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发觉司马昭对他已有防范，慌忙诈传郭太后遗诏，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旗号，但其部将都不愿随他作乱，钟会只得把他们都关押起来，“严兵围困欲尽杀之”。不料其谋泄漏，魏兵得知情况，起兵攻打钟会，钟会措手不及，和姜维一起被杀。这场叛乱遂以失败而告终。
钟会起兵反对司马昭，其性质虽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钟会的打算是“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如其谋一旦得逞，势必重建割据政权，分裂局面又将延续。但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亡之后，遗民宁肯归于晋，也不会拥护钟会再行割据。北方将士各自思归，更不会随他留在蜀中。所以钟会作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只能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由于国家长期分裂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统一确实是人心所向，司马昭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这场叛乱，稳定了蜀中的局势，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和人民要求的。
五、实施正确的治蜀政策。
司马昭平蜀以后，面临如何治蜀的问题。因为蜀汉政权虽遭覆灭，但益州地主集团尚有相当的力量；而且此时蜀之南中、巴东等地还在继续抵抗，不肯降服。“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非步卒所涉，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注引“孙盛曰”。作为政治家的司马昭懂得如果单纯使用武力，采取军事压服手段，并不能迅速消灭蜀汉残余势力。因此他根据蜀中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巩固他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首先是缓和蜀地的社会矛盾。蜀中百姓在刘禅统治下，赋役负担极其沉重，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战士”，七家民户养活一个“吏”，这样沉重的剥削，当然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司马昭平蜀伊始，就立刻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以苏民困。他还“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用经济上的优待政策，鼓励益州士民迁徙到中原地区去。
其次，为了防范蜀汉政府卵翼下的残余势力在益州东山再起，同时也为了满足益州土著集团驱逐外来势力的要求，在公元264年，司马昭把蜀汉政权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中原地区，给他们官做，有的还赐以爵位，如“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因此也可以说，他们的势力已随着蜀汉的灭亡而撤出益州了。
复次，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因为刘禅虽系亡国之君，但其统治蜀汉已达四十余年，在益州地主集团中尚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例如蜀汉南中都督霍弋闻“成都不守，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耶。‘“《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由此可见，对刘禅如何处置，关系到益州地主集团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杀，蜀汉士大夫则不但不会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反而有可能与之为敌。司马昭洞察其情，故对刘禅十分礼遇。他奏请魏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其”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又予以优厚之俸禄，”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并以魏帝名义下诏褒奖刘禅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司马昭还设宴招待刘禅，又问他”颇思蜀否？“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此事诚然确实反映了刘禅昏庸驽下，忘掉了亡国之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不也表明了由于司马昭对刘禅的”归命之宠“，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故刘禅才有”乐不思蜀“之谓。
由于司马昭实施了正确的治蜀政策，蜀汉各地郡守纷纷归降。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士”请降，并向司马昭表示，“是以委质，不敢有贰”。《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昭不烦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东太守罗宪“得后主委质问之”，亦感恩怀德，放弃死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王”。后来当孙吴大军“起兵西上”，欲乘机兼并蜀地之时，罗宪“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誓死坚守，并表示宁愿效忠司马昭“毕命于此”，而“宁能为吴降虏乎”。《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襄阳记》。最后终于打退了吴军的围攻，保卫了疆土，为司马昭立了大功。这样，益州地主集团就完全被司马昭争取过来了。由于他们的归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区以后成了西晋伐吴的基地。司马氏凭借天府之国的人力和物力终于灭掉了孙吴。由此可见，司马昭的治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司马氏、曹氏集团优劣论
综上所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弑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其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会，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马昭千百年来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史观，更不以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为是非准则。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昭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酒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三国志》卷九《曹爽传》。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曹爽毫无才能，为了树立个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听司马懿的劝阻，贸然率大军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关中为之虚耗”《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曹爽还和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浮华派”结成死党，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同①。，“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迁，违忤者罢用”同②……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侵夺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同①……如果说曹魏政治在魏明帝曹睿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华派”掌权后则更为黑暗腐败。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卷一《宣帝纪》……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的效果。正始二年，他采纳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同⑥。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的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晋书》卷二《景帝纪》……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
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