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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攻陆文夫——
“‘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是一个在文艺领域中的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是露骨的、不加掩盖的，他们也的确把自己这种主张‘公之于世’了。这个纲领是这样的荒谬，他们想‘探索’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企图又是这样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青年。他们自称是‘一群青年的文学工作者’。……青年文学工作者中个人主义的滋长，近一年多来是有了相当发展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同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相结合，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上非常厉害的腐蚀剂。……（《沦”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一九五七年十二期《文艺月报》）
他向《新观察》开火——
“五月十六日的《新观察》上，有一篇‘一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小记’，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作者为‘本刊记者’，登在第一页。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
“《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问题现在从《文汇报》和《新观察》两个刊物上看，应当可以明白了。”（《（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他向《文艺报》猛攻——
“我过去欢喜看《文艺报》，现在也还喜欢看《文艺报》，但那‘欢喜’的原因，却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喜欢看，是因为它登载很多理论文章，想从《文艺报》中寻找理论上的问题；最近还喜欢看，是因为想从里面找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耸人听闻的谩骂，如‘懒虫们’‘老爷们’‘身价十倍’‘人不如狗’……之类。……”（《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人民日报》）
二十六岁的姚文元，比两年前“反胡风”的时候神气多了，已成了道道地地的文坛打手。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发表《录以备考》，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五十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三天一篇，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姚文元大打出手，成为人所共知的“棍子”！
免受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唯有其父姚蓬子。当他获知要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消息，连忙告诉父亲。几天之后，有人看见，一位年轻人趁众人午休之际，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协会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然后赶紧躲开。那张大字报的标题很醒目，曰《拥护共产党整风！》，署名姚蓬子。贴大字报者是谁？姚文元也！
只是这张大字报未能使姚蓬子成为“左”派。不久，姚蓬子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不过，这一回姚文元有了《录以备考》那样的“王牌”，他也就没有受父亲的牵连——他口口声声在组织生活时表白与父亲“划清”了“界限”。
第七章 文坛恶棍
“双喜临门”
《录以备考》留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脑海中的美好印象，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化为一纸调令：姚文元不再是从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借调到《萌芽》杂志编辑部，而是正式调往中共上海市委。
那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于六月一日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柯庆施一回到上海，当即决定中共上海市委也创办理论半月刊，取名为《解放》，于七月一日创刊，任命杨西光为总编辑，石西民为副总编，周原冰为编辑部主任。柯庆施点名调来姚文元，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
从此，姚文元成为柯庆施“直辖部队”中的一员，消息益发灵通了，跟张春桥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柯庆施有一个习惯：刚从毛泽东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最新信息。姚文元常有机会出席这样的小会了。他拿出小本本，不断记下柯庆施的话，揣摩这些信息，加以延伸，加以发挥，便变成姚文元的文章。轧苗头，看风向，已成为姚文元的写作秘诀。
政治上的得势，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今非昔比，姚文元已不再是在中共上海卢湾区委挨批判时那样窝窝囊囊，再也不用在肃反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金英面前低三下四了。“英雄”，赢得了金英的爱情。
一本又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不断送到金英手中。每一本书，仿佛一颗砝码，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
一九五七年六月，姚文元平生第一本书——杂文集《细流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印行了姚文元的第二本杂文集《在革命的烈火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姚文元的第三本书——《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本小册子——《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的几个特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出，成为姚文元的第四本书。
离香山路不远的思南路八十五号，变得热闹起来，贴上了红色的“喜”字。
自从划为右派分子之后难得露面的姚蓬子，也穿上一身新衣裳，和妻子一起前往香山路，步入儿子的新房，表示祝贺。
姚文元经历了一番“苦恋”，终于结婚了。新娘便是金英。
为了庆贺与金英的结合，姚文元取了一个笔名“金兆文”。“金”、“文”的来历都很明白，那“兆”则取自“姚”
姚文元“双喜临门”了。他，“羽翼已就”，要“横绝四海”了。
讨伐文坛老将
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越是得志，越是疯狂。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手中拎着棍子，战绩“辉煌”。
过河的卒子吃老将。姚文元所征所伐已是那批建树丰功的老作家。
冯雪峰，当他担任左联的中共党团书记时，姚文元才出生。冯雪峰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鲁迅去世时丧事由他主持，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对于这样的革命前辈、文坛老将，姚文元斥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者”。姚文元用从笔尖流出的墨水，往冯雪峰脸上抹黑。那些话语，非常刻毒：
“冯雪峰从他早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指导他的行动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个人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只看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因此，就顽强地要用一套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思想来领导文艺运动，顽强地反对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一九五八年二月第四期《文艺报》）
艾青，这位中国诗坛的主帅，也不在姚文元的眼中。姚文元写了洋洋万言的《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五期《学术月刊》。姚文元用这样的“概括”，指责艾青怎样“堕落为人民的敌人”：
“在民主革命时期，艾青在某些方面比丁玲走得远些。抗日战争初期，他曾经写过一些较好的诗歌，表达了人民抗日的热情。然而由于艾青的基本方向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他的一切诗歌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轴心而旋转，所以革命越前进，越是接近社会主义，他的进步性积极性就越缩小。到了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艾青的积极性就不但等于零，而且转化为彻底的反动性了。
“分析这样一个‘诗人’的思想历程，可以增长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知道许多世事。并且从他身上，取得深刻的教训。……”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姚文元咒骂老干部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其实，姚文元论定艾青的道路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已经“首次”使用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样的“批判”公式了。
就连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上海老作家巴金，居然也连遭姚文元的棍打。姚文元发表了《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巴金作品讨论）》等文，认为巴金的小说《灭亡》充满“阴暗的虚无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且批判了巴金迄今“仍旧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对于作品中暴露得很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作了肯定和歌颂。……”
姚文元甚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丁阿姨”——丁玲。当年，丁玲与姚蓬子共办《北斗》，又一起被关押在南京。姚蓬子叛党，丁玲挣脱了锁链，奔向延安……当丁玲、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时，丁玲“贬值”了。管她什么“甲玲”、“丁玲”的，谁“贬值”，就打谁。反正“符合”领导意图是最重要的。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三十五期《展望》杂志上，姚文元已向丁玲放了一枪——《丁玲的才华何怜之有》。那口气，令人竖起汗毛：“这样的忘恩负义之徒，这样灵魂腐化丑恶的人，我们斗争她�