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去，穿过冰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并且送给他们的孩子更多的儿童背包，我们彼此祝福。离开时，这些面色虚弱、担惊受怕的士兵们身穿不合脚的靴子和不合身的橄榄绿裤子，还将时刻紧握枪杆，保卫这个很可能第一个被炸成碎片的目标机场，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内心不安。
为了保暖和互相扶持，大多数人质手挽手走过了跑道，他们看上去像鬼魂一般，孤零零的747更衬出他们的矮小，所有的灯又被熄灭了，只剩下一盏聚光灯照亮台阶，我登上舷梯，转身挥手告别。“你们老是迟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来，是弗兰克，他留在飞机上，想给姐姐和姐夫一个惊喜，相见时他们不禁相对大哭，彼此拥抱。我最后一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时，他们正集合起来，打开我们送的红色维珍背包。我们很可能是他们遇见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知道，第二批不久就会到来，在头顶呼啸咆哮，点燃导弹。威尔一直在检查人质们随身带来的包裹，在最后一刻他发现了一个放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包，无人认领，就在机门即将关上的一瞬，他跑上前把包扔到外边水泥地上。士兵们大吃一惊，来不及反应，包躺在那儿，而门关上了，飞机的滑轮在向后翻转。
机舱内一片欢腾，亲人们挤拢在过道里，互相拥抱。我们为起飞系好了安全带，一旦飞机平行飞行，聚会就开始了。我们已经远离巴格达，站成一圈，手持香槟酒杯，交换着故事。这时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经飞离了伊拉克领空，一阵鼓掌欢呼。我抢过麦克风，拖住泰德？希思的腿，宣布：“我刚刚得到消息，对于泰德的安全返回，撒切尔夫人绝对是欣喜的。”她的老对头正在回家的路上呀！
机上的其他人都在哭泣——为重获自由而喜悦，又为留下的亲人而担忧，两个月后，托尼死于肺癌，而巴格达机场则被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集中轰炸化为瓦砾，我希望那些身穿粗劣制服的伊拉克士兵能够幸免于难。
“见鬼！理查德？布兰森以为他是谁？”金爵士在他给威廉的第二个电话里这样怒吼，“是该死的外事办的一分子吗？”金爵士的愤慨也在一些报纸上得到了附和，它们暗示我不过是出于个人荣耀才，我被这一批评刺痛了，和侯赛因国王在一起时，我曾在日记中极力分析自己的动机：
“感觉身心完全碎裂了。一直疲于奔命，在接受ITN采访、谈到我所见的各种人士时，我噎住了。说起在巴格达机场，那位英国父亲不得不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以带出伊拉克，那位菲律宾妇女在那天离开伊拉克生第二个孩子。讲述时我只能说到一半就不忍继续了。
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那些嘲笑有没有道理？一个月之前，我正接受《名利场》的访谈，那段时间整天情绪低落，看上去似乎已经丧失了人生目标。我已经在许多领域证明了自己。我刚满40，在寻找新的挑战，甚至考虑除了航空公司，变卖掉一切东西，缩小一点，集中精力做一门我热爱的冒险生意。但也要有时间尽力运用我的商业技巧，去解决我认为自己会有所裨益的问题，如攻击烟草公司、子宫颈癌，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会得到更大的自我满足，而不是把接下来的40年时光浪费在经营公司、把生意做大上——那只是前40年的重复而已。
为此我需要得到承认吗？不，我认为不必。一个两难问题是，要针对许多问题开展运动，你需要公开地利用自己，以号召别人。电视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媒介，借助我在电视上的讲话，成吨的药品、食物和毛毯、帐篷送达了难民手中。撒切尔夫人辖下的政府捐助了200万英镑，五大慈善机构之间也召开了紧急会议，BBC和ITN开始播放免费广告……我相信在这一事件中，由于行动迅速，一场主要的灾难得以避免，但是，如果不公布于众，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
难题是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小国家，一个人可以以何种频率、通过何种方式利用媒体而不至于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如果真有迹象表明我是为了个人荣耀而做的，那么我将来就根本再也不能这么做了。“
通过飞往巴格达和营救人质，维珍再次篡夺了英航惯有的角色，当时我并不知道维珍的这次巴格达之旅会让金爵士如此恼火，我只是在尽力帮忙。我们成功地与萨达姆进行了谈判，运载了医疗物资，而且带回了人质。后来我才发现，金爵士的愤慨反应仅仅是个开端，一场由英航发动的旨在将维珍航空挤出市场的暴风行动就要开始了。
第十一卷
21。我们还有两秒钟做最后的祈祷 （1990。11—1991。1）（1）
“低头，”我冲着珍妮和她的丈夫雷内大叫，点燃了汽油，我可不想珍妮的头发着火。随着火苗在气囊中熊熊燃烧，热气球绷紧了绳子，我解开了缆绳，大地越离越远。因为珍妮没有带任何飞行时可以保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更衣室找了件旧皮大衣给她穿上，这让她看起来很瘦小。我们在秋日的下午静静地滑动，树叶凋零，残留在树上的叶子也是红色或者金黄色，11月里昏暗的阳光穿过枝头，投下斑驳的长长的阴影，热气球运动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看影子：每棵树、篱笆、甚至母牛都有长长的清晰的阴影，而你很难在地面上注意到这些
。
当我在同萨达姆？侯赛因谈判时，我也开始同珍妮？杰克逊谈判，她对同维珍签约表示了兴趣。同努尔皇后一样，我问她是否愿意乘热气球升上天空，邀请她来到磨坊端。我喜爱热气球运动。这是我做过的最安宁的事情之一，让我觉得全身心地沉浸在自然中，当你滑行时觉得自己同世界完全隔绝，没有人可以打电话给你，没有人可以打搅你的飞行，你是多么自由自在。热气球是最自然的运输方式之一，当我看见一个热气球悬挂在天空中时，我觉得它和周围的风景协调美丽，不像摩托艇和轿车那样破坏风景，你还会看到周围宏伟的景象流淌在你脚下。我曾经飞过一个干草堆时，发现一对赤裸的情侣在上面纠缠在一起，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瞧见他们，我在他们上方十英尺处点燃了火炉里面的丙烷，他们立刻跳起来分开了。
珍妮和雷内也在热气球上，我们一起沿河而下，往牛津飞去，不久就可以看到牛津的塔顶了。我熄了火，逐渐下降，没有风，我们的漂移几乎察觉不到，可以听见下面街道中所有的嘈杂声。
“你们好！”珍妮靠在篮边，向下面一些自行车的大学生挥手。他们停下车，也向我们挥手。
“我上一次在牛津飞行是和迈克？奥德菲尔德一起来的，”我告诉珍妮，“我把燃料用光了，坠落在当地一家面包厂的屋顶上。牛津的报纸画了一幅漫画，问我是否没有面包吃了。”
地面渐渐暗淡下来，一群鹅排成V字形飞翔在天空中，我们几乎能够伸手摸它们的翅膀，最后我们降落在克赖斯特彻奇草原上，坐车回家。那晚琼做了烤鸡，玩闹了一通宵，虽然我们一次也没有提到唱片买卖，但是我确信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签约。
与这次秋天在柳篮里飞经牛津的飞行相比，我的下一次热气球航行没那么富有田园诗风光。自从去年12月后，佩尔一直在为飞越太平洋的热气球建造新的气囊，今年12月上旬它就被运往日本，同飞行舱安装在一起，等待适合的急流从头上经过。一个叫丹羽文雄的日本人——热气球驾驶者——向我们发起挑战，正在计划用氦气球作首位飞越太平洋的人。佩尔、我、我们的家人和热气球队伍到达了日本，我们一边做准备，一边通过无线电和丹羽文雄互相开玩笑，他也被过慢的急流迫降，天气预报暗示这股急流会让我们在太平洋的某处搁浅。我们一边等，一边做安全训练，还通过CNN关注越来越紧张的海湾局势。我确信多国部队的攻击会在圣诞节后马上开始，如果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宣战，我们就再次取消这次旅行。
随着圣诞节日益临近，海湾战争仍然没有爆发，然而也没有充足的强大急流让我们飞越太平洋，鲍勃告诉我们至少需要一周才会有所好转。
假期结束时，琼带着孩子回伦敦上学，可以理解，她不喜欢我驾驶热气球，更别提看着我起飞。在东京成田机场，我同他们一一拥别，当我们走过机场时，看见一个电视画面，忽闪忽闪的屏幕上显示一架直升飞机盘旋在海面，拖上来一具尸体，我立刻明白那是丹羽文雄，他死了。他们解释说丹羽文雄起飞后一到岸边就坠落了，他曾在飞行舱通过无线电呼救，但是救援队抵达时他已经死了，晒死的。
看见丹羽文雄的尸体被从冰冷的海中绞上来，我对这次飞行的热情消失了很多，但是无法后退，如果天气良好，那么我们起飞，我把自己交给了命运女神。后来，我们准确地查清了丹羽文雄失事的来龙去脉，他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起飞，希望比我们偷跑一程，大风撕碎了热气球的气囊，他迫降在太平洋，只好请求直升飞机支援，飞机来时他已经死了。8000英里的航程他仅仅开了个头，这是一个有益的警告。
多国部队已经给萨达姆下了最后通牒，勒令他在1月15日之前撤离科威特，否则就会发动攻击。急流合适了，1月14日傍晚我们开始给热气球充气，佩尔和我凌晨两点半被叫醒，去起飞地点。我们从成千上万人中间挤过，他们无惧寒冷跑来观看起飞，日本孩子们拿着蜡烛，挥舞着英国国旗，他们用标准的英国口音唱着《上帝拯救女王》。在我们前面，热气球拖着钢缆，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它大得可以容纳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已经被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只要缆索一切断就会冲上天空。就在我进飞行舱前，我父母从警察和屏障间挤过来，妈妈给我一封信。“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