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叶子，曾有过自己火红的青春，也有过寂寞和孤独，飘零九十个春秋，终于又回到出生的那坏圣土，于是，凌叔华虽有留恋，但再无他想，一生的路程终于走完了，可以闭眼了，在1990年5月22日的下午……追悼会上，中国外交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英国驻中国大使馆、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英国驻中国大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都献了花圈。邓颖超、冰心和巴金各自献了以鲜花玫瑰和白菊编织的花篮。她的骨灰安葬在无锡惠山脚下，与陈源合葬……
凌叔华回归了自然，而给人间留下了精神的永恒。她的作品就是财富。她在创作上的成就主要在早期。
自从发表了《酒后》，丁西林又将它改编成剧本《酒后》（刊于《现代评论》十三期，收入戏剧集《一只马蜂》）之后，此类作品一度层出不穷，被人称为“酒后派”。但就凌叔华早期整个创作而言，人们普遍称她是有异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闺秀派和丁玲、冯沅君、白薇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派之外的“新闺秀派”。
由于凌叔华长于表现女性，善于心理写实——细腻的心理刻画，所以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把她比作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曼殊斐尔是以细腻的笔法描写心理而闻名于世的。徐志摩评论说：“曼殊斐尔是个心理的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写真！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有时刻薄的心理，她都有恰好的法子来表现；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真实，一点也错不了。法国一个画家叫迨迦（Degas）能捉住电光下舞女银色的衣裳急旋时的色彩与情调，曼殊斐尔也能分析出电光似急射飞跳的神经作用；她的艺术（仿佛高尔斯华绥说的）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工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形成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苏雪林则借用徐志摩的这段话来评论凌叔华：“可以说凌叔华的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徐志摩有一段关于凌叔华的作品的精采议论。他这样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就是凌叔华小说的品与格及它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
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诚如阿英所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的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又说：“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
《酒后》是她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它写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吃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的强烈愿望，要求丈夫答应她，只要一秒钟就可以了。丈夫说：“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但最后还是允许她去吻醉中的朋友。当她走到这位朋友身边时，她却失却了勇气。这篇小说，当然不能说它有多么重大的社会意义，但它的技巧的熟练，心理描写之细腻，堪称是凌叔华艺术风格的代表。其中语言之精美也令人折服。如“这腮上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太瘦。都比不上。……不用说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是说不到眉呢？”
凌叔华的小说确实很少有惊心动魄的事物，看不出什么磅礴于宇宙的气势，这几乎与她的雅洁明畅的绘画一样。她写的都是身边琐事，甚至有的人物也说不上怎么典型，然而不少是有其自己较深的内涵的。苏雪林说：“叔华女士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似乎与力量二字合拍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还说她的作品是百分之百女性，它“幽深、姻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这一点，我们从《绣枕》和《杨妈》等篇都可以看出。
对于自己的作品，凌叔华的认识是清醒的。比如对那篇颇为人称道的《花之寺》，在1980年1月给我的信里说：“它有幼稚病。”我想所谓“幼稚”，她指的不是技巧和语言，而是内容。
她的儿童短篇小说都收在《小哥儿俩》一书中。她在《自序》中说：“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一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履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琐。怀念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这本书，可以说是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弟弟》和《小英》等篇是其中的佳作。
凌叔华的创作不算多也不算少，可喜的是，她一直没有辍笔。她手里的两支笔——作家之笔和画家之笔，伴她度过了一生的岁月，并把她那颗艺术匠心和构思，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
1980年初稿
1994年11月25修订
冯沅君
孙瑞珍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冯沅君是一位著名学者，一位教育家，也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文学史上第一批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曾与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冰心、庐隐齐名。她从事文学写作的时间，仅为其生命的十分之一，从1922年开篇创作到1929年搁笔，历时七年，给后人留下三个短篇集——《卷荒》、《春痕》、《劫灰》及其未入集的少量文字。她的作品的中心主题是大胆写出了当时女性挣脱旧礼教束缚的恋爱心理，表达了“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人对封建传统的激愤和反抗。她的作品如涓涓细流汇入“五四”以后文学的洪流中，浩浩荡荡，奔腾不息。
冯沅君的创作，凝聚着鲁迅的心血，这棵幼苗，曾得到过鲁迅辛勤的灌溉和培育。早在1926年，鲁迅曾把她的短篇小说《卷（箷）》连同其它三篇编入《乌合丛书》（之六），从编辑稿件到印刷出版，都亲自办理，鲁迅写信给画家陶元庆（112致陶元庆，《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要他为《卷箷》设计封面，并自己撰写广告。
鲁迅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用一页的篇幅对这本集子中的短篇小说《旅行》给予了热情而中肯的评价：
冯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箷）》……其中的《旅行》是提炼 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箷》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 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 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 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 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 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 “缠绵排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 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
鲁迅议论作品，同时也是对作家的评论。字里行间充分肯定了冯沅君毅然和传统战斗的革命精神。
一
冯沅君毕生为追求妇女解放而斗争，她身先士卒争取和男子同样受教育，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她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挑战和讨伐，她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冯沅君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大琦、易安等。1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中。父亲树侯于1898年在北京考中了第三甲进士。中进士以前，他曾在武昌方言学堂工作；以后被任命为湖北省武阳县知县。冯沅君的母亲吴氏曾携大兄冯友兰，二兄冯景兰随父先在武昌住了一年多。后又领着他们兄妹住在父亲的官署中，达一年有余。不久，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便扶柩携子女返回唐河原籍。
冯沅君的母亲粗通文字，精明能干。虽被封建思想所束缚，但对子女读书却很开明，并且亲自辅导。返回老家后，母亲出钱给冯家兄妹请了一位先生教他们念书。冯沅君从小就跟大兄，二兄一块读古书。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于先生外，还可向大兄、二兄请教。
后来，她的大兄、二兄都先后赴京、沪，进入大、中学。母亲虽开明，也不会再专门为一名女孩子请私塾先生了。加上农村的封建势力重如磐石，社会舆论不准女孩子上学读书。冯沅君强烈的求知欲受到了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