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中伤她。说她几乎和当时所有进步的男作家都有不正当的关系，还嘲笑她的悲惨状况……
当时“白薇”这个名字成了“可怜”和“讽刺”的代名词；为白薇辩护的人，也成了“不世故”和“多余”的代用语。似乎“白薇”两个字，除了让人可怜和作为谈资外，已经是死去的文字。她虽然有坚强的信念和无私的爱——爱人类、爱真理、爱生活。但终敌不住这些外来的凶猛无情的压力。她的精神受了重伤。在疾病、饥饿和冷酷面前都没有屈服的她，而今却一天天走着悲惨的、被杀的路。
1935年春的一个晚上，露冷风寒夜凄凄，她的心忐忑像发热病，望着瞌睡的繁星，她疯狂地在草地上踏着，热泪汹涌不尽。她仿佛灵魂刚出窍的惨死鬼，无限悲怨、无限哀痛地在黑夜的草上踯躅，泥一脚水一脚的没有目的。“死呢？生呢？”她这样念着想着……
社会的、人生的，给予她的刺激太多，她的心给毒箭射破了。
有个好心人劝她：你现在病到这个样子，没有钱医，又没人管，孤苦伶仃地躺着，一步也动不得，已经病了六七年，你的病是不会好了。老这样拖着，你自己苦，朋友们看了也着急，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自杀。还有个人劝她说：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都苦不堪言。你虽然发表大剧本，写了东北义勇军，写了“…·二八”战士，写了工人斗争，但是你那些剧本能够发表了拿到钱医病么？不能，再过三十年也不能。你的病愈拖愈重，这样凄凉惨淡地活着，不如一死了事。她想着这些话，眼泪一半洒在草地上，一半流在肚子里。她望着无际的天边、无垠的草地……
“不，不能！就这样死去，我不甘心！”
一个出走后又在前进中的娜拉，她的真实是不能因打击、毁誉而消失的。她不怕艰难，不畏毒箭，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的、热烈向上的心，去反抗一切阻碍。她要奋斗到底！
她含泪挣扎在病床上，稿纸摆在膝上，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不停地写作。长篇小说《悲剧生涯》和装满了一大箱子未有机会发表的描写抗日生活的剧本，几乎都是伴着她的病痛完成的。
广大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位他们所喜爱的女作家。1937年4月出版的《妇女生活》第四卷第六期上，登了这样两封引人注目的信：
兹九先生
最近听人说，女作家白薇的生活很苦，病又重，所以有人在 为她筹点钱医病，不知道这消息确实否？确实的话，请你打听一 下他们筹款的方法，发起人是谁，收款人是谁，因为我是白薇的 作品的爱读者，贫病的白薇的同情者，我已积得一些钱，想送给 她，苦于不知如何送去，你大约总是知道的，请你抽空在《妇女生 活》信箱上答复我罢。致敬礼！
读者吴玉声上
玉声女士：很凑巧，前几天鸥查、郁风、李兰等几位朋友正和 我谈起，想为我们这位贫病的作家白薇女士筹一笔款子，让她安 心地清静地去医治她的病痛。这样病体不难恢复。我们的缘起 现在写在下面：
朋友：关于女作家白薇的近况，想你很愿意知道的吧！近七 八年来，她虽是日日在病痛与穷苦中挣扎，而愈陷愈深，但在精 神与毅力上，她仍是一位胜将。这只在最近的上海妇孺援绥的募 捐运动上，就可明显地看出来。她的病身虽然不能多动多走路， 但自募捐开始起，她一直是日夜在外奔跑；虽病重到不能移步， 还不肯休歇。这次上海妇孺赴绥慰劳团第一批出发的人员中，她 本在内，而且还已经上了船的。幸亏在开船前几分钟，她的好友 董竹君女士到船上拉她下来的。
至于白薇个人生活的内部实情，那是讲起来很凄凉的。我知 道普通一个专靠卖文稿吃饭的人，本很不容易过活下去，何况她 是一个重病的人呢？三五天的断炊，是常事，有时突然发病，一个 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但茶水无人照应，并且还要等到偶尔来 访的客人替她设法筹送药费。实在的，医药费对于她的负担太 大，这重担快将她逼进坟墓去了。专门家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 病不是没有根本的治疗方法，她是可以完全恢复健康的。
她那样反封建的斗争，只要看过她的作品的人，大家都会知 道的。为了爱惜一位女作家的生命，我们（白薇的几个女友）现在 请求各位朋友在经济上给她一些帮助，即大家合力来为她筹一 笔钱，送她去治病，使她能早日恢复健康。这样不但是我们的快 乐，也是大家的快乐。
发起人：鸥查、董竹君、王莹、郁风、蒋逸霄、沈兹九、吴佩兰、 吴似鸿、陈圭如、寄洪、王季遇、陈维姜、蓝苹、杜君慧、罗肖、李 兰、夏国琼、陈波儿、关露。
收款处：上海亚尔培路125弄31号夏国琼女士收。
在缘起上签名的沈兹九、王莹、陈波儿、关露等十九人，都是当时社会知名妇女，有企业家、作家、记者、编辑、翻译、演员……
经过这些好心朋友的活动，总共得到捐款六百零四元。当年6月19日，友人李兰、夏国琼、杜谈等送她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白薇一到北平车站，友人廖沫沙夫妇前来迎接。不想竟突然围上来许多新闻记者。她惶惑不安，觉得就像一个随便散步者，遇到森林里跳出许多狮熊虎豹大蛇巨蟒一般，叫人惊慌恐惧。
结果，记者的宣传帮了倒忙。第三天她到协和医院就遇上了麻烦。医院硬是不肯给她住三等病房，也不许她挂两角钱一次的普通号，非要她挂特诊号不可。没有办法，只得向院方反复交涉。而医院却把她想象成一个富翁大敲竹杠。谈判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竟互相吵起来了。一个女办事员讥笑地对她说：“你闹什么，你不是白薇吗？”
她没有回答，因为挂号病案上是用的学名“黄彰”。
“报纸上登你很多照片，人和那些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你难道不是白薇女士吗？你在我们医院里，不能住二等、三等病房，不能挂普通号，这是我们的规矩。”
她只好一再向女办事员解释，说明自己只能用最省钱的办法医好自己的病。这个不大看报的女办事员怎么也不相信她会没有钱，更不相信有那么众多的朋友捐助，硬把她当吝啬鬼而有些生气了。“我老实告诉你，咱们医院，就不能同意像你这样的人到这儿来省钱，人家冰心女士每次来，都住头等病房，你们一样有名，为什么你要住三等病房，又要挂普通号？”
白薇说：“治病就治病，与名不名有什么关系？”
为了打开僵局，她请李达夫人王会悟女士出面替她交涉。王女士找到协和医院的朋友，说明了白薇的情况，才准许她挂普通号，并指定较有经验的医生给她看病。王会悟还把她从廖沫沙家里接到自己家里养病，生活上给予一切方便和照顾。李家有两个院子，种满花木，白日合欢花明媚艳丽，晚间夜来香浓郁扑鼻。清幽宜人的环境，再加上女主人的盛情照料，使她精神上倍觉欣慰，病势大有好转。正在这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她认为，人生在世，再没有比国难当头还躲在敌后受气那么苦闷的事！也没有比在国难中能为抗敌雪耻贡献热血那么痛快的事。
日本兵常把她误当成日本女子，纠缠不休；也有人想用高额金钱收买她。但白薇还是过去的那个富于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的白薇，她满怀斗争的激情，化装成保姆，同女友叶秀梅一起，逃离了北平。 六
1938年3月，她带着从病魔和日寇手里夺来的生命，跳动着一颗救国的热心，跑到广州，无处请缨。同年6月又北上投奔武汉。
在老领导、老朋友、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主任阳翰笙家里，她见到郭沫若等许多相知的人，又拜访了田汉、洪深、沈兹九、陈北鸥一些师友。由他们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
为求职，她接连给政治部主厅厅长郭沫若写了3封长信，希望他“团结身边及可能接近的文艺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她在信中还说：“除加强工作以应抗战要求之外，得极力注重人员的修养：一方面学习好的，得到丰富的知识，练习坚贞的操守，蕴藏热烈而真实的感情，放开宽阔伟大的胸怀，培植亲爱团结的精神；一方面彻底革除旧式文人的坏习气，改掉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切不正的心向与行为，根除自私自利的风尚。痛击投机取巧，谄媚拍马之流”，务使国内青年学子“既足智多能，又锻炼坚实伟大的人格”，用这些人去抗战杀敌，必能“以一当百”。
不久战火南烧，武汉告急，三厅随政治部撤退，经长沙、衡阳、桂林，最后驻足于重庆。撤退前，白薇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再提出去延安或去前线的要求，邓颖超大姐考虑到她身体不好，解放区太艰苦，没有同意她去，派她去了桂林，担任《新华日报》特约记者。
广西的地方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为了笼络人心，也允许进步文化人在这里活动，桂林一时成为抗战时期西南文化活动中心。周恩来让白薇以文化人的身分，在这里了解广西的政治情况。
这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也在桂林布下了罗网，监视文化界的抗日活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随时可能有被秘密逮捕和暗杀的危险。面对敌人，白薇并不畏惧。她想，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杀头就杀头，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憾。在这儿一年多，她总是凌晨3点起来写通讯稿，吃完早饭便出外采访，深入里巷、车站、码头，访问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时到最穷的人家吃饭，有时也去看看阔人家是怎么生活的。她把了解到的情况，提供给《新华日报》作为参考，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稿。后因广西当局“截切”她的稿件，她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桂林到了重庆。
重庆，穷得连吃几个大饼都没有钱，有时只能在穷朋友家里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