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阴漠漠，春寒恻恻，今日天气大似江南。此种时节，宜小 病，宜清谈，宜推敲诗句，宜闲行山中，最忌忙碌碌地作教书匠。
正如鲁迅所说：
诚然，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ofi Sandor）题B·S夫人照像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 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唱出甜美 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 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 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 集序》）
鲁迅十分惋惜勇敢、大胆的冯沅君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在当时女作家寥若晨星的文坛上，这样的情况又何止是冯沅君一人呢？
鲁迅的话是针对着冯沅君及其作品而言的，但又不仅仅是。鲁迅透彻地观察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也环视了二十年代的文坛，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文学固然要反映社会，但“宣传不是文学”的革命文学主张的真谛。
《春痕》结集之后，又将剩余的若干短篇，结集为《劫灰》。陆侃如写道：“独这第三集是若干篇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作品而成，想不起一个适当的命名，故即以首篇之命名全集，而题词'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总之，这一册是'杂碎'。”
《劫灰》中，有些短篇已抛弃恋爱的题材，去描写一、两件故乡的人和事，可是笔致不如她描写男女之间的恋爱那样运用自如，《劫灰》小说集中，虽然有时也流露出过去那种生命的活力，但已显得十分微弱了。
继《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之后，由于作者思想变迁，再发表作品时的笔名已改为沅君。《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佳句云：“沅有艹臣兮澧有兰”。王逸《注》中写道：“言流水之中，有盛茂之艹臣；渣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人常以此比喻高洁的人品或事物。取笔名沅君是作者的自勉，她要永远做一个廉洁、正直的人。小说《春痕》中，曾多处提到渣君，主人公也把渣君当作“与我相信终身的伴侣”。
三
冯沅君从事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几篇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论文。主要有：《为病呻吟》（《语丝》第六期）、《对于文学应有的见解》、《不著名的文人作品》（《语丝》第十期）、《闲暇与文艺》（《语丝》第二十三期）等，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的诸多看法。为方便起见，将冯沅君论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她认为文艺的可贵之处，“即在其能抒写人之难言的痛苦和欢愉，……'莫抛心力作词人'”；对于社会上流行极广的文艺即“无病呻吟”的说法提出了激烈谴责。她呼吁：“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们宁可说某种文艺没有价值，因其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那种冷酷的判词千万要斟酌用。因为世间尽有些蓄满腔不平之气而无充分表现能力的可怜的人呀！”
（二）她认为人们应该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被“社会上视为不足轻重的人的作品”，“就艺术价值方面说，就同情方面说”都应予以重视。因为它“总是天地间的一种艺术品；犹如晴空彩霞，无论天南地北都是自然界的美景”。她主张“选文艺为总集之时，绝对应收无名的文人作品；若果作者之年代可考，且作品在艺术方面有最高之价值，文学史亦未尝不可选录，以代表一代文学之精神”。
（三）她认为研究作者作品要从多方面，要考虑到环境等诸因素，“有些是得环境之帮助而得相当发展，有许多是受环境的压制而蕴蓄在内，看去同没有一样，但是他们只是潜伏而已”；她“并不反对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互证，但是不可太拘泥了”。
（四）她在《闲暇与文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闲暇与孤寂是作成文艺的重要因素，文艺是精神剩余时的作品”……“若果终日为名利为面包忙得马不停蹄，很难做出好文艺。因为无论是写景或写情的文字，当作家创作时，必有精密的观察与体会，决不是在心为形役的生活中所能做到的。”冯沅君的文艺观，深受创造社前期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写动力”是作者的“内心要求”，文艺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
四
1925年，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了。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北京各大专学校人心惶惶，名教师受南方一些学校之邀，纷纷南下。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胡先（马肃）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陆侃如也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两位颇有才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相识了。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国诗史》，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又早有研究，二人愿意通力合作，以早日完成《诗史》的著述。
此期间，冯沅君的三个短篇集，全部由陆侃如整理出版，封面题字和《编后记》也是他一手所写。陆侃如在《卷箷》再版后记中说：“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字里行间表露了冯陆二人性格的和谐，工作上的互相信赖。
事业上的共同合作近于结果的时候，爱情的蓓蕾也已含苞待放了。冯陆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某些情况不了解，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冯、陆二人又找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冯友兰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于1929年1月24日在上海结婚。从此，冯陆二人终身相伴，白头偕老。
结婚以后，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聚去国外留学的路费而节衣宿食，经过五年的全力奋斗，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时，法国、德国国内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法郎、马克大跌价。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用比较稳定的银元换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法郎，他们也采用这个办法于1932年乘邮船到马赛转巴黎。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的研究，得博士学位。1933年出版论文集《沅君卅前选集》（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中文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仍继续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被誉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这期间出版了《张玉田年谱》、《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并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等书。
五
1949年以后，她一直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被选为省妇联副主席，直至逝世。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多年来，她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及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冯沅君在逾半个世纪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在中国古今文学研究家中，堪称“豪杰”。她，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她，热心培养青年，提携后进。她的学生或者是她指导过的青年教师都深得其益。曾被冯先生提名留校担任古典文学教学助教。并亲手培养过的袁世硕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留校后冯先生亲自担任我的导师。她为我制定的进修规划， 非常细致、具体。定期对我进行辅导，解答我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并及时审阅，批改我交的读书札记。……她是手把着手带我走上 讲台的。冯先生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记得在我毕业留校的第 一个冬天里，她背着我交给了系里公务员老胡十元钱，托她代买 几百斤煤，供我晚上在教研室学习取暖用。
她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她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总是充分地占有资料，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然后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解放后，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她还与陆侃如先生合编了《中国文学史简编》和《中国文学简史》，并受教育部的委托，和林庚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质量颇高。
冯陆二人皆为一级教授，又存有相当数量的稿费，身边无一子女，生活是相当充裕富足的。但她始终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她的艰苦朴素是有名的。她用会议通知的背面打草稿，搬迁时，别人退粗粮票，她竟退细粮票。长兄冯友兰回忆道：
一九六二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家去过一次，室内的陈 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 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
对自己如此节省，有时近于吝啬，对别人却很大方。早在解放前夕，一位进步的哲学家被反动派追捕，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他隐匿在胶东，其家属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冯沅君得知后亲自送去四十块银元，接济他们。
1974年6月17日冯沅君因患不治之症，与世长辞了。生前，她曾对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1979年陆侃如先生也逝世了，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他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古人说：“春蚕到老丝方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