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要问题。真实地流露出内心的欢愉、欣喜、痛苦与激愤心情，杨沫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的勇气、热情、责任感、正义感不减当年。
杨沫于1983年第六期《花城》杂志上发表了她在“文革”十年中写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详细地记叙了作家、艺术家老舍、白杨、萧军、骆宾基等人惨遭迫害的情节，也真实地记录了她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及家庭变故的不幸以及那个年代中许多感人的事迹。这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好作品。1982年末到1983年上半年，杨沫还整理修改了从1945年至1982年的约五十万字的日记，名为《自白——我的日记》（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这简直就是一部历史，是“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我就是我”的研究杨沫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这部小说脱胎于《东方欲晓》但又和《东方欲晓》不大相同，几乎是全部重写的。为什么要“重写”？作者在《后记》里说，由于时代的原因，在《东方欲晓》中，她把一个工农兵出身的革命干部写成了主人公，而自己很熟悉，更有感情的女知识分子柳明写成了次要人物。由于历史的前进，思想的解放，逐渐冲出了束缚、禁锢的罗网。她流着泪“又从头干起”。这条弯路，使她的生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人是小说的“核心、主体、大梁”，杨沫是这样做了。在这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中，把时代、战争、大的事件统统作为背景来写，作者的感情和笔墨倾注在女主人公柳明身上——写她的成长、坎坷的遭遇及悲欢离合等等。
杨沫曾计划写作《青春之歌》的续集，但由于年老多病已不可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作者说，“我大胆地在这部《芳菲之歌》里，加入了《青春之歌》续集里的部分设想——我叫林道静在这部书里出现；叫'死而复活'的卢嘉川也在这部书的结尾时与林道静又见面了。当写第三部《英华之歌》时，我将用较多的篇幅写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的悲欢；写林道静在抗日战争的烽烟烈火中更加成长，以及她与柳明的关系等等。”作者的打算是要把《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写成三部曲。
《英华之歌》：掀开人的情感世界
1989年，杨沫终于完成了《英华之歌》。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翻开《英华之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激越的历史画面。华北平原，硝烟弥漫，敌人频繁扫荡、围攻、蚕食，我方针锋相对，殊死斗争。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从军分区到村民兵连，从司令员到妇救会主任，个个有生气。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活动，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抗日统一战线，收编土匪……1939年至1942年冀中敌后根据地发生的大小事件，在小说中都展开来。作者以大量笔墨写到了过去几乎没有触及的党内斗争，把清查托派带来的悲剧性灾变以及抵制左倾路线的艰难斗争写入故事情节。但作者并没有将笔停留在故事与情节的层面上，而是发挥所长，从情感世界切入，展示人物丰富的情感领域，揭示人性的复杂与变化。她的《青春之歌》所以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正是因为人们从小说中所认知的不仅是一个曲折、生动的革命故事，看到的也不仅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家庭、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的女青年林道静，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所走的道路，而且感受到这种生活道路转变过程中人物心灵深处和深沉感情世界里的剧烈冲撞和细微变化。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对爱的热烈追求，在同期文学创作的女英雄形象中是少见的，却是“生活中的人”普遍存在的。人们从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王小燕、戴愉等众多人物身上看到的也不仅是英雄、市侩、叛徒、中间分子等一些平面形象和类型化的“道路”，而且从人物的感情变化中能够体验到自己在某种情况下的感情形态和变化轨迹。《东方欲晓》正与之相反，事件大而人物小，用杨沫自己的话来说是“人物被挤得只剩下瘦小的骨头”。作家能够直面创作上的成功与失败，扬长而避短，难能可贵。
《英华之歌》继承并发展了《青春之歌》的优势，从复杂的历史背景、斗争环境以及人物的爱情纠葛与政治分野中，不仅表现事件的曲折过程和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而且注意到揭示时代、环境、人际关系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刺激、推动、催化和调整，各色人物的心理活动历程及时代所赋予的印记，又不失普通人的特性。
小说一开始，就将主人公林道静推进理智与感情矛盾漩涡之中。一个人也许不应当同时爱两个异性，但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却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只能由理智来调节，抑制对其中一人的感情，以求感情总体上的平衡。林道静对使她获得真正爱情的恋人卢嘉川一直饱含“永远不变的恋情”，“与江华结合后，多次下决心忘掉卢嘉川，思念的总是死去的卢嘉川。”而得知卢嘉川还活着，并在夜行军中意外邂逅，她“平静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不知是喜，是忧；是幸福，还是不幸的开端”，那过去已经被埋葬的欲望又重新点燃。小说不止一次地回闪《青春之歌》中江华向林道静求爱，林道静茫然地站在屋外的雪地里不知所措的镜头，表明那是带有政治、道义、家庭需要的婚姻，不完全是爱的结合。她多次反思“江华，这是她尊敬的人，她爱他么？她不清楚。”但是，她对江华毕竟是有感情的，他们在知道卢嘉川死后才结合的，在为共同的理想奋斗中加深了认识。因此一想到江华是自己的丈夫，也是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又是多年的老师兼战友，“一种自责、内疚的情绪便攫住了她”。林道静就处在这种矛盾状态。她不断谴责自己，克制感情，强禁与卢嘉川发展超友谊关系。甚至在一个夜晚将五年前卢嘉川在狱中写给她的信——刻不离身保存下来的珍贵遗物撕碎。可是江华居高临下的态度，要求妻子绝对服从自己的狭隘意识，情感方式的粗疏，都使倔强、独立、细腻、敏感的林道静感到辛酸痛楚。尽管如此，她还在用力自拔，在心中呼唤：“江华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是爱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爱江华，关心他，体贴他，甚至“为某种使命、某种道德观、某种法定的观念”去爱江华，“借尸还魂”。她的挣扎并不奏效，在思想方法、路线、作风走得离自己越来越远和越来越近的两个男人面前，她陷入更深的漩涡。
林道静这种越出生活常轨的心路历程极其曲折，有时理智战胜感情，有时感情战胜理智，在两者此起彼落、此胜彼负的复杂过程中表现出双重人格。双重人格本来是实际生活中普遍的现象，人们常常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掩盖隐秘的内心，而现出假象的一面。甚至躲进梦幻中寻求慰藉。作为一个革命的女性，林道静身上具有四十年代相当进步的女性意识、道德观念，但仍然背负着太多的历史重荷。
“要革命的女人，处在战争火焰中的女人，她们心中同样渴望爱抚，渴望温暖，渴望男人的理解和深深的情爱。”经过伟大战争洗礼的女作家杨沫以她深厚的生活体验和独特的文学情感形态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情感品质与色泽。林道静与卢嘉川、柳明与曹鸿远的爱情，尽管方式不同，经历各异，但同是崇高而苦涩的。杨沫擅长展现人物特别是女性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林道静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尽力用忘我工作来冲淡情感，然而常常是欺骗自己。她力图用一个男人对她的爱来冲淡她对另一个男人的爱。当她无法忘掉卢嘉川时，“稍一得闲，便设法来找江华，渴望得到他的爱抚、关切，以此作为忘掉卢嘉川的消溶剂。”可是她想爱的，难以相爱，不想爱的，却像一股浊浪向她冲来，打得她遍体鳞伤。杨沫将现实生活中情感形态复杂的一面揭示得十分深透，同时将林卢之爱又写得崇高而感人。他们心灵互相拥抱，却从不要求对方支付任何代价和补偿，不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卢嘉川虽然知道林道静爱他胜过江华，但他不愿意林道静离开江华，希望他们幸福。卢嘉川对林道静的情意“好像只要她能够活在世上，能够好好地工作生活，他便能从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幸福。”林卢之爱已经远远超脱了世俗，是两颗心灵相撞而迸发的灿烂火花。这种爱使生命更具光彩并获得更高价值。他们这样做，既是为了一个崇高目标，也是为了自己和对方的爱。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操。
在《青春之歌》里，江华是作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机智、沉着、老练的形象而出现的。在《英华之歌》中，他虽然成了高级干部，但逐渐与林道静疏远，成为她感情指向的对立面。在战争年月，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共产党人对爱应当同样抱有一份深情。作为丈夫的江华两年多没见妻子，完全可以同住一夜，却因为怕影响不好，不肯留宿；温柔多情的妻子陷入理智与感情矛盾的深渊，需要丈夫的爱抚关切，他却粗暴地扣上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帽子加以批评；林道静独立不羁，那种作高干丈夫的太太的优裕生活，对她却是一种耻辱。然而江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林道静到自己身边工作，要求妻子百依百顺，服从驾驭；最令林道静委屈痛心的是江华怀疑到心地坦荡的卢嘉川，怀疑到妻子肚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江华得不到妻子的心，失望、困惑、痛苦，孰不知，正是他自己，将妻子苦苦扑灭对别人爱的这堆死灰扇起；也正是他自己，将妻子为弥合对他的感情所作努力而燃起的爱火一次次扑灭。他对待生活、对待感情的方式，不是把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