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她调任《文艺学习》编辑，与黄秋耘共同耕耘这块培养青年作者的文艺园地。她潜心致志，不遗余力。到了1957年，祸从天降。因为刊物上讨论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了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又因黄秋耘写了赞扬刘宾雁的文章，被横加罪名，遭到批判，也株连了韦君宜。恰在此时，子冈主办的《旅行家》杂志，又发表了她的《乘公共汽车旅行记》，只因文章说了几句真话，描写了一点艳阳天下的阴暗面，恰好成为韦君宜错误的补充材料。
之后，她被打发到农村去锻炼一年，又下放到二七机车车辆厂生活了一年。二年多的基层生活，为她的创作提供了源泉和素材。在农村，她写感到新鲜的人和事，写下放生活的感受和体会，后与人合编了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散文特写集《故乡与亲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工厂，她和工人结合在一起，写就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北方的红星》。在写工厂史的过程中，她访问了当年参加“二七”罢工的老工人，情感的交融和精神的鼓舞，重新点燃了蕴藏在她心底的创作欲望，她忘记了那令人窒息的低气压，闷着头写作。1960年，她调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此后，她比较多地写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在那两年文艺界的波涛汹涌中，自己经受了点风雨，觉得除去干什么写什么之外，好像开始对社会生活有了一点看法，一点自己的感受了。”
韦君宜真正的写作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经早两年来到了文艺界。从1965年起，她就搁笔不写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切写作都变为罪行，一切与写作有关的人，都变成了“黑作家”、“黑笔杆”，韦君宜当然也不例外，她被关进了“牛棚”，后来又同大家一道去了湖北咸宁干校，整天大会批，小会斗。这段难得的机会和特殊的身分，使韦君宜细腻地观察了社会，剖析了人生，她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她说：“这段生活简直奇妙到难以令人理解……我简直成了欧洲中世纪供人扔石子娱乐的小丑。起初，我心里恨极了，我简直是初次发现人类会如此之野蛮残酷和翻脸无情。在干校当贱民，一直到1971年，我才获得了'解放'。这以后不久，我却又成了连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这一段人生难得的机会，迅速变化的经历，'阶下囚'和'座上客'的反复互相转换，使我看清了好多人的内心。”
在干校，她的创作欲望虽十分强烈，但却无权写作。1973年，她被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工作很繁忙。每天要处理成堆的稿件，她利用工作之余，一点一滴地把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记录下来，以完成她多年的夙愿。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创作的高峰攀登。
创作道路上的冷静思索
《女人集》收录了韦君宜参加革命以来写作的大部分小说，可以看成是作家的一部代表作。其中包括她在老解放区写的3篇，“文化大革命”前写的12篇，1976年10月以后写的2篇。这十几篇作品，记录了作家几十年的斗争生活，也真实地勾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些什么和干些什么。”“先是诚心诚意地接受思想改造（《群众》、《三个朋友》）；再是使劲讴歌党、讴歌社会主义新人新事和革命传统（《阿姨的心事》、《奖品》及关于长辛店的那几篇）。在沤歌的同时，也依稀地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一点点小灰尘和小波折（《女人》、《访旧》、《畸人》），写出来是想把它拭掉”。
如果说，过去作家所沤歌的，确实是她自己感受到的美好的东西，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写的一系列作品仍然是她亲身感到的社会上“存在着不小的阴暗面。”制造这些阴暗面的人，正是“四人帮”以及一些“挖”社会主义，“偷”社会主义的人。不断地探索生活发展的动向和规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贯穿在她作品的始终；毫不掩饰的真挚情感，是作品的灵魂所在。使人信服，令人深思。
《女人集》中《清醒》和《参考资料》两篇作品，表现了已经老去的思想单纯的干部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思索。在思想内容上，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描写了两代人，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对现实的思索。一类是周青云和母亲式的老干部，年青时曾真诚地追随革命，出生入死。组织上的话，她唯命是听，即使在干校接受改造时，也依然如此。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她的思想发生了猛烈的震动，对于过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欺人说谎，不讲真话的不良倾向，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们从温沌的状态中惊醒了，终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我老实错了吗？我应该学乖巧点去哄哄他们吗？不！我不！一切歪曲和谎话永远是可笑的”。
另一类人是《参考资料》中的儿子，从小在革命环境中，在父母安排的“蜜罐”中长大，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单纯、幼稚，最相信马列主义。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并不是因为“马列主义比非马列主义有什么好处；他并不知道马列主义以外的任何主义。这种教条式的、填鸭式的教育，使年轻人思想简单，精神虚弱。当席卷全国的”风暴“掀起之后，他立刻迷失了方向，惊惶失措，盲目追随。随着斗争的深入，当他看清”四人帮“的骗局的真实内幕之后，便又虚无得一干二净，什么理想、事业、信仰、前途，只是一片真空。”这里的生活没有真理，没有忠诚，没有理想，没有糖也没有蜜。“儿子这一代人出现的思想真空，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前进，年轻一代的心灵创伤是会得到治愈的，对此，作家充满了信心。母亲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想过，像我青年时代经历过的那样一个世界，都还能够改变，就因为有我们这样一群呆丫头、呆小子；现在这局面，如果也有这样一群人，难道就改变不了吗？那么厉害的'四人帮'不是已经垮了吗？“
两代人的思考是现实的，也是深刻的。尽管有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一定会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消除的。小说的主人公在思考，作家也在思考。这种思考是可贵的，是作家庄严责任感的具体体现。
随着时代的前进，韦君宜在创作中对过去和现时的思考更加深化，深入到解放后她所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及她亲眼看到、亲身经历过的人和事，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人性的根本。八十年代以后，韦君宜创作的主题，常常是人性的洗礼。她深沉地反思在惨无人道的日子里，对人性的摧残、扼杀乃至毁灭的悲剧，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倒退。
1980年夏，与她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亲人——杨述逝世了，她默默地承受着失去亲人的不幸和哀痛，咽下了满腔的泪水，接连写了两篇感人肺腑的散文《当代人的悲剧》、《蜡炬成灰》。这是两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追述了杨述一生的不幸遭遇；以朴素无华的文字，剖析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描述了他们夫妇之间的深厚情谊。当作家和读者一起沉浸在情感的溪流中时，她却将笔锋一转，把他们引到高高的山巅，进入严肃的思考之中。杨述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但历史却在一瞬间把所有的问题颠倒了，杨述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在日夜企盼着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韦君宜在《当代人的悲剧》中称“文革”时代是“一台磨碎人的精神的石磨子”。因此，她在文章中，以一颗女人的心，呼唤着“道德”、“良心”、“爱和美”的人性的复归。文章的结尾，她告诫人们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人实际上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
小说《洗礼》的主人公王辉凡是作家在众多现实人物中概括出来的一个典型，作品通过对王辉凡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和政治生活的坎坷、曲折的交错描写，表现了老一代革命者所经过的痛苦“洗礼”，以及灵魂的净化过程，对那个有其深刻教训的悲剧时代的人物灵魂进行了新的开拓。
王辉凡、刘丽文是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王辉凡是一个有着丰富阅历的老干部，但解放后长期受极左思潮影响，失去了原有的敏锐和热情，迷信、愚忠、僵化禁铜着他的思想。刘丽文则是一个头脑清醒，情感热烈、丰富，敢作敢为的新女性，她蔑视权势和荣华，追求纯真的理想和信念。这对经历、思想、性格迥然不同的夫妻，在“风暴”来临之前终于分手了，但在疯狂的浩劫中，却又重新结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破镜重圆，殊途同归呢？是现实的沉痛教训，震惊了王辉凡，唤醒了他的人性，使他获得了觉醒的勇气和力量。这样，就使一个平凡的故事，赋予了极为深刻而广阔的社会意义，也就使小说的主人公升华到典型的高度，以独特的形象跨入了新时期文学的画廊、韦君宜正是以自己切身的感受，从探索的角度去开拓文学的新领域。她自己身为老干部，观察生活，搜集素材，描写人物都相当娴熟、真切。
如果说《洗礼》中的王辉凡是人性的复归的话，那么在《夕阳赋》中的高奶奶，就是作家对古老的中华民族孕育的富有时代光彩的完善人性的热烈赞颂。高奶奶世代贫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当了四十年保姆，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却能明是非，辨黑白，用自己微不足道的行为支撑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伟大人格，是不可战胜的。韦君宜这种对人类智慧的高度颂扬，有着深远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林海音
张默芸
台湾和北平是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