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他带回家！记者们认为，这些人质会被当作“人体盾牌”，监禁在联军的首要攻击目标里。
我不知该如何把这些人质带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有飞机，如果我们能用什么法子得到准许飞去巴格达，就可以把萨达姆同意释放的所有人质都带回来。我突然想到，就像之前帮助约旦解决危机那样，我也可以采用同一个办法：提供飞机以帮助人质获释。
第二天我收到弗兰克的电话，他姐姐莫琳和姐夫托尼在巴格达当人质，托尼患有严重的肺癌，急需治疗护理。他打遍了外事办各个部门的电话，还联系了伊拉克驻欧洲的各位大使、甚至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可是似乎所有人都爱莫能助，于是他向我求助。
在空运毛毯去约旦中，除了与外事办建立了联系，我也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结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政府与伊拉克进行接触的仅有的几个中间人之一，听说伊拉克亟需医疗用品，所以我想是否有可能藉此做笔交易，如果我们运入医疗物资，伊拉克则释放一些滞留当地的外国人。我打电话给努尔王后，讲到这个提议，她建议我再次来安曼和侯赛因国王讨论。
接下来的三天，我在安曼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度过，这三天让我洞悉，在危机时刻一个商人是如何起作用的。表面上看，我所能自荐给萨达姆的，不过是曾经带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坐过热气球，我又开着一个小航空公司，有4架波音747。虽说再没别的人带侯赛因国王坐过热气球，但是拥有大型飞机的商人可多着呢。然而，这两个条件却把我推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处境：我成了绝少的几个侯赛因国王愿意对之倾吐心声的西方人之一，因而实际上得以直接接触到萨达姆。于是我开始草拟一封给萨达姆的信，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并组织一些医疗物品及食品供应，我问他是否愿意考虑释放部分在巴格达抓到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孩子和病人，为表示友好，我愿意空运一些伊拉克短缺的医疗用品，我还提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的肺癌，落款是：“尊敬您的理查德？布兰森”。
然后我下楼到了会客室，侯赛因国王就中东问题谈了一个小时，他向我指出为什么并不机械地支持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原因：科威特人民已经分成了三个阶层，有40万科威特人特别有钱，200万穷困潦倒的移民工人伺候他们。在科威特没有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西方所宣称的“民主”几乎无法得到保障。
“科威特人对阿拉伯世界毫无贡献，”他继续说道。“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在瑞士银行的
帐户里，而不在阿拉伯半岛。我曾询问许多世界首脑，如果伊拉克侵略的是约旦，一个没有石油的国家，那么西方是否会来援救。每次得到的都是沉默。我怀疑这一点。“接着他大笑，”不过，我知道你会来的！是的，你会坐上热气球，率领你的维珍飞机，飞越地平线赶来！不过，说真的，这是一个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机会。科威特向萨达姆承诺，它将支付它在两伊战争中承担的那部分资金，因为伊拉克是代表它作战的，而它却背弃了这一承诺。起初，萨达姆只计划占领那些有争议但他认为属于他的油田，他之所以占领了整个国家，是因为听说科威特人在准备飞机的起降跑道，让美国人进来保卫他们，对于侵略沙特阿拉伯，他绝对没有兴趣。“
侯赛因国王的和平计划包括伊拉克撤回到边境，但保留那块他认为科威特亏欠伊拉克的土地，而后三年内，科威特应举行选举，来决定这些边境地区的人民是希望加入科威特还是伊拉克。他告诉我，西方几乎毫不知晓此前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进行了数月的谈判，科威特人是如何不断地拒绝履行他们的承诺，此外，科威特人也没有取消伊拉克因伊朗战争而欠下的债务，并且继续欺骗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超额生产石油而且廉价售出。晚餐结束时，侯赛因国王将我的信拿进了书房，翻译成阿拉伯语。他给萨达姆写了一封附信，派专门的信使送去巴格达。
回到伦敦后，我开始与外事办磋商，努力想弄到那些身陷巴格达的人们的医疗详情，以便能够“证明”他们是病人。然后又给其他外国大使馆打电话，预告他们可能会有一次前往巴格达的营救飞行，他们应当尽力提供患病“证据”来帮助一些本国同胞登上飞机。返回英格兰的第二个晚上，我收到了萨达姆的答复，他向我们许诺会释放妇女、孩子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要求一位有地位的人士飞到巴格达，公开提出上述请求。我跟英国前首相、保守党人泰德？希思通了电话，问他是否乐意出面，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上萨达姆，把泰德的名字传给他，萨达姆表示认可。第二天我们用飞机把泰德送到了安曼，在那里侯赛因国王将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又过了一天，侯赛因国王给我打电话：“先生，好消息，你可以启程去巴格达了，我得到了萨达姆的承诺，保证你的安全。”
为了这个电话，我们前面几天都在筹划，并且已经找到了一群勇敢的机组人员。我们也预先告知乘客，维珍的航班可能会出现延迟，我们也许不得不把他们转到其他航班上去，当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已得到飞行的准许时，他们显得忧心忡忡，一旦飞机在巴格达滞留超过几天，我们就会破产。
“政府已答应，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航空的财务处长耐格尔肯定道，“不过要是飞机遭到挟持，羁留在巴格达，没人会支付保险。还记得吧，英航已经有一架747在科威特失事了。”
四周一片寂静，大家在默默领会这话的含义。“有一个好处，”戴维一脸严肃地说，“他们说不定会把理查德扣在那儿，省得我们再经受他那些轻率计划的折磨！”人人开怀大笑。尽管我明白，这次飞行冒险我可把一切都押上了，但我也清楚，事到如今已无退路。
1990年11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维克机场起飞，朝东飞过欧洲，我们都坐在飞机前部，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人质亲属，医生，护士，维珍的机组人员和一名代表新闻媒体的记者，身后还空着400个座位。好一幅怪诞的景象！舱外的白昼迅速消褪，进入伊拉克时已是晚上，我朝夜空望去，想知道伊拉克军队在哪儿，想象着在我们飞向巴格达时受到雷达的监视，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就像一个明亮的绿色圆点。我有点儿期待见到几架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可是一切都宁静依旧，令人不安。飞机轰鸣着颤抖着向巴格达飞去，12个月里第一架飞往巴格达的飞机，机舱里所有人都停止了谈话，我们正在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联军预定的集中攻击目标，不知道袭击会在何时开始。
我走进驾驶舱，机长和两位大副正通过无线电对地面航空控制中心讲话，那是证明巴格达存在的唯一信号。透过挡风玻璃望去，前方一无所有，伊拉克实行了彻底的灯火管制。“我们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近了。”机长说。我审视着面前的屏幕，高度计随我们下降而降低，长时间的平行飞行让人产生错觉，在空中的大多数时间你都处在云层之上，在喷气机气流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几乎察觉不到自己在移动。我们下降得更低了，飞机急剧穿越夜空，通常机场呈现出一片橙色和银色交汇的光芒，要在其中辨别出跑道的灯光是困难的，跑道、舷梯、飞机和控制塔因为荧光照明而灯火辉煌，可是，我们是第一次飞过一片如此黑暗的土地，如同在大海上空飞行。驾驶员正接受着巴格达的航空控制中心引导，他打开了飞机襟翼，放下起落架，只有600英尺了，现在是500英尺。地面控制者空洞的声音开始数我们的高度。突然，两排降落灯在我们下方的黑暗中亮了起来，飞机触到地面，沿着柏油碎石跑道疾驶，又出现了几盏灯引导我们，可以朦朦胧胧地辨认出站在台阶两旁的挎着机关枪的男人们。
脚步声朝我们移来了，我领路下到伊拉克的停机坪。两队士兵呈扇形散开将我们围住，几名身穿驼毛呢大衣的高级政府官员迎接了我们，并指出亲属应留在机上。巴格达机场比希思罗机场大，却完全被废弃了：我们的飞机是那里仅有的一架。我回头看着这样一幅不甚协调的画面：在空旷的机场里，穿着红色迷你裙和红色细高跟鞋的维珍空姐们，在伊拉克士兵面前走过，她们的高跟鞋在一片沉寂中啪嗒啪嗒地响着，我们都在微笑，起先士兵们还有点羞怯，但不久也向我们咧嘴笑了。
我们被带到一间空空的候机室里，分发了一些带来的礼物：送给官员的是盒装巧克力，送给士兵的是维珍儿童飞机背包，他们可以送给自己的家人。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响动，泰德？希思带领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孩子，穿过玻璃门走来了，日光灯下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一见到我们，他们爆发出一阵欢呼，跑过来拥抱我们。泰德一直在微笑，大笑，和每一个人紧紧握手。我马上意识到不会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去，人人都在大声欢笑，相互拥抱，泪水在脸上流淌。外边，士兵们正在卸载我们带来的医药物资。我们打开香槟酒，互相敬酒，也给那些要留下来的人们敬酒；我找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拥抱；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女人朝我走来，她将不得不留下自己的丈夫，哭成了泪人儿；另一个男人只好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和她道别，我只能抱抱他，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两人的眼里都噙着眼泪。我也是父亲哪！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去，穿过冰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并且送给他们的孩子更多的儿童背包，我们彼此祝福。离开时，这些面色虚弱、担惊受怕的士兵们身穿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