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写信告诉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妮娅·伍尔芙夫人（Virginia Woolf），后者来信说：“Only works you can facethe war”，还鼓励凌叔华写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切身的事物。在创作上，她受俄国契诃夫和英国曼殊菲尔的影响。这期间，她写作不多，但对东方的艺术和戏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46年，陈源受国民党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代表。翌年，凌叔华带着女儿陈小滢到伦敦与陈源团聚，从此定居欧洲。她曾进联合国国际了解速成班学习并获文凭，后又在巴黎学习法文及研究印象派绘画多年。昂贵的巴黎生活，陈源的不及大使馆一秘待遇的薪金，这巨大的生活压力，把他们挤出了巴黎，只好住在伦敦，只有在开会的时候，陈源才到巴黎。在伦敦，她曾给大学讲授过东方艺术与戏剧，但这时期她主要从事西方文学和艺术的研究。
凌叔华素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她虽出身望族，却能吃苦。除了日常的家务操劳之外，为了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她不得不兼事“鬻文和卖画”。1956年至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和马来亚青年书局，出版了她的以中国妇女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以海外纪胜及文艺诗歌评介为内容的散文集《爱山庐梦影》。
侨居异国三十多年，她曾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地博物馆和新加坡、（木兵）城商会内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62年12月，Cenuschi博物院为了纪念已故院长、著名汉学家格洛肖特逝世十周年，她应邀在巴黎Musee Cenuschi举办中国文人和她自己的画展。这是轰动巴黎的一次画展。这次画展，除她自己的三十多幅画外，还展出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大画家董其昌、倪瓒、陈老莲、恽南田、傅青主、石涛、李（鱼单）、郑板桥、金冬心、赵之谦等人的名作，这些珍品曾印成纪念巨册。另外，还展出了她收藏的文物、文房四宝及金石。法国电视台、电台广为介绍，《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等大报刊均刊专文赞扬。法兰西科学院著名院士、作家安德列·莫罗瓦（Andre Maurois）特撰文介绍她的画。莫罗瓦的文章刊印在她画的明信片上。
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莫罗瓦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所谓文人画是画家借画中的事物来表现自己的灵魂、思想感情的一种画法。莫罗瓦介绍说：“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叔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亻叔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膝陇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
这段文字对凌叔华绘画艺术的评价是精当的。她是作家、画家，绘画活动是她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自己所作的山水花卉曾被波城和印城博物馆购买保存。1968年英国大英艺术协会也曾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在伦敦展出。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翌年法国政府令陈源离开巴黎乔治五世大街11号（11 AVENUE GORGE 5），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辞职，其家庭生活也愈加困顿，难以维持。
1967年至1968年，凌叔华在加拿大任教，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回英国后，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邀请，曾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专题讲座多次。1972年至1981年，先后五次回国，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作画写文，优美的散文《敦煌礼赞》（刊于《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集》）就是她参加了敦煌石窟后写下的佳作。她先后发表独幕剧，在香港《大公报》、《南洋商报》上发表介绍祖国名胜和文艺作品多篇。她也用英文写作，所写的一些关于祖国的文化艺术、风俗人情的作品如《汉画石拓》、《明代木版画》、《中国庭园》、《乡村生活》、《敦煌千佛洞》等，在英国各报刊发表后，得到知识界的普遍好评，尤为英国现代最有名气的女文学家维吉妮娅·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英国桂冠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ost）所赞赏。她的自传体的英文作品《古歌集》（ANCIENT ME LODIES）是在V·W00lf指导下写成的，被誉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她对凌叔华说：“写书不要专为外国人读。要为自己所见所知道的写。”凌叔华说：“这对文学工作者很有道理。”《古歌集》出版后极为文化界注意，英国读书协会（BOOk Society）评它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还特别撰文加以介绍。凌叔华也因此而驰名于国际文坛。
异乡毕竟不是家乡，异国毕竟不是祖国。只有祖国才是自己的母亲。凌叔华是时时想着自己的祖国的。据云，她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不愿像白俄一样在路边卖地毯。”当然她不是“白俄”，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画家，一位爱国者，梦寐以求地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强大。1949年在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当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凌叔华夫妇在深夜从伦敦打电话，通知他紧急情况，要他赶快离开博恩默思的海边旅馆，仅这一点，就足见凌叔华夫妇的正义感。
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外，还有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选集》（1960年，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和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凌叔华选集》（梅子编，1979年）、《凌叔华小说集》（一、二；1984年，台北洪范书店）、《凌叔华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凌叔华散文选集》（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十二篇独幕剧、英文著作《古歌集》（由傅光明译成中文，又名《古韵》，199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及一些零篇散文。
长期以来，香港和南洋书市流传着署名“凌叔华”的长篇小说《梦里心声》和短篇小说集《柳惠英》，在一些工具书和评论家的文章里（包括我们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征求意见稿在内），也都把这两本书列在她的名下。1981年5月16日，凌叔华在北京写给我的信中声明说：“《梦里心声》及《柳惠英》二书，均非我的作品。约十年前，我在《南洋商报》声明过一次：非我所作。（当时南洋大学学生寄我一册，问是否拙作）此二书的内容不详，故我不负责任。不料十年之后，二书仍在香港、南洋发售。我也管不得许多，因香港等未加入国际出版法机构，故可以横行无忌，作家也只好忍气吞声吧！（这真是”无本生利的生意“，令人敢怒而不敢言！万一内容卑鄙无聊，也只好忍受，版税一文不给还是小事。）实在是哭笑不得，你看有何办法！”后来有幸在北京华侨饭店一晤，她又特别强调那两本书不是她的作品。
从1960年起，她前后多次回到北京，时时念及祖国的进步和海峡两岸的统一。1970年3月29日，陈源因中风抢救无效而舍世，伦敦《泰晤报》认为，他的逝世使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台湾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凌叔华还是让他“落叶归根”，将骨灰安葬在江苏无锡老家，可以满足他用全部的爱永远拥抱自己赤诚热爱的国家。
之后，凌叔华寂寞地踯躅在异国的夕阳之下。她弹古筝，作国画，侍弄与之为伴的兰花、腊梅、文竹和水仙，她时不时地飞回北京观光、访友。1984年秋，她在伦敦进对萧乾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几年，我的心还留在中国。”1986年，她染上了重症伤寒，又跌坏了腰骨，加之乳腺癌的纠缠，使她痛苦不堪。1989年末，她坐着轮椅，由女婿——英国汉学家秦乃瑞陪同，飞回北京，住进景山医院。1990年3月25日，她躺在病床上，在鲜花、笑脸、寿礼、巨型蛋糕、亲人、朋友和记者簇拥中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但之后不久，乳腺癌复发、转移，时而出现昏迷。在她清醒时，常说想到北海看白塔，到史家胡同看看旧居。5月16日，她最后的愿望得以实现：她躺在担架上，看到了美丽的白塔，也回了“老家”——史家胡同甲54号——那二十八间房子是她的嫁妆，解放后变成了幼儿园；孩子们列队欢迎这位“老奶奶”。
一片叶子，曾有过自己火红的青春，也有过寂寞和孤独，飘零九十个春秋，终于又回到出生的那坏圣土，于是，凌叔华虽有留恋，但再无他想，一生的路程终于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