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见……见徐海东将军。”
徐海东亲自讯问过不少的俘虏，还是头一次跌到称他为将军。他苦笑了一声说：“你见不到他了，早给你们消灭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国民党的传单，向唐嗣桐摇了几下说，“你们这张纸上印着，红军的头子都死了，红军早已是一群没头领的乌合之众了……”
唐嗣桐低着头……他还能说什么呢？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一次次欺骗他们，把红军转移都说成是“流窜”，红军的著名将领，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以“万户蜂”起事的袁家沟口，老百姓更是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唐嗣桐也犯了地名啦！一个旅的糖（唐）块，全都叫蜂吃光了！”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而富有情趣。
两年前，这里的“万户蜂”也分吃过“糖（唐）”。
袁家沟口这个山大沟深的乡镇，交通比较闭塞。三十年代初期，据说这里就兴起过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以锄头棍棒为武器，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号称“万户蜂”！县府衙门敢来此地催粮，逼捐，收税，就要当心这万户之众的愤怒的蜂，蜇他个鼻青眼肿，这个“马蜂窝”是捅不得的！1933年，山阳县民团头子唐靖，曾带队包抄过“万户蜂”，结果被农民群众打了个埋伏，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慌忙逃回县城。这一仗，听说还缴了几条长枪。当地老百姓都拍手称快，“唐靖犯了地名了，糖（唐）叫蜂给吃了！”
“万户峰”是以庙沟村的阮英臣等人，领头聚众起事。他们随后又以“抗粮抗款”为宗旨，组成一支“大刀会”，推举阮英臣为其首领。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初到达袁家沟口以后，徐海东、吴焕先等亲自跟阮英臣等人作过交谈，支持他们的正义行为，动员他们以“五抗”为斗争口号，发动当地的农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阮英臣等人深受感动，表示接受红军的委任和领导。红军将这支自发的“万户蜂”农民武装改编为第四路游击师战斗营，并授予他们一面鲜红的战旗！委任阮英臣为四路游击师师长兼战斗营营长，委派红军指导员夏云亭同志为战斗营政委，装备了武器，就这样威风凛凛地武装起来了。
不久，袁家沟口也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地址就在“丰源”商号里面。门前贴着这样一幅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
附近老百姓还送来一块油漆匾额，刻着“工农当权”四个大字，高高悬挂在屋内。
这次袁家沟口战斗，第四路游击师有三百多人的兵力参加了战斗。随后，正式编入红二十五军建制。这支在战斗中诞生和成长的武装力量，三百多名“万户蜂”的子弟，在红二十五军这支英雄的部队中英勇地战斗，纵横驰骋……
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余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其他军用物资亦缴获甚多。红军只伤亡百余人。这一出色的歼灭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以来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喧次围攻。
袁家沟口战役，在徐海东不成文的“兵书”中，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又重重落下一笔：“先疲后打！”
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07页。）
袁家沟口歼灭战所取得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上面毛泽东所阐述的作战原则。
令接驾再长征 星陨四坡村“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这是当年在终南山下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谣。乙亥年六月十三，正是公元1935年7月13日，恰是陕西蓝田的焦岱、长安的引驾回两镇的逢集之日。
来自四乡的农夫山民，挑担提篮、推着“地老鼠”小车，络绎不绝，潮水般涌向集镇。许多穿戴翻新而又风尘仆仆的男女香客，朝拜完南五台庙，也混杂在赶集的人群中，更是拥挤不堪。街面上，人来人往，闹声嚷嚷。
就在这一天，取得袁家沟口战斗胜利的红二十五军，猛虎般地从山里扑了出来，横扫焦岱、引驾回两地民团，威逼省城西安。当地群众无不奔走相告：“红军出了终南山，一天赶了两个县的大集，老百姓都开了眼啦！”
7月13日，古城西安。
刚进入炎热的盛夏，闷热的空气，使人烦燥不安。如同天兵的红军，突然降临，更使驻城国民党官兵和反动势力惊慌惶恐。
城内戒严，人心慌乱。那些闻风丧胆的豪坤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外地。红军的逼近犹如一阵轰轰隆隆的闪电雷鸣，摇撼着西安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公署主任杨虎城被震昏了头，马上命令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停止西进天水，就地驻防。省城内外，顿时笼罩起一团战争的阴云……
西安城东南十五里，引驾回。
从前皇帝出巡回来，京都文武百官都到这个地方等候迎驾，故名“引驾回”，又名“接驾回”。
徐海东带领军部手枪排首先占领了镇中敌人的一个区公所，活捉区长。
徐海东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他指着墙上挂着的电话对区长说。
“不敢！不敢！”区长连连躬身向徐海东行礼。
警卫员理解徐海东的用意，严厉地命令道：“快打！”说着，手中举起了徐海东的马鞭。
“不敢！不敢！”区长腰弓得更低了。
徐海东眼一瞪，手一挥，拍着桌子，吼道：“快打！给于学忠打电话！”徐海东想利用敌人的区长报急，把西安的敌人调出一部分，拦路打它个埋伏。
区长迫于无奈，拿起电话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声呼叫着：“……红军到了引驾回，快派兵来！”
“于学忠、毛炳文的部队都要向西开往天水，堵截川西会师后有北上动向的主力‘共匪’，无兵可派！”对方回答说。
徐海东设伏计划虽没实现，但获得了川西有红军主力会师的最大喜讯，他高兴地思索着：是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还是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或是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之，不管哪一路，都是件大好事。既然有“北上动向”，那我们红二十五军必须配合，并力取会合。
徐海东正想得入神，一个参谋递来了一份《大公报》，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22日，《大公报》又报道：共军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周等处。
闻得此讯，徐海东和省委、军部的条位领导都喜出望外，高兴得几天没睡好觉。是啊！红四方面离开鄂豫皖以来，近三年了，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一直孤军奋战。急切盼望着，早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和中央红军会合呀！
7月15日。一位近似朝山香客又像江湖郎中的陌生人，骑着一头紫灰色的毛驴，由一个赶脚的老汉相跟着，从西安西关，向西南奔来。这人中等个头，不胖不瘦，黑里透红的脸色，下巴显得特尖；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的墨镜，把两只眼睛遮得严严实实，无法看到那双闪灼的眼神，毛驴得嗒得嗒地奔走着，颠动着，松散的土路上，弹起一朵朵烟尘。那个赶脚的老汉紧紧追随在后，连累带热，一路上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中午。郭杜镇，一条狭窄的南北小街，除了几个锄禾而归的农人外，所有的大小店铺几乎全都关闭了门窗，很少有人在大街上走动，气氛有点异常。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并没在镇子里吃饭，反而在路边随便买了五六个香脆甜瓜，俩人一搭说着，很快又从南头的小巷里拐了出来。赶脚的老汉心里很不高兴，一路上嘟嘟嚷嚷地说：“这大热天，也不歇个晌儿！你这先生，就知道自己赶路，也不心疼我的牲口……”
神秘人微笑道：“你老也不看那镇子，死气沉沉的，连个卖馍馍的担子也没有，没个下处哩！呵呵！早点赶路也好，不会耽搁你的回程……”
“你这个先生，也是个贼胆！”赶脚的老汉紧接着说，“南山底下正闹红咧，你去朝的啥山、逛的啥会？嘿嘿！南五台的庙会，前两天收场了，不信你不知道？”
“知道，知道！”神秘人连忙应道。沉了一会儿，他才掩饰地说：“前面不是积香寺嘛！我想在此处歇上一晚。听说，它也是唐代的一座古寺哩！”
“你不去南五台喽？”老汉愣着两眼。
神秘人随口说：“你没听那卖瓜的说，到处都扎满了红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汉连声念叨起来，“挣你两半脚钱，难保我的牲口咧！”
“到了积香寺，我进庙烧上一炷高香，为你的牲口祝福平安！”
“好说，好说！”老汉喜形于色，“别怪我老汉多嘴！你这蛮声呱啦的外路人，就不像个朝山拜佛的样子。我老汉常在城里拉驴赶脚，你当我看不出来？”
陌生人猛地一怔，随后说：“我包袱里全是香蜡黄裱，非朝山拜佛，有何它图！”
“甭哄人咧！”老汉呵呵笑着说，“瞅你穿的新鞋，就不是个朝山的人，那鞋赴不得长路……”
陌生人看着自己的鞋，似有所悟地噢了一声：“你老也是满省城转过的，都说那城里的端履门，是个‘抬脚割掌’之地，小偷多得怕人，我昨天从那端履门走过一回，只怕被割去鞋掌，一步都没敢抬脚。走到末头时，掌子到保住了，鞋后跟却被都磨出个大窟窟，只好在城头农家，买了双布鞋……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