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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些可能会涉及到版权问题。那么多的班，要想给每一个班都命一个贴切而又具有广告意义的名，没有一点想象力是办不到的。而有想象力的人，自然也会想到用版权来保护自己的想象力，不然还称得上有想象力吗？
系里所有老师都被要求到这些班教课，不管你需要不需要每节课几十元的津贴，因为这关系到整个系的创收问题。有些老师教的班实在太多了，多到自己也搞不清这节课是在教哪个班了，只好把什么都带着，进了教室再问：“你们是哪个班的？”
学生一般比老师清醒，多半都会说出个一二三来，说我们是某某班的。老师便狡黠地一笑，说我当然知道你们是某某班，我教书的，难道还不知道自己的学生是哪个班的吗？我是看看你们今天睡没睡醒呢。
但有时候，学生也是同时上好几个班的，所以也被老师问糊涂了，最后是老师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外贸英语，下课后师生在一起抽根告别烟的时候，双方才发现那节课实际上应该是GRE英语。老师想：我说怎么今天几个刺儿头都不提问了呢。学生想：一场虚惊，刚才还以为GRE改了题型。
“创收”这两个字，是艾米系里开会时提得最多的词，每星期一次的例会，从头到尾都是在探讨如何创收。系主任的口头禅和开场白就是：
“大家再想想，看看我们还可以办些什么班创收？这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啊！这也是关系到我们英文系生死存亡的大事啊！如果创不了收，我们系靠什么留住大家？大家又靠什么留住自己的家人？”
艾米觉得系主任这个论述中有巨大的毛病，但她不能pinpoint，听上去就好像是在说现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是靠金钱在维持的，如果你没钱了，你的家人就要离你而去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中华民族真的到了这么危险的时候了吗？好像不至于吧？
不过艾米跟钱也没有仇，她也知道钱的好处，她还知道工资单上的那点工资早就是虚晃一枪了，谁把那钱当回事呀？不都是靠“额外”的，“灰色”的乃至“黑色”的收入吗？
副系主任有点玩世不恭，总是愁眉苦脸地说：“大家行行好，出主意想办法呀。我是黔驴技穷了，除了开妓院，我再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了。”
书记对副系主任这张贫嘴很不“感冒”，但目前幽默感也被当成一个干部的才华之一了，不好发作，只好轻描淡写地说：“老张啊，光发牢骚说怪话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艾米看书记那个架势，知道他心里有多窝火，如果依着书记1957年的脾气，肯定把副系主任打成右派了，再不济也要判他一个“作风不正派”。
艾米参加系里的会议，从来都是晕晕乎乎的，只知道系领导讲来讲去就是“创收，创收”“办班，办班”，她也懒得管究竟怎样创收，办什么班。她对这些班的态度是能不教就不教。既然进了大学教书，就做好了当一个穷光蛋的准备，年终分不分红，分多少红，就懒得操心了，免得操白了青年头。
不过有一次开会，系里居然没有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讨论“创收”上，而是谈到了“哈佛燕京”，说哈佛燕京给了我们系一个名额，这次我们搞得透明一点，自由竞争，适者留学，凡是三十五岁以下的都可以报名，我们一星期后进行一个考试，考阅读，翻译，写作，听说和文学，本系教授阅卷，考生名字密封。谁考上了谁去。
一听到“哈佛燕京”几个字，艾米就来了精神。是不是应该参一个加？竞一个争？凭考试，那好呀。老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看来现在应该自己把自己拉出去，自遛一把了。不过这个老话她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遛一遛就知道是骡子是马了呢？听说骡子是不会生育的，莫非拉出来遛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人看看它们的那个地方？（又扯远了！）
系里年轻老师都说：“百年不遇，百年不遇啊！”不是说有个哈佛燕京的名额是百年不遇，而是说系里能搞得如此透明是百年不遇，因为以前有了什么名额，常常是推荐或者论资排辈，悄没声息地就搞定了，像艾米这样的小字号而又不是系主任的媳妇或者R大出版社社长女儿的，肯定是排不上的，所以这次艾米决定enjoy一下系里的透明，遂跑去报了一个名。
报了名，她又有一点担心，万一我不幸考上了，那可如何是好？如果Allan什么时候想起要来找我，而我却去了哈佛燕京，那不是关山阻隔了吗？而且像他那样死要面子的人，他没有哈佛读书的经历而我却有，他会不会就因此放弃了我呢？也许我最好保持清白，不要染上哈佛这个污点？
但她又想，还没考呢，八字还没一撇呢，谁知道自己去不去得了？至于这么早就开始担心吗？大不了考上了不去，那该多荣耀！考上哈佛燕京，固然光彩，考上了不去，岂不是更光彩？
况且Allan曾经答应过她，绝不在她结婚之前结婚，绝不在她有男朋友之前有女朋友。当然这个誓言是她逼着他起的，但他毕竟是起了这个誓的，她相信，只要是他答应了的事，他一定会办到的。
4
在要考的五个项目中，艾米的强项是阅读、翻译和听说。
阅读是强项，盖因英文阅读题早就multiplechoice化了。艾米对发明multiplechoice题型的人感激涕零，一定是个跟她一样办事潦草、粗枝大叶的人发明的。你想想看，几个答案都为你写出来了，你只打个圈，还有什么比打圈更容易的事？连阿Q都会打圈呢。如果你叫艾米写出文章中心来，她极有可能写成一个偏心，而且保不住会写错拼错好几个词，但是如果你叫她选一个别人写好了的答案，她就算不懂，也能蒙个八九不离十。
以前读书的时候，同寝室的人总说她运气好，因为有些题，四个选项，大家都是一个也不认识，都是蒙的，但艾米就往往蒙对了，而别的人则蒙错了。同寝室王欣总是说艾米有“吃狗屎的运气”，这在王欣的家乡话中，就是运气大得匪夷所思的意思。
翻译是她的强项，可能得益于她的父母一个搞英语，一个搞汉语。妈妈是从艾米很小的时候起，就给她灌输英语的。不光给她起了个不中不西的名字，还尽力跟她说英语，而且家里贴满了英语单词，桌子上是“table”，窗子上是“window”，进门的那一面贴着“come”，出门的那面贴着“go”。
艾米小时候也挺喜欢这种贴字条的学习方法，经常写个歪歪倒倒的“dad”，贴在爸爸背上，搞得爸爸有时上课都背着一个“dad”在那里高谈阔论，被学生发现，狂笑不已。有一次，艾米大惊失色地跑去向妈妈汇报，说dad掉楼下去了，把妈妈吓个半死，结果发现只是一张写有“dad”的字条从阳台上飞到外面的地上去了。
艾米的爸爸则对她猛灌汉语，他每天都要艾米背古文古诗，要临贴练书法，还要记日记，且每天都要检查艾米在日记里写了些什么，这还叫日记吗？不如叫社论好了。于是艾米从小就写两套日记，一套是供父亲检查的“革命日记”，另一套才是诉说心里话的“反革命日记”。幸好妈妈没叫她写英文日记，不然她每天得写四套日记了。
她由自己的经历推而广之，于是万分同情那些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人。一个人说两套话，她容易吗她？还不都是听众逼出来的？如果听众全都是人，我就只说人话；如果听众全都是鬼，我就只说鬼话。结果听众有的是人，有的是鬼，有时是人，有时是鬼，我就只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经常的情况是，在革命日记里她磕磕绊绊地写道：“我爱我的爸爸，以及爱我的妈妈……”如果写得太通顺，爸爸就要把明天的要求提高了。
而在反革命日记里则字正腔圆地写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我更悲惨的女孩？我受的折磨不仅是双重的，而且是bilingual的！连纳粹统治下的AnneFrank都可以只写一套日记，而我却不得不写两套日记。黑暗啊！悲惨啊！什么世道！”
不过bilingual的折磨使她日后做起翻译来比一般年轻人老道一些，她就不再记恨她的父母了，那些革命的、反革命的日记都不知道整哪去了。
她的听说能力还不错，是因为Allan曾经做了她一段时间的英语家教，详情将在下几集描述，此处略过。
写作呢，就看阅卷的人什么口味了，喜欢的就说她文风神出鬼没，天马行空，写得飞沙走石；不喜欢的就说她东扯西拉，胡言乱语，动辄擅离职守，所以她对写作没把握。
文学也一样，如果是泛而浅的问题，那你就算问到她老家去了，天上地下，古今中外，她都知道一些，全都是皮毛知识，似是而非。如果你问的是深刻的问题，她也能胡诌几句，做些貌似深刻的评价。但真深刻的阅卷人，就看得出那不是深刻而是故弄玄虚；假深刻的阅卷人，干脆就读不懂，肯定不会给高分。
昏天黑地地复习了一个星期，又昏天黑地地考了五次，再战战兢兢地等了几天，终于有了结果：本系有四位老师被初选上了，要到N市与哈佛燕京来的哈罗德教授面谈。搞了半天，考过了还只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怎么当初说得好像是在系里一考过就能去哈佛燕京了一样？
接下来系里又通知，在等候面谈结果的时候，请大家抓紧时间把GRE、托福考了。几个候选人都傻了眼，闹半天还是要考GRE、托福的呀？那这跟自己办留学有什么两样？有两个当时就宣布：“退出退出，搞什么鬼，调戏我们？早说要考GRE、托福，谁还去费那个劲？”
艾米想，已经被调戏到这个地步了，退出去也是被调戏了，不退出去还是被调戏了，如果不考，别人还以为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