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她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桂林到了重庆。
重庆，穷得连吃几个大饼都没有钱，有时只能在穷朋友家里吃顿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阳翰笙才替她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谋得个特约编导的职务。不料，敌机狂轰滥炸，轰毁了电影制片厂。白薇只能另找避难所，暂时到“文协”所在地南温泉。欧阳山、草明、萧军等作家也住在那里。
一间西晒的小房，暂时寄放了她飘泊无定的身体，天天跑空袭警报，要躲到五公里远的山中，这时，她又突然爆发了热病，发高烧，说胡话，吓坏了欧阳山。他把同住在南温泉的杨骚找来了。
杨骚这次对病中的白薇非常关心，趁她高烧糊涂的时候，把她抬到自己幽静的书斋，亲自护理。朋友们庆幸白薇有了养病的地方。等清醒以后，顿时感到自己像一只被缚的“蛹”，“巴不得赶快变成'蛾'咬破'茧'飞出去！”
有人怨她不与杨骚和好，指责她说：“你这个人真古怪，杨骚眼巴巴地希望同你和好，你干嘛又回来了？真是不通人情！”听到这类的话，白薇愤怒地说：“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强制着，使我没有考虑，没有犹豫，我愉快地接受了它的制裁！我用不着去告诉什么人，因为人们都是用着那么庸俗卑鄙的心理来看待一个女性，尤其是落难的女性！”为抗议社会对女性的鄙视心理，抗议封建势力对女性的压迫，她没有接受杨骚恢复爱情关系的要求，再一次表现了她同封建意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白薇不愧是个自爱、自尊、自强的新女性。
尽管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她，但她也不乏知音。田汉夫人安娥就非常理解白薇。她说：“当我确定知道白薇拒绝了杨骚的'怜'爱后……于是我更相信白薇的自尊，白薇的人格的完整，美丽！”
白薇在重庆，生活始终没有保障，靠写点稿子和朋友的临时资助，异常艰难地苦度岁月。她时常因为饥饿晕倒在街上或朋友家里。有时饿得胃痛如绞，全身发抖，汗流满面，四肢冰凉。她的自尊心强，又不爱暴露自己的苦况。这样，她的健康状况又进入了恶劣的境地。
她仍然希望去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事业。邓颖超大姐还是担心她那比以前更弱的身体，适应不了延安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仍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邓大姐让阳翰笙替白薇找工作，征得郭沫若同意后，1942年她被安排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工作。
进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她是多么惬意呀。她感到自己像“插了翅膀的天使”，她像“一颗地球卫星，飞到了恒星的身旁”，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她热心地去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协、中苏友协、妇女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座谈戏剧，研究小说，联合女友们写文章，倡导组织妇女进步团体，她曾被选为妇女联谊会的理事。
在抗日的大时代，她希望能跃马挥戈，为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希望终归只是希望。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穿着小鞋”移步，哪能像白薇想象的那样放开脚步大干革命呢！再说，文化工作委员会待遇菲薄，每月的薪水仅能供养肚子。身体虚弱，各种疾病，不请自来，风湿病、绞肠痧、猩红热、疟疾、阿米巴痢疾……几乎和她结了不解之缘。那点薪水，喂了肚子，治不得病；治了病，肚子又发生问题。
她拖着衰弱的身体，挑水、烧饭、拾柴、补破衣服……劳累了一天，虽有满肚子东西想写，但思想和体力都不听使唤。手上写着文章，心里却盘算着要还的债……而干着谋生的杂务时，又想着看书读报和未动笔的剧本。
工作时间比健康的人长，休息时间比大多数人短，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心上像压着一块重重的磨盘。
勺土上的植物，在火热的长夏，无法挣扎着生存！枯干的树木，结不出丰满的果实；饥饿的肚子，只会咕咕叫，生不出锦绣文章。于是，有人讥讽白薇“落伍了”，“写不出东西来了”，“不能算作家了”！她虽然不好名，但别人的冷言和白眼，就像尖刀子刺着心一般使她痛彻骨髓。灵魂在苦难中受着折磨，肉体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经受着锻炼。当那数不尽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断若续时，会有两个观念急剧地冲突：一个是悲愤之极，求永远的安息；一个是千倍勇敢，为胜利去奋斗！白薇选择了后者。
她拿起锄头，开山挖土，生产自救。她更渴望用这种精神，种下人类美丽崇高的心愿，让胜利的鲜花开在抗战的中华，开出一个灿烂锦绣的新国家。
当时，中华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募得了一批基金，也给白薇送来了五千元。虽然她正患严重眼病，有失明的危险，但她还是谢绝了友人们的好意。她始终不愿“无功受禄”。她说：“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师匠，比方是树木的花朵，'贫病出作家'好像在象征着枯萎的害病的花，花儿枯又病，而要结出甜美的果实，多么困难呀！”“健康谁不爱，我却从小以多病为灾。好好地写作，一个文艺作者谁不想？贫病老纠缠我，苦于很少时间拿笔。所以'贫病作家'这名儿对于我，是一把挑动泪水的剑！这回我听到救济贫病作家的消息，更像剑儿挑动我的泪要流。”“心里燃烧着爱和恨的火焰，我的情绪，总没有平安，愈看，愈确立着信心：为毁灭黑暗，为消灭一切丑类的心根，我要坚强忍痛地活着，我们要群力群心，扬起战士的呼声！只要我们战斗的力量尽够了，胜利是不会遥远的。”在重庆的几年，文艺界的朋友们（包括郭沫若在内）对她都很关心、照顾和同情，都称她作大姐。但真正能理解并谅解她的人，还是少数。由于她对事、对人、对己特别认真，凡看不惯、听不惯的总是要加以争辩。因此，便产生风言风语，说她和“文协”所有的人都吵过架，说她不能和人相处，人人都怕她骂，不喜欢同她一道工作，等等。
其实，她只是生性耿直，嫉恶如仇，遇事不会敷衍，不会伪饰，随处无意中流露真实，遇事太认真；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或对方是如何有声望、地位，她都不虚与委蛇，不惜为正义冲锋陷阵，穷追苦寻要把真理和正义争回来。她曾批评自己的好友刘海尼：“你是为艺术至上而活着，对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因为你自私……要是我，我情愿参加妇女实际斗争，而毫无疑虑地牺牲写作！”在一次“文协”会上，涉及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她没有顾忌对方是谁，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事后有个朋友说她这样做不好，她却摇摇头说：“谁轻视妇女，我就不尊重谁！”
她满怀赤子之心，却又孤高自傲，“凡是狐鼠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誉来掩饰去沽名钓誉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们当自己是一朵红花能处处开，损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窑的行为看不得！”“只得以烧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胆，敢当天地无情！练习着冷眼看人，不放弃我要培养人间正气的目标！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义的我就不为。”这就是白薇的性格。
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她知道后，曾经“一百次”地想进城去看望毛主席。但因有人造谣说她“落伍了”、“倒下了”，因此有点胆怯，终未成行。后来，毛主席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她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
名界妇女人物，济济一堂，她坐在后排座位上，谨慎又恭敬地仰望毛主席的仪容。她曾听人说毛主席好几次问起她，有一次还错认白杨做白薇。她内心深深感激毛主席的关怀。
散会的时候，忽然有个青年喊了一声。“毛主席，你常问起的白薇就是她。”毛主席回过头来，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听说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毛主席：“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毛主席更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七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贫困病弱，住在朋友家里。
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蘸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蘸。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里的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的榻榻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写作、读书。食具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几把羹匙，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孕美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
住的房子和凉亭差不多，热天，前面太阳直晒；冷天，北风从屋后面半截板壁长驱直入，顶上是个北窗，风由天窗灌进来，房里冷得和露宿差不多。
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驾驭和外界的联系，不能深入生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想看新书，也买不起，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
1947年冬，家乡报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急忙回了家。不久，母亲也因忧痛成疾而过世。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她想仍回上海。
这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写的。何香凝兴奋地告诉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应该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她就结识了何香凝，后来时有接触和联系。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觉得应该留在家乡，为家乡的解放贡献点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给她的报刊，让父老乡亲和表兄弟们传阅，向他们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