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四人帮”后，赵清阁身上的绳索被解开了，她焕发了青春，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1979年1…2月号《西湖》），剧本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赵清阁在1980年第九期香港《海洋文艺》上，又发表了一部以晴雯为主戏的红楼话剧《鬼蜮花殃》，受到海外重视。这个剧本在六十年代初，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已写成了初稿，还未来得及发表，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手稿、资料、卡片，还有阿英给她的讨论晴雯的长信，统统被抄。这次发表的剧本完全是重写，这也反映了她在创作上的顽强精神。《鬼蜮花殃》剧本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改名为《晴雯赞》。
茅盾很赞赏赵清阁，1975年，他曾写赠长律《清谷行》（收入197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茅盾诗词》）。诗曰：
黄歇浦边女作家，清才绮貌昔曾夸。
风雷岁月催人老，壮志不移路不斜。
三十年前山城月，文坛对垒旗高揭。
君来奋臂助声威，共向蒋帮张挞伐。
故旧几人今健在，愿君如菊经霜更鲜妍。
1979年4月23日，赵清阁在田汉的追悼会上，见到了邓颖超大姐，大姐热情地拉着她问长问短。当天晚上，又接到电话通知，过了“五一”要接见她。赵清阁说：“我感到惭愧，我用什么向大姐汇报呢？三十年来我是毫无成就的！我走进大姐的会客厅，一眼望见那幅总理'最后的时刻'的放大绒绣遗像，……我从大姐的身上仿佛又见到了周总理。大姐给我的印象和总理一样，既平易可亲又贤明、严肃。当她告诉我总理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我这个渺小的老年文艺工作者时，我哭了。返沪前，大姐百忙中又接见了我。她鼓励我要继续创作，在新长征的路上做出新的贡献。我用总理的一句名言回答她：'我一定学春蚕吐丝，吐完我最后的一根丝'。”……
八十年代以来，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行云散记》（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浮生若梦》（1989年，华岳文艺出版社）、《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等。在九十年代，诚如她在信里所云，虽“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唯三五百字耳”。这些文章多发表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
“浮生若梦幻，处处风雨声”。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历史的画面，写下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贡献。
1981年1月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杨沫
李杨杨
1980年10月，我第一次踏进柳荫街杨沫住的小院，当她迎出来同我握手时，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话一下子从我胸中跳了出来，杨沫“是可以握着手谈'心'的那种人。”这是因为杨沫很容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她直率、平易、开朗、心直口快……
童年：有富贵的父母，但没有温暖的家
1984年，对杨沫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她已走过七十年的生活历程。从《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篇处女作发表算起，她的创作生涯也度过了整整五十年。童年对她已经遥远，但不平凡的童年生活却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二十世纪初，杨沫的父亲、一个思想开明的清末举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留京办起了私立大学。然而，这位大学校长没有把革新之路走到底，却以办学为名，募集捐款，在河北滦平县购买土地，摇身一变成为显赫的大地主，过着实实在在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杨沫的母亲也是湖南人，懂得诗词歌赋。家庭发迹以后，丈夫娶姨太太嫖妓女，她得不到幸福，整日吵闹，打麻将。杨沫就在这样一个物质上颇为富有，精神上非常空虚的书香人家度过童年。
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她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杨成勋，比她大十二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杨沫那时叫杨成业。
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儿女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杨沫说：“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乡思的朝和暮》）五六岁时，母亲常常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什。有时她害怕，拦住妈妈不让走，自私而暴躁的母亲，居然伸手打她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后来，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儿寄人篱下。表兄弟们随便欺负她，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旧。这倒使杨沫这个生长在豪门的“大小姐”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我的生平》）穷与富的鲜明对照，使小杨沫对黑暗社会隐约产生不平，对贫苦的劳动人民产生同情，对地主丑恶的行为愤慨不满。母亲专横、粗暴、常常歇斯底里的变态行为，使杨沫差不多在十岁时，就对母亲产生憎恨、厌恶和敌对情绪。
共产党人第一次闯入杨沫的生活是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她父亲因学校停办而失业，家境日趋困难，全家搬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居住。常来这里走动的一位客人叫方伯务。他蓄长发，高个子，长脸，和蔼可亲，气度不凡。这个大学生是她父母的同乡。杨沫喜欢跟这个大朋友亲近，因为他喜欢谈天说地讲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在杨沫家呆了好久才离去。可是不久，就传来了他被杀害的消息。他是与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军阀张作霖绞死的。杨沫在《顺天时报》上发现了这消息后，似乎明白了“大朋友”方伯务那天是来她家避难的，但父母没肯留她。大朋友的死不仅使她悲痛哀伤，更多的是惊奇、迷惑。她在《答亲爱的读者》一文中说：“这个消息给了孩子的心灵多么大的震动呀！当时我是那样地奇怪，他为什么要被绞死呢？他既不是强盗，又不是坏人，他有学问，又那么诚恳、热情、谦虚……直到今天，我的眼前还浮现着他那温和的笑容。于是，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从小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书香之家，虽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但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去寻找欢乐。
五六岁时，从家乡来的祖母，常给她讲故事，那娓娓动听的湖南腔把小姑娘带进模糊而美丽的梦乡。老家湖南湘阴东三里村，山巍巍，水青青，大地绿油油，一条弯曲的泪罗江从她心中缓缓流过。认得几个字以后，好奇的小姑娘常上街观看店铺的牌匾对联，什么“德顺老酱坊”、“又一顺羊肉店”，连那红红绿绿的电灯上写的妓院和妓女的名字，什么“翠玉”、“嫣红”，什么“红凤”、“醉妃”，她都好奇地观看。这也是小姑娘最初的文化学习，文学教育。八九岁时短发齐眉、天真无邪的杨沫，见母亲躺在沙发上手捧唐诗，高声吟哦，她也跟着学。渐渐地，连《长恨歌》、《琵琶行》她都能背诵下来。小姑娘对人生充满幻想，在家抓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小小年纪，学着名士派头，起雅号“野鹤”和同学和诗。十多岁，又迷上《红楼梦》，为林黛玉的命运热泪潸潸。后来读武侠小说着了魔，受《小五义》、《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的影响，放学后，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学武术，梦想投峨嵋山学艺，作个劫富济贫的侠客。听大人谈话也是杨沫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对社会的了解。家中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大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有的高谈官场见闻，有的大聊阔人新娶姨太太，哪家小姐嫁给有权有势的丈夫。动乱的时局和不断猛涨的物价也是大人常议论的内容。不管谈什么，杨沫总喜欢躲在沙发的一角，津津有味地听着。杨沫还喜欢音乐。当时著名的昆曲家红豆馆主借杨沫父亲的学校教昆曲。小姑娘每每路过这里，那悠扬婉转的乐声、幽雅动人的演唱，就像磁石般把她吸住。她用全部心灵痴痴地谛听、欣赏，对“如泣如诉，饱含着万种柔情的昆腔曲调”非常喜爱。孩子的痴情感动了红豆馆主并收她作了徒弟。这是她最初的“美的陶冶，美的感受，美的挚爱。”
童年生活没有温暖，不幸的遭遇给杨沫孱弱稚嫩的童心投下深深的阴影。但童年生活也有阳光，大自然的美，书籍、音乐，是她心中的太阳。在那里，她有过欢乐，有过幻想和希望。
少年：在流浪、挣扎中找到了亲人
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