。”
子修很随和地说：“你说是什么话就是什么话喽，只要能沟通就行了。”
子修说话软绵绵的，艾米觉得自己是一拳砸在了棉花包上，不好意思再砸了。
子修一路上都在说话，她说如果她不说话，就会打瞌睡的，打着瞌睡开车的事，她也干过，不过现在车上还有另一条身家性命，就不敢太冒险了。
子修说她爸爸是从大陆去台湾的，在大陆就有老婆孩子，但他49年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的时候，没能把乡下的老婆孩子也带上，所以孤零零地一个人去了台湾。他以为今生是无缘跟大陆的老婆团聚的了，就在台湾娶了一个土著姑娘，生了三个女儿，子修是最小的一个。
哪里知道国内开放以后，子修的爸爸有了回大陆探亲的机会，他去台湾这么多年，又已经有了新的老婆、新的家庭，却仍然没能忘记自己留在大陆的老婆孩子。他背着子修的妈妈打听到了大陆老婆孩子的下落，他们仍然住在老家的村子里，他大陆的老婆一直没有再婚，一个人带大了几个孩子。
于是子修的爸爸千里迢迢，回到大陆来探亲。子修的妈妈当然是不太高兴的，但也没办法，只好跟着她爸爸到大陆来。一个丈夫，两个妻子见了面，个中几多欢喜几多愁，就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艾米知道，最近这些年，这样的故事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有什么可说的？历史造成的，责怪谁都没有用。可能最终都是那个做丈夫的，给了大陆原配一笔钱，然后跟自己在台湾娶的老婆回到台湾去了。用很时髦的话说，就叫把两边都摆平了。
艾米想象子修父亲留在国内的那个老婆，可能经过了这些年，早已磨练得刀枪不入，心如止水了。那个曾经是她丈夫的人，在她生活中已经不再重要了。她得了那笔钱，可能会欢天喜地分给几个孩子，感谢命运把这笔意外之财带到了她面前。但那个台湾的老婆，可能会从此感到自己和丈夫之间插进了一个人，两个人免不了会疙疙瘩瘩。那个做丈夫的呢？会不会从此就一颗心被劈成了两半，既牵挂大陆的老婆孩子，又牵挂台湾的老婆孩子？也许他的心一直就是两半的？
她很同情子修的妈妈，你想想，突然一下，就冒出个大奶来了，子修的妈妈该多难过。
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有些人，不是你自己想牵扯进自己的生活里来的，而是生活强加于你的，不论你理解不理解，欢迎不欢迎，你都必须面对这些人，这些事。很多时候，你逃避这些人和事，你得到的是痛苦，你面对这些人和事，你得到的还是痛苦。你唯一的想法就是：为什么生活要把这些人和事强加到我头上？如果没有那个人，如果没有那件事，那该多好啊！
艾米想到自己的生活中也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件事，像一道分水岭一样，把她的生活分成两半。在那个人那件事之前，一切都是美好的、单纯的、清清楚楚的。而在那个人那件事之后，一切都变得那么难以解释、难以理解、难以handle了。
“那个人”当然不是Allan，但没有Allan，她的生活中也就不会有“那个人”。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Allan的情景。那时她还在读高中，而他已经考上了她父亲的研究生了。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因为他来给她父亲送一份他帮忙翻译的俄语诗歌的，因为他发现了艾米父亲写的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一个段落有误，原文是俄语的，刚好Allan读过那首诗的原文，记得原意不是那样的，应该是翻译时出的差错，而艾米的父亲是根据译文来写自己的评论的。所以当Allan说那段话原文好像不是那个意思的时候，艾米的父亲就叫Allan把原文和正确的译文都找来给他看一下。Allan找到了原文，没找到正确的译文，就自己翻译了，准备那天跟艾老师讨论一下。
艾米的父亲那天因事耽搁了，没有在约好的时间赶回来，Allan到艾老师家来的时候，艾米刚好也从学校放学回来。她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站在四楼她家门前。
她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他很帅。她故意往五楼方向走了几步，这样就可以看见他的正面了，他的确很帅，使她一下子想起奶奶的话：这孩子看着“舒服”。
奶奶对俊男靓女的评价有三个级别：生得“干净”，长得“顺眼”，看着“舒服”。以前艾米一直觉得奶奶这样说，是因为奶奶词汇量有限。但今天看见这个站在她家门前的男孩，她就很佩服奶奶这几个词用得好了，别的词，像什么“帅”，“英俊”，“文质彬彬”，“英气勃勃”之类，都不能形容他给她的感觉。
生得“干净”，也就是没有倒胃口的地方，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