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探索着、创造着、前进着。
赵清阁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有人讲，我写的话剧太温，文艺气息太重，适于阅读，不适于演出。如果真是这样，那还叫什么剧本？于是我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抗日战争后期便渐渐不大写话剧了。后来，洪深要我到他主持的一个戏剧培训班去教编剧法，我不干。我想，自己写不好剧本，怎么能教人家？可是洪深交给的任务，又不大容易推却，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教了。但教的结果，倒使我对戏剧理论发生了兴趣。”这就是赵清阁的探索，她不满意自己，努力钻研别人的剧本，结合自己的经验，写出了《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戏剧理论著作（在理论著述上，她还写过一本《妇女解放论》）。她企图通过理论钻研提高创作。
抗日战争后期，赵清阁曾经担任过成都中西书局“中西文艺丛书”主编，重庆《新民报》特约撰述。当时斗争极其残酷，大后方的重庆，一片白色恐怖。赵清阁的思想里有过苦恼，有过波动，一度写了些《红楼梦》古典历史剧作，像是逃避现实，但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红楼梦》剧本共四册，根据《红楼梦》小说原作改编，每册故事独立，主题独立，情节和时间又有连续性，都是从人物出发。《诗魂冷月》以宝黛为主；《雪剑鸳鸯》以二尤为主；《流水飞花》以迎春、探春、惜春为主；《禅林归鸟》以王熙凤、贾母、贾政为主，分别表现个人、家庭、社会、政治的悲剧。赵清阁在沪版总序中说：“这些都是由于时代的腐败，造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这种时代的腐败余毒，至今还潜伏着若干的势力，而不曾予以彻底的肃清，扑灭；所以世界迄不太平，人类永无安乐！《红楼梦》里面贾府之崩溃，不正是一个国家崩溃的缩影吗？”看来，赵清阁写红楼剧本，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由于改编的成功，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女作家。关于成书过程，赵清阁在一段自序里这样写道：“三十二年（1943年）的冬天，第二度迁居到城市来，记得在一个黑漆漆，又冷的晚上，偶然和冰心女士谈起《红楼梦》的故事，她当时兴高采烈地鼓励我改编为戏剧。”多少年过去了，今天，赵清阁提起她的《红楼梦》剧本，还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除了写古典历史剧本以外，赵清阁还写了不少杂文，揭露现实，如在重庆《新民报》与《和平日报》先后连载的长篇散文《骚人日记》等等。《骚人日记》由于都是揭露和抨击反动统治的现实题材，因此发表时甩了笔名“骚人”。她也用人一、铁公笔名发表过一些“犯忌”的诗文。
在重庆，赵清阁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她以为无党无派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烦扰，她以为住在乡间北碚就能少些是非；其实这都是天真的，脱离实际的想法。但她心里是有一个天平的。例如，有一次赵清阁接到郭沫若的信，邀她到赖家桥谈谈。信中说：“我们这里都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赵清阁十分激动，当即回信说：“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由此看出，她多么愿意追求进步啊。
重庆，虽然乌云笼罩，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人们的心头，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赵清阁也有过这样的记忆。她曾两次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一次是曾家岩，一次是“文协”。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当时国民党调动大军攻打解放区，人民忧心忡忡，在“文协”欢送周恩来回延安的酒会上，赵清阁和作家们与周恩来碰杯，清阁问总理：“有前途吗？”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就要天亮了，但还要斗争。”周恩来的这些话，深深打动了赵清阁，使她受到教育，看到光明，鼓起勇气继续追求进步，决心写出更多对人民对国家有意义的作品。
四
战后的上海千疮百孔，国民党的统治变本加厉，赵清阁于1945年11月回到这座阔别已久的大城市，担任上海《神州日报》副刊主编，并为《大公报》、《申报》、《人世间》、《文潮月刊》等报刊写作。她写小说、散文，还参加一些文艺界的集会。这时，黑暗的统治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1947年间，许多革命作家相继离去。阳翰笙嘱咐她留在上海，坚持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她参加了由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主持的全国戏剧协会，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下，她被上了黑名单，朋友劝她隐避，于是她的生活动荡起来，东逃西躲，经常搬家。有时国民党打电话威胁，请她去吃饭应酬，她毅然回答说：“对不起，我是写作的人，不能侍候你们的宴会。”她蛰居虹口，闭门谢客，但一直写作，从不辍笔。这时期她出版了独幕剧集《桥》（1947年，独立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落叶》（1948年，商务印书馆），创作了中篇小说《江上烟》、《艺灵魂》，长篇小说《双宿双飞》、《月上柳梢》，以及许多杂文、散文。
《桥》里收录《桥》、《血债》、《古城留芳》、《一门忠烈》四个独幕话剧，集中表现抗日战争中各阶层的斗争。《血债》的女主角曼娜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绝不应该消极、悲观；我们应该有坚强的意志；勇敢的精神……如今我明白了一个人除了家庭还有国家，除了父母还有大众，因此我就决定把生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大众。”男主角李君达的诗写着：“我的家牺牲在军阀的铁蹄下；我的父母受尽了污辱和拷打，我的祖国又被强敌侵略与欺压，长夜漫漫，望不着星光与火花！'解放'是血的代价，报私仇，雪国耻，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既是剧中人物的道白，也是作者精神境界的写照。《落叶》集中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也抒发了作者的苦闷心情。《艺灵魂》是根据《凤》改写的，加重了其中的恋爱故事。《月上柳梢》描写抗战中知识青年的坚贞不屈，追求进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故事，表达了作者爱国抗日向往革命的热情。解放初（1950年），作者又改为编电影剧本，由上海大同电影公司摄制，影片取名为《自由天地》。“自由天地”是影射解放区的意思。
1948年，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下午，洪深匆匆来向赵清阁告别。洪深因参加复旦大学的反饥饿斗争，遭到反动派的警告，不得不离开上海。临行前，他为了一部已经和大同电影公司约定的电影剧本还未执笔，他要与赵清阁合作。他讲述了一个构思得还不完整的故事梗概：三个不同型的女性，一个堕落成了交际花，一个是贤妻良母，一个奔向延安参加革命，三个人走了三条道路——有的堕落了，有的消极了，有的在前进，到了延安。洪深与赵清阁一同研究、分析，最后决定由赵清阁执笔，《几番风雨》就这样诞生的。这是赵清阁从事电影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是取材旧社会妓女悲惨生活的《蝶恋花》，这时，大同电影公司正式聘请她为基本编剧，使她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
五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从黑暗中挣扎出来的赵清阁，与全国人民一道热烈拥抱祖国的春天。不久，她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及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担任上海文联委员。在两三年内，她创作了好几部电影剧本，其中已拍摄的，有歌颂新中国的《女儿春》及《自由天地》。这两个剧本都由大同电影公司拍摄。
五十年代，赵清阁除了写些现实题材的独幕剧、小品文以外，还先后把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以通俗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白蛇传》（工958年，同上）、《杜丽娘》（1957年，同上）；越剧本《桃花扇》（953年，上海杂志公司）；五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玉》（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等等。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能够了解和欣赏我国的优秀文学遗产，赵清阁这一普及工作的辛勤劳动，是十分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初，赵清阁又执笔创作电影剧本，其中表现先进工人的先进事迹的《向阳花开》和描写京剧老艺人的新旧社会不同遭遇的《凤还巢》，都拍成了影片。
六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灾难之中，亿万人民都被卷了进去，赵清阁当然也不能幸免，她被批斗抄家，被扣上“反动文人”、“国防戏剧的追随者”等帽子，迫害得她患了脑血栓，瘫痪几年。用她自己的话：“真是九死一生！”
实际上，建国初期，她就和其他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已经受着长期窃据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权的张春桥极左路线的压制和打击了。她的作品受冷遇刁难，得不到重视，使她沉寂了多年。但她并不灰心，照样默默埋头苦写。1957年4月底，周总理在上海接见电影界人士，但单位没有通知赵清阁参加。总理来到会场，不见赵清阁，就问起她来。第二天，《文汇报》报道了这个消息，赵清阁和她的朋友们怎能不激动！就在这一年12月，周总理再次到上海，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赵清阁见到了总理。她回忆道：“他握着我的手，端详着我，问我近来身体如何？有什么困难，叫我随时写信告诉他。他对知识分子是多么亲切，多么关怀啊！”赵清阁还讲述了1961年的一件憾事：“那时我正在北京体验生活，总理参加了电影创作会议结束的一次香山晚会，他还向黄宗英同志问起我，谈到他看了我编剧的《向阳花开》影片，加以肯定……”
打倒“四人帮”后，赵清阁身上的绳索被解开了，她焕发了青春，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1979年1…2月号《西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