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自己，将妻子为弥合对他的感情所作努力而燃起的爱火一次次扑灭。他对待生活、对待感情的方式，不是把妻子吸引得更近，而是一次又一次把她推得更远。杨沫精确地写出了人们带有普遍意义的误区：本来可以弥补的细微感情裂痕，甚至感情危机，却由于一方的狭隘、粗暴、怀疑、妒忌反而将对方推出自己的感情引力场。
杨沫写林、江情感裂痕，不只停留在此，她将笔端深入带有社会意义更广阔的层面——政治路线上、思想方法上的分歧。江华地位的改变，又不能深入实际，思想逐渐僵化。在用人、统一战线，特别是肃托问题上江华严重偏离党的路线，这是林道静最不能原谅他的地方，也是两人情感最后分手的原因。
林道静、卢嘉川、江华三个经历无数次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事件磨难，强制疏远的情人之爱爱得更深，力图粘合的夫妻之爱却丧失殆尽，内心隐秘的情感终于爆发出来。杨沫在第五十五章用了大段篇幅淡出林道静与卢嘉川热烈拥抱的镜头：“两双灼热的嘴唇吻在一起。两颗炽热的心同时怦怦激跳。四只眼睛同时泪落纷纷……”在实际生活中，相爱的两人由于情欲爆发而接触是正常的。杨沫大胆地写出这种灵与肉的统一，写出人们的正常情感欲念的普遍性与崇高性，并通过林道静剖白了此种感受：“她深深明白她的卢兄这刹那间举动的价值——无与伦比的价值，比生命还可贵的价值。”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不是感官刺激而是精神上的强烈震动与共鸣。这爱的奔流——跃出河床的汹涌奔流尽管只是一刹那的陶醉，两人都极力挣扎跳出，没有再跨越一步，正反映了他们超出常人难以具备的自我控制力量的崇高。写他们拥抱相吻，不仅没有损害人物的品格，反而让人感到了两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但他们为了使爱的对方免遭政治的、道德的、舆论和精神的压力与伤害，尽可能地减轻对方的痛苦，而把一切痛苦都留给自己。这种为了爱可以牺牲爱本身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正常意义上的党性与道德规范，体现出一种崇高的人性美。
说到《英华之歌》艺术上的局限，还有两点应当指出
（一）关于人物形象的衔接与性格延伸问题。长篇小说续集中的人物性格不是重起炉灶，而是前一集的延伸。如果人物性格发生重大变化，应当作必要的交代与铺垫，否则不仅会使人物性格产生断裂，而且会影响情节的真实性、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江华在《青春之歌》里留给读者的印象是稳健沉着、淳厚质朴，他有胆有识，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而《英华之歌》一开始，江华就显得政治上僵化，不深入，感情上冷漠无情。情节展开之后，作者力图表现江华与林道静在思想、政治、性格、情感上各方面的冲突，但是除了江华的忌妒心以外，对他思想性格的其他重大缺点缺乏深层次的揭示，江华为什么竟会变得这样，缺乏合理的基础。这个重要人物变成仅仅由于情节需要而活动，并不完全符合《青春之歌》所提供给读者的这个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活动逻辑。并不是说，重要人物的性格不能变，而是变需要有铺垫。作者还没有把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和微妙的表现方式更准确，更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
（二）关于小说的叙述语言的艺术空间问题。杨沫与她作品中深爱的人物常常呈现一种“同体”现象，感情直接投入，因而小说的叙述语言也由此而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这是杨沫小说语言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一些局限。由于作者与她的人物距离太近，生怕读者读不懂她的爱和憎，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往往是跟着作者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地活起来。作者对生活、人生的感受恨不得通过角色一股脑全塞将进来，角色对话之后总是摆脱不掉作者从旁絮叨的影子，从而大大减少留给读者想象、揣摸、再创造的艺术空间。这种多余旁白往往割裂故事，冲淡节奏，减弱了对读者的吸引力。
1992年至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沫文集》七卷，这是她坚实的脚步留下的闪光的足迹。她的一生紧紧同中国革命联系着。青年时期，她献身于革命，中年以后又献身于文学。创作上她辛勤耕耘，经年不辍，终于用自己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中国文学之园里栽培出无愧于时代的灿烂花朵。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杨沫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四十多位作家、学者、文学编辑参加了会议。大家对杨沫半个世纪创作生活中的不懈追求、执著的热情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她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作为专业作家在贡献面前她不满足，尽管年已八旬，又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中国笔会中心会员等许多职务在身，社会活动多，但她总是珍惜着生命里流过的每分每秒，不停地创作，让生命变作永远闪亮的火炬，让生活里的真善美化为满天朝霞。
1994年12月5日修订
曾克
阎纯德
从孩子的有梦的年代，我的理想就在小小的受难的心灵上 滋生了。“伊甸园”和“天国”，是我那时理想的最高境界……
但，我越生活，眼泪越向我深心浸渗，“天国”却总不来……
我能够读童话了。我的理想从宗教所给予的幻灭中又复活 起来。我重新把它寄托在美丽的寓言中。我幢憬着一个映照得 “桃色的云”的世纪的春天。
——曾克：《新生命的检阅》前记
这位从宗教的美丽童话中走出来的女孩子，就是作家曾克。另一种童话给了她新的憧憬：受难的人们都能摆脱“土拨鼠”式的阴暗洞穴的生活，共同享受盲诗人爱罗先珂所描写的图画和音乐的幸福。她又把希望紧紧挂在“青鸟”的翅膀上飞翔，飞过阴惨的“死之国”和恐怖的“梦之境”，终于到了没有哭泣和眼泪的“未来之国”。曾克从少女时代起，便不知疲倦地追寻，为了那个只有欢笑的地方，她苦苦追寻了一生，虽是早已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以她的赤诚，以她的笔。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战士面目出现在战场上的女作家实如凤毛麟角。最著名的大概莫过于谢冰莹，她被誉为“女兵”。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菡子、茹志鹃和刘真等人，她们都有战争的某种真实的锻炼，亲眼看到过血与火，和战争有较多的关系。而较最突出的，大约就是曾克了。
一
曾克原名曾佩兰，曾用笔名田木恋、海牟、一可，1917年4月4日（阴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河南太康县城内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从祖父一代起，曾家就发生过宗法信仰的背叛。祖父原是儒门秀才，可在二十岁刚出头时，却冒着背叛孔孟世家要遭点天灯的极刑处罚而笃信了基督教。当时盛传信教人都被洋人换了心肝。她祖父为传教奔波劳累患肺病早逝，于是她祖母便将祖父的肉体和灵魂交给了英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上帝。祖母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肩起养育只有三岁的儿子曾次亮（曾克的父亲）的责任；她辛勤地劳动着，虔诚地祈祷着，顽强地生活着，不知了吃多少苦，终使曾次亮成人，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大学，简称京师大学，接受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信奉了唯物论，叛逆了基督，毕业后回到河南开封从事中学教育，心向民主，同情革命，并于1927年加入左派国民党，成为曾家通向现代社会的指路明灯。解放战争中他曾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1950年调到北京，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由于他学养高，造诣深，精通天文历法，后在中华书局任编审，从事天文史研究。1958年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曾克的母亲武翠莲也是一位心地善良为人虔诚勤俭贤惠能干的基督教徒，因读圣经，识字不少，为了支持、补贴丈夫上学、养家糊口，自己创办私塾小学。子女长大成人后，她支持他们投入革命营垒，丈夫为此给她改名为武育英。
曾克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宗教和新思潮相撞击、相斗争由孔孟传统思想为泥士而构建的家庭里。她的童年是在祖母和母亲为她讲述的圣经故事、民间故事、寓言和赞美诗的吟哦声里度过，朦朦胧胧的“伊甸园”和“天国”，曾给她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梦一样的画面，也承受着复杂的矛盾。祖母、母亲吃饭、睡觉、起床前，都一定要曾克和她们一同做祷告，第一句总得说：“我有罪，请上帝饶恕！”这句话，曾克像唱歌一样唱得很熟，慢慢地她不想这么说。她记得祖母、母亲常常对她说：上帝要求每个孩子都要遵守“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谎，不骗人”这四条戒律。她问奶奶和母亲：“我没有罪说有罪，不是说谎吗？”她们无言以对，但总是以要进天国为人生目标，要求幼小的曾克这样做。直到接受了唯物思想的父亲回到开封，她才逐渐摆脱了无罪说有罪的痛苦，并得到父亲给女孩解除封建枷锁的自由——不准家里给她缠足、穿耳、说婆家。
曾克五岁即人母亲办的私立初级小学读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曾克的父亲由于不肯到国民党大员铨叙那里登记而被通缉，并通知河南全省不准他在省内工作，这便促使他下了彻底革命的决心。这之后，曾克在开封第五小学和第一小学读高级小学。1929年至1936年她在著名的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读书。其间，沉迷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里，《格林童话》、《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及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等作品，不仅最早给她带来文学上的趣味，还在她的心灵深处播下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从父亲和老师楚图南（作家）、柯仲平（诗人）那里接触到新潮杂志《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